霍布斯对国家存在必要性的两个论证

霍布斯是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对政治哲学的一个主要贡献是对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作了两个论证:第一,一旦国家不复存在,社会将成为“自然状态”,人天性中的竞争、猜疑和荣誉必然会导致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使人们的生活陷于悲惨的境地;第二,“自然法”是使人们摆脱战争状态的“理性的指令”,但对“自然法”的遵从需要某种“使人们畏服并以刑法之威约束”的权威,因而需要建立国家。他的这两个论证虽然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和批评,但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值得深入地研究。

作为一种社会认识论的文化哲学

当代社会发生的巨变需要有相应的社会理论给予解释,这种要求形成了当代社会理论研究的文化哲学论题新趋向。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格局,社会理论家们越发相信,仅仅从经济生产或者政治斗争方面分析问题显然不够,还需要从文化建构的视角去展开研究。于是,各种各样的当代社会理论与文化批判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催生出许多以文化问题为导向的社会理论。从文化批判和文化研究的路径展开对当代社会问题的研究之所以愈发突显其重要性,正是因为当代社会理论的建构和完善需要文化哲学的思考面向及其方法论上的整合。

回归语言实践:维特根斯坦的“确定性”之思

在不确定性日益上升的当今世界,维特根斯坦晚年代表作《论确定性》对深嵌于人类生活形式中的基础确定性的直接考察,重新唤起人们对“确定性”这一概念的关注。维特根斯坦有关确定性的理解其实具有连续性,维氏后期非但没有像部分后现代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否定确定性,反而转向思考语言游戏的“合宜”的确定性,晚年则聚焦探讨基础确定性问题。更重要的是,维特根斯坦的“确定性”之思蕴含着“语言实践”之维,确定性形成并显示于日常语言实践,作为行事指南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根基性作用。人类通过富含生物性、社会性和意向性的语言实践,构建起广阔的共享意义空间,从而认识世界并实现对他者的理解。因此,回归语言实践,将认知与理解活动置于语言的实际使用之中,借助对话与实践重新获取确定性,是为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一途。

何以谱系学,何为确证——威廉斯进路缘由考

威廉斯晚年思想出现“历史转向”,从强调哲学反思转向了谱系学叙事。他主张对于观念转型做兼顾各方的解释理解,这样一种活动被称作“确证”。他所展开的“确证型谱系学”迥异于尼采的“颠覆型谱系学”。两种谱系学路径均有着哲学上的“自然主义”和“认知的”关切,这样两种关切并未造成其取向差异。威廉斯彻底的“现实的心理学”即“彻底的自然主义”,以及其对于认知的透明性的追求,使得他所追求的“确证型谱系学”迥异于尼采。尼采的道德心理学依然残留着观念论的影子,因而是不彻底的。而其谱系学分析则预设了被研究对象的认知非透明性,因而表现为哲学颠覆。

“同情”的利他主义解释辩护

同情的利己主义解释的支持者认为,我们在面对他人的痛苦时被同情心唤起了自身的负面情绪,同情激发的助人行为是为了减少负面情绪的利己行为。同情的利他主义解释也预设同情会带来某种负面情绪的事实,但认为同情即使伴随痛苦仍可以产生利他动机。休谟的“同情—怜悯模型”区分了狭隘同情和广泛同情,并且认为广泛同情产生了包含关切他人的怜悯情感;巴特森的“移情—利他假说”则区分了自我利他行为和纯利他行为,并且认为后者对应一种以他人为主导的移情关切。休谟的道德哲学阐明了同情的利他性的产生机制,而巴特森用心理实验的方式为休谟的哲学观点提供了实证辩护。

约翰·怀特与钱学森教育哲学思想之比较分析

约翰·怀特是20世纪80年代后英国分析教育哲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提出了幸福教育理念、教育社会化系统改革和开放式教育思维改革论等影响于世的教育哲学思想。钱学森是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系统教育哲学研究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性人物,提出了跨学科“大成智慧”教育论、学制系统改革论、智能化教育方式论等影响及于当代的教育哲学思想。两位教育哲学家基于中英两国发展水平和面临的时代课题,均对现实教育进行了深层次思考,提出了各自的时代之问,深深打上时代烙印,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培育教育工作者等方面呈现出相似或相近的教育理念。

