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样态审视--兼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基因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它迥异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看待人与自然关系时的二元论思维方式,扬弃了生态现代化理论把资本增殖作为目标驱动的价值设定,超越了生态现代化理论所秉持的技术工具论倾向,以及逾胜了生态现代化理论所嵌藏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蕴涵着人与自然界内在同一的理念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系统性的思维方法以及多元共治的多边主义等文明基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中国化阐释和时代化发展,对生态现代化道路探索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以及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积极创造。

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现实功效、卡点瓶颈及因应路径

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擘画了恢宏的实践图景,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入了鲜活的绿色智慧。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数字中国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实功效来看,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可以推动经济绿色发展“精准跃升”、实现生态治理体系“智慧升级”、促进文化生态建构“身临其境”。但由此而生的由于技术至上、制度滞后、基础失衡等导致了“智能依赖”致使“建设惰性”“监管缺失”引发“建设风险”“技术缺陷”抑制“建设活力”等卡点瓶颈,严重阻滞了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效能提升。为此,亟须通过坚持“以人为本”价值观念扭转技术至上、加强制度保障弥合制度滞后、推进技术攻关突破基础失衡等因应路径,切实提升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实效。

对自然的“认同”及其困境--兼论进化论思想的生态哲学意义

环境危机的一个历史根源是人与自然在观念上的二元分裂,以奈斯为代表的深生态学家们则针锋相对地展示了人类主体通过扩展自我而“认同”自然的可能性。这一思想创见深刻,却有着陷于蒙昧的风险。在此议题上,进化论学说及其哲学阐释具有重要价值,它为人与自然的认同提供了理性基础。包括人在内的有机体本质性地消融在了与环境的关联中,人类与其他生物间的亲缘性也得到了重建。这一阐释不仅为认同自然的理想做出了重要支持,更启示我们重新思考生态哲学与实证科学间的复杂关系。

西方绿色发展理念的缘起与演进

绿色发展理念的流行,是以人类对自身实践活动负面价值的深切反思和幡然醒悟为前提的。伴随着人类生态意识的不断觉醒和深化,绿色发展理念也愈益明确与清晰,与环境、生态、可持续等概念共同构成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世界的大语境。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和生态运动的方兴未艾是绿色发展视域产生的现实基础,生态理论的日益深化和后现代哲学的推波助澜是绿色发展视域确立的理论基础,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是绿色发展视域的推动力量。

水伦理价值体系构建的生态哲学阐释——评《水伦理的生态哲学基础研究》

当前,全球水环境面临严峻挑战,水资源短缺、水污染、水生态失衡等问题日益突出,不仅影响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威胁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在这种背景下,水伦理价值体系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人与水的关系,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规范人类的水资源利用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基于此,本文参阅《水伦理的生态哲学基础研究》一书,结合生态哲学理论分析阐释水伦理价值体系的构建。

当代西方生态哲学思潮的唯物史观之审度

随着当代西方生态哲学思潮的兴起,我国学界组织译介包括环境伦理、环境哲学、生态史观、生态马克思主义等在内的当代西方生态哲学著作,并就其相关问题展开学术研究。通过唯物史观之审度,回眸中外学术史展示审度的反思性梳理及其独特研究价值。当代西方生态哲学思潮,一方面为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世界观与方法论做出了重要学术贡献;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科学历史观特别是实践的观点而存在巨大的理论缺陷,通过反思性探索彰显唯物史观之审度的创新性扬弃及其独特研究思路。对此,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唯物史观之审度的批判性超越,深度挖掘并自觉展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生态视域、理论空间和实践品格,力求审度的独特学术创新。

现代“加速社会”人与自然“新异化”的逻辑、症候与矫治路径

资本逻辑驱动的现代社会是不断加速的社会,但自然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和加速极限,本身并不追求速度和效率,结果导致了人与自然的“新异化”。现代“加速社会”的“新异化”对人的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造成了双重危害,生理失调、精神焦虑、健康危机和生态危机成了资本逻辑驱动的现代“加速社会”的显著症候。矫治资本逻辑驱动的现代“加速社会”引致的人与自然“新异化”,需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本逻辑取代资本逻辑,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特征和目标的现代化。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要在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塑造符合自然规律的社会发展速度观,驾奴和引导资本,合理发挥资本的功能,推动生态化和人性化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构建符合自然规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美德伦理视域下生态道德人格形塑的价值逻辑

