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的人本切入--“以《人本伦理学》为线索的理论伦理学研讨会”综述

2017年11月25日，“以《人本伦理学》为线索的理论伦理学研讨会”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本次会议由湖北省伦理学会、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社、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联合举办。

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人道主义先驱---王艮

我国明中叶的哲学家，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字汝止，号心斋，出身盐场工人，当过小商贩。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条件下，他唤起了人的某种自觉，对“人本身”作了探索，为明末清初人道主义思潮的产生准备了思想条件。

永不再来:拒绝种族和救赎人类——在接受霍尔贝格奖(Holberg Prize)时的演讲

吉尔罗伊在2019年的这篇演讲中,借助W.E.B.杜波依斯、普里莫·莱维、托妮·莫里森、让·埃默里、法农等多位思想家的思想,警示目前欧洲危险的政治局势,提出救赎人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倡导一种反对种族主义的行星人道主义。

荀子人性论平议——由“秩序”视域与“正名”方法而论

荀子关于人性问题的思考,以“秩序”为思考视域,以“正名”为理论方法。在还原“公共秩序”视域的基础上运用“正名”方法,堪称探究荀子人性观念的内在要求。在荀子那里,“性”有“本然之性”“自然之欲”两种内涵,“伪”有“知虑之伪”“能动之伪”“行成之伪”三层意蕴。所谓“善”,指在平正的公共秩序这一“根本善”情境中,人之“自然之欲”得到满足的“基础善”,以及“义”之独特价值获得实现的“究竟善”;与之相应,“恶”指的是在混乱的公共秩序这一“根本恶”情境中,人之“自然之欲”无法得到满足的“基础恶”,以及“义”之独特价值无法开显的“究竟恶”。与之相应,“性恶”可从三个方面得到解释:“根本恶”由“性”之流弊推衍而来,“基础恶”道明的是“性”之无法自治,“究竟恶”意味着“性”对“究竟善”的全然遮蔽。在荀子那里,“礼义之善”源自圣王“道心”的考量与筹划,并通过“教化”而归于常人“智心”的理解与认可。总之,在荀子那里,“心”为良善的公共秩序的建构以及符合礼制、追求道义的个人生活的达成奠定了基础,堪称其人文理想中融通性伪、沟通圣凡、贯通始终的枢纽。

从“根本恶”到无法言说的“恶”——二战后法国情境下的概念考古

恶是现代以来德国哲学传统的关键概念。康德提出的“根本恶”为人性奠定了抽象普遍的基调,涉及先验哲学框架内人性的可能性与限度,恶的神学意涵被淡化。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初,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文明的摧毁,集中营等极端事件引发了对人性的重新思考。法国哲学以自由与介入的独特思想特质,回应并发展了德国哲学传统中恶的概念,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赋予了恶的概念无法言说、无法理解的特质。恶的概念在法国自身的历史语境与地理空间中,在与德国哲学的互动中,不断流变甚至被彻底打破。恶的历史语义在理论与实践中发生了根本改变,却在美学领域与具体的文艺实践中以悖论方式得以重新言说和表述。因此法国语境下恶的概念的特质,还在于其中蕴含的救赎的可能性。

董仲舒与王船山人性论之异同

董仲舒与王船山虽所处时代背景不同,但在人性论的建构上有相似之处。他们都从天道阴阳的角度阐明人性的来源,主张天道有阴阳而人性有善恶;都肯定人性的差异性,区分了先天人性与后天人性,并在修养论上提出以心养性。他们的人性论也存在差异:董仲舒区分了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旨在强调圣王之教;而船山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人性,否定了中民之性与圣王之教的说法,提出“日生日成,习与性成”的动态人性论,更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因而其思想更具有现代性。通过对董仲舒与王船山人性论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儒