习性与场域:构建一种反还原论的行为哲学

法国社会学家和文化理论家布尔迪厄旨在弄清人类行为的主观建构与客观结构之间的关系,由此建立一种反还原论的行为哲学。他从习性和场域的实践化逻辑出发去寻找主客观相互作用的生成机制,力图克服社会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在一种关系性思维原则的引导下,布尔迪厄意在纠正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功利主义、唯物主义等理论逻辑的偏颇,经过折中调和达成一种“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或者说“发生学的结构主义”的理论阐释。尽管布尔迪厄的行为哲学及其实践逻辑带有明显调和折中的思想印记,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为弄清人类行为的生成机制提供了一种极具启发意义的理论视角。

近代英国经验论哲学从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的原因及其启示

英国近代经验论哲学及其基本原则由弗朗西斯·培根开创和提出,但是从培根一直到贝克莱等经验论学者,由于执着贯彻本就存在唯心主义特征的经验论基本原则,加之受经院哲学思想的影响,逐步将早期的唯物主义经验论转向唯心主义。文章对引起这一转向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进行了探究,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若干启示。

普兰查斯国家相对自主性思想的理论创新及其时代价值——从国家的“工具论”与“主体论”谈起

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普兰查斯看来,国家既不是一个任由统治阶级随意使用的工具,也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主体,而是阶级权力关系的凝聚,具有相对自主性。普兰查斯与米利班德之间的争论是其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的生成背景与理论起点。他在吸收葛兰西“领导权”与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思想的基础上,不仅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具有相对于统治阶级的自主性,还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职能的变化、新小资产阶级的形成以及福利国家模式都做出了独具特色的理论分析。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假景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金岳霖对归纳问题的回应

归纳问题是学界至今无法得到满意答案的难题,其影响着普遍知识的可靠性。金岳霖是国内第一位深入研究归纳问题的杰出学者,他认真分析了归纳问题的哲学意蕴,认为对归纳原则的辩护和对归纳问题的解决是同一件事。为了证明归纳原则的永真,金岳霖对归纳原则进行了形式化的表述,并在其中引入时间这一维度,最终得出结论 :归纳原则不可被推翻,并且是我们面对世界的接受总则。金岳霖的想法极具智慧和开创性,尽管其并不能被全部学者接受,但对于我们解决归纳问题有着很大的启发作用。

“知识”与“确定性”的分野——维特根斯坦的“论确定性”之思

维特根斯坦的“确定性”思考越发受到重视,甚至有学者将其抬高到与《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并列的高度。本文尝试从“确定性”和“知识”的分裂共存的视角入手,将以更为全面的方式对维特根斯坦的“确定性”思考给出一个相对融贯的观点,试图论证维特根斯坦并非进行一种以“知识辩护”为中心的确定性回答,而是着力于在区分“知识”和“确定性”的差异,并且缔造两者的分裂共存的情况下,维护一种“一元”和“多元”的微妙平衡的确定性方案。

第三种叙事方式:对休谟法则的超越

2000年以来的国际学术界,一场由经济学家、哲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行为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神经科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共同发起的“跨学科思想运动”,正在撼动“休谟法则”的根基。他们对人类“趋社会性”的研究表明,康德所谓“超验”的“道德律令”,罗尔斯在“无知之幕”下构建的“正义选择”,不过是先于个人而存在的、作为人类合作秩序的社会规范,在经过自然与环境双重选择和人类长期演化之后,被“固化”在我们身体和心智中的禀赋与品质。从人类心灵与社会共生演化的角度看,“实然”与“应然”之间,不存在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技术实践论:另一种实践哲学传统——弗兰西斯·培根的实践哲学

实践哲学是西方哲学中一个内涵十分复杂的重要领域和学术思潮,但是长期以来,这一领域和思潮被淹没在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研究中,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从另一方面看,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内哲学界兴起了持续近30年的内容广泛的实践问题和实践哲学研究,甚至成为这一时期的所谓“热点”问题。但是这一研究由于缺乏西方哲学基础,显得空泛且后劲不足。本期发表的几篇关于西方实践哲学的文章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希望读者不仅从西方哲学史研究的角度来阅读,而且能够认识到这些探讨对于构建一种新的实践哲学的基础性意义。

英国思想库的传统、特点和类型

英国思想库在政治生活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对那些想对政府政策和公众舆论施加影响的个人和组织提供了一种独立的客观的模式和方式。在政治生活中,英国思想库的活动和功能也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而且种类繁多,规模不一。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现代性审视