美德品质作为人的内在精神特质能够对外在行为进行合理的价值规约和引导。传统伦理学的生态道德人格培育遵循着由外在道德规约到内在美德品质养成的生成逻辑。与此根本不同,生态美德伦理学主张在潜移默化中形塑道德行为者的美德品质,并在生态道德人格的养成中形成生态道德行为习惯。美德伦理视域下生态道德人格建构通过生态美德教育涵养生态道德的自省觉悟,在生态美德养成中达至生态道德的自觉实现,以及在实践中锤炼生态道德的知行合一品质,形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伦理价值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实现生态道德理性认知与情感认同的有机统一,在生态道德实践过程中彰显生态美德素养。

现代科技的伦理盲症及其价值规制

现代科技活动奉行自然主义价值观,遵循“价值中立”的客观普遍性原则,致使科学与伦理根源上割裂,表现为科学活动中真理与价值分离、技术应用中人本价值缺失以及科技工作者社会责任意识淡漠,再加之科技工作者团队的封闭性,导致现代科技出现了伦理盲症。理性审视“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粹科技价值观,重塑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意识,突破传统科技伦理价值限阈,以复杂性整体思维完善科学与伦理良性对话机制,将科学求真与伦理向善联结起来,真正实现伦理价值融入科技决策全过程。

人学视角下的生态文明趋势及生态反思与生态自觉--关于生态文明理念的哲学思考

生态文明理念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思想认识前提,它包括生态文明意识、生态问题反思与生态人性自觉。在生态意识层面上,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趋势,在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进程中,始终伴随着人学思想的演变与影响。在生态反思的层面上,顺应工业革命的近代人学思想过分强调人的主体性,形成人与自然相对立的自然观,是现代生态环境恶化的思想根源。在生态自觉的层面,生态文明的转向需要倡导促进生态文明的新的人学,在促进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和谐统一的基础上实现人性的完善,使人成为与生态文明社会相适应的生态人。

追踪“生态关怀”的足迹--中国环境伦理学三十年述评

中国环境伦理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起步的,从早期译介和输入国外环境伦理思潮到逐渐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阈体现了中国环境伦理学30年来的发展轨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诉求预示着新的发展路向。

社会生态人：人性内涵的新维度--基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考察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这种相互作用是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人与自然、社会的相互关系的载体。人的发展的可持续性集中体现在人的生态化属性,因而把"社会生态人"作为人的阶段化发展的价值理念和生态化发展的逻辑起点,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的一种人性理论假设。

生态-整体论与自然价值论伦理学的建构

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论伦理学作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主要派别,在环境伦理学中具有独特的理论地位。在自然价值论伦理学理论的建构过程中,罗尔斯顿把整体论思想与生态学观念有机结合起来,确立了新的价值论实现原则,即生态-整体论。罗尔斯顿借助生态学范式与生态-整体论的有机结合达到对自然价值论伦理学的建构。

马尔库塞革命理论的“自然-生态”维度

对自然与革命、生态与革命相互关系的探讨,是马尔库塞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维度。通过解读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尔库塞发掘了其中所蕴含的“自然与革命”思想,认为只有解放自然,才能解放人类自身。通过解读康德、席勒、马克思的思想,马尔库塞阐释了自然审美的自由革命意涵,认为通过非功利的自然审美,人类可以实现与自然的和解而实现社会变革、获取自由。从资本主义的制度层面,马尔库塞剖析了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根源,并号召通过生态斗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社会的变革。马尔库塞“自然—生态”维度的革命理论,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意义。

生态-消费悖论下的居民消费引导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生态问题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难题,这与中国当前的时代特征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正处于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因此现代性特征表现得异常突出。理性主义的思维观念、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以及对待自然的工具主义态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占所据着主导地位。但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重新审视、评价现代性成为人们的主题。因此,当下中国表现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存、生态思潮与消费主义并立的特征。中国亟需解决的问题不仅包括如何迅速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包括如何克服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生态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人的素质问题,要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首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因此,如何实现对居民消费的引导是我们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

当代死亡伦理智慧融环境伦理的健康中国人道使命--以生命长寿及身心健康为起点

当代死亡伦理智慧以生命长寿及身心健康为起点,凸显了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人道使命和命运智慧。这种命运智慧以生死互动思考及身心善衡和谐为内涵建构,既体现了个体到社会的当代中国健康战略,也体现了个体到国家领导力的当代社会命运智慧。个体生命的身体营养善衡及身心善衡可以拓展到民族国家之间的善衡与每个民族的命运善恒。当代大自然境界的生死智慧观是时空立体耦合观,是生命善衡与生命善恒的大通融。当代中国弱式生存论的死亡伦理智慧以生死相依思辨情怀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之心,对生灵生态充满了爱惜感恩之心。当代中国死亡伦理智慧与环境伦理智慧相通,环境伦理炼就的环保心智慧影响当代环保战略的灵魂。人的所有命运都基于其生死命运的建设,生态环境破坏会给人类带来生死存亡的命运挑战。命运共同体生死伦理智慧也意味着当代环保领导力的知行合一的实践智慧。当代死亡伦理智慧融环境伦理的健康使命,不仅是具有健康中国象征性支撑,还是健康人道和健康天道结合的大健康世界的中国智慧贡献。死亡风险伦理意识缺失是风险伦理意识缺失的最严重方面,时间维度的死亡伦理与空间维度的环境伦理打通建构的当代中国弱式生存中心论死亡伦理智慧,力求实现风险社会中伦理潜在因的化解。有伦理底线的人生不会私欲膨胀无度而不顾生命健康甚至安危铤而走险。预防吸毒的死亡伦理智慧降低艾滋病等死亡风险的概率,不仅有利于个体生命健康,还事关国家存亡和民族安危。死亡伦理智慧也体现了当代中国居安思危的健康战略。人的死亡最大莫过于心死,当代死亡伦理智慧建设以只争朝夕的生命感不断激励青春活力或者说修炼青春之心永恒不死。

论人-境生态系统的生态逻辑

人与自然界作为一种生态整体,是由人、自然界在社会中形成的人—境生态系统。在人—境生态系统中,人既主动地把自然纳入到人的社会体系中,按照社会的逻辑而发生作用;又主动地把人与社会纳入到自然体系中,按照自然的逻辑而活动,这种双向规定就形成了支配人—境生态系统变化发展的生态逻辑。生态逻辑是人—境生态关系的负值逻辑,是负值增长的逻辑,在正值情况下并不表现出来。一旦人的要求超过一定限度并危及"境"的正常生态,人与境的生态关系的平衡就开始受到破坏,由于"境"与"人"的生态相关性,"人"对"境"的危害就会反转过来成为"境"对"人"的危害,这种危害随着生态负值的扩大而扩大、加强而加强,人与境的互生互成,就反转为互攻互伐、互违互戗,这就是生态逻辑的体现。

生命共同体视域下新冠疫情分析的方法论反思--基于盖娅理论与“同一健康”理论的比较研究

对于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的起因及对策,学术界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广泛分析,目前作为分析工具影响最大的主要有盖娅理论和“同一健康”理论。这两个理论对于新冠疫情的分析虽然有很大区别,但也有共同之处,在方法论上具有互补的作用,学术界目前对此重视不够。盖娅理论尽管起初只是一个假说,把地球本身看作一个“超级有机体”,强调地球生物在演变过程中对于环境的反馈与稳态作用,具有一定的神秘主义色彩,但是后来经过马古利斯、拉图尔等人的批评与修正,盖娅假说消除了其中有争议的成分,逐渐成为一种科学理论。拉伍洛克本人也对盖娅理论几度修改,对气候变化、疫情等现实问题进行回应与预测。在方法论上,对于新冠疫情,盖娅理论既可以从地球本体的角度进行分析,也可以从宏观角度对于当代社会与科技发展进行哲学反思与社会批判;“同一健康”理论主张从地球内部人、生物与环境的健康的关联性角度分析新冠疫情,对于新冠疫情倡导跨学科协作和交流,注重科学防治,也可以运用于社会反思与社会批判。面对复杂多变的新冠疫情,我们可以在生命共同体的视域下,综合运用这两种分析工具进行防治,合力守护盖娅,实现人与生物、环境的“同一健康”。

人类世的“美好”与“末世”之争:分歧、实质与回应

作为在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社会运行图式,强调个体主体性意识、技术理性、资本逻辑以及社会历史宏大叙事的西方现代性隐含着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内在张力,而人类世境遇则表现为西方现代性的逻辑延伸和极化状态。鉴于此,面对西方现代性的人类世困境,生态现代主义和生态末日主义围绕着危机的根源、走向以及拯救方案展开了持续性争议。但是,双方都未能挖掘出困境背后的西方现代性原罪,并且各自的拯救方案也未能挣脱西方现代性的羁绊。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基于对“西方现代性神话”的反思和超越,提出了全球性生态危机治理的中国方案,从而让人类得以展望一种兼具反思性、建设性、开放性和全球性的全新世界图景。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伦理解读——兼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伦理批判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学的重要命题。在现代社会资本逻辑的统摄下,人和自然间难以形成真正稳固的生命共同体,人类社会面临愈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尽管当代西方绿色思潮为消解生态困境提供了不同的批判进路,但囿于资本逻辑的窠臼,未能从根本上触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悖论”产生的伦理根基。习近平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价值理念,蕴藏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三层意涵,从“伦理根基”“伦理话语”和“伦理目标”三重维度出发,为超越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价值观,开辟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路径提供了新理论、新思维和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