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现代性由于具有“西方中心论”倾向,在其全球化过程中引发了民族主义的反弹,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源于现代性的内在缺陷。面对全球化这一历史趋势和发展现实,后发国家的民族主义面临着两难境地:一方面,民族国家欲自强于世,必须全方位的追求现代性;另一方面要保持民族的独立品格又需要对带有浓厚西方色彩的现代性进行有吸收和借鉴。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就是在这一困境中进行着艰难的抉择。

探寻财富与美德的平衡点——亚当·斯密问题的解析与启示

亚当·斯密撰著的《道德情操论》、《国富论》对道德发展、经济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历史学派认为两书在人的本性认识上存在矛盾,由此引发斯密问题之争,相关学者不同解析,加剧了对斯密人性观认识的混乱。斯密人性观是利己与利他的二元融合,《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中对人性的看法是纲与目的逻辑关系。人性二元论所蕴含平衡财富与美德的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启示意义。

源于生活世界的判断:胡塞尔的判断发生论探微

通过对胡塞尔进行前判断或前谓词经验考察的原因进行分析,我们看到胡塞尔对生活世界进行探讨的目的绝非要背离其先前将哲学建立为“严格的科学”的理想及其先验哲学的思路,而毋宁是要通过作为前谓词经验的生活世界向先验哲学回溯,也就是要向作为先验哲学体系基础的先验自我回溯,并由此重申了其“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体系”的立场。其次,胡塞尔谓词判断的发生结构表明判断仍然是先验自我的意向性构成作用的体现。最后,从海德格尔等人的角度看,胡塞尔判断发生的动力,即先验自我的意向性构成作用实际上并非判断发生的最源始的动力,它的真正动力在于人的此在的生存实践活动之中,然而学者奥弗加德(Søren overgaard)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

法哲学中的反本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哈特法哲学理论的维特根斯坦式解读

语言哲学是理解哈特法哲学思想的核心,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与哈特的法哲学思想有着若干思想会聚。本文主要运用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家族相似"和"生活形式",阐发了哈特法律理论背后深刻的哲学基础,揭示了哈特为反对法学中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所作出的智性努力,为更好地把握哈特的法哲学理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食利资本主义、不稳定无产者与基本收入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了食利资本主义的现象。由于全球化、持续的技术革命和新自由主义的劳工与社会政策等多重影响,食利资本主义中形成了新兴的大众阶级,即不稳定无产者。与其他阶级相比,不稳定无产者的独特性体现在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以及与国家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在不稳定的全球经济背景下,不稳定无产者的规模越来越大,不确定性愈加突出,大多数人陷入脆弱的处境。这无疑迎来了重要的转型时刻,在这场转型过程中,基本收入理应扮演重要的角色。基本收入不仅可以在正义、自由和安全这三方面加以证成,在经济上也是可证成的。基本收入当然不是灵丹妙药,但如果一个社会想减少长期的经济与社会的不确定性等弊端,它可能会是一个强有力的办法。

维特根斯坦遗作:编辑历史、方法与冲突

维特根斯坦遗作编辑历史分为"两轮"和"七级阶梯"。"第一轮"工作由维特根斯坦3位遗作执行人完成:冯·奈特、安斯康姆和里斯。该轮工作从"第一阶梯"开始到"第四阶梯"结束。"稍后一轮"编辑工作由国际学者协作完成。3位整编者在编辑和出版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编辑方法:冯·奈特以遗作文本为源头的方法;安斯康姆以TLP和PI为焦点的编辑和研究方法;里斯以作者为中心的编辑方法。"稍后一轮"编辑工作逐渐变得客观和"数字化"。遗作编辑工作在三方面存在冲突:遗作文本自身特质对编者的理解与编辑方法的影响;编辑者对遗作文本的"编辑干预"现象;遗作从"私人财产"进入到"公共领域"的演变与冲突。我们只能通过阅读维特根斯坦著作来理解其哲学,而编者的首要工作是为读者提供维特根斯坦著作的客观编辑版本。在编者编辑和维特根斯坦原文间必须有条界限,我们既不能逾越这条界线,也不能将两者重叠。过多编辑干涉当然会影响,甚至损害读者对维特根斯坦遗作哲学思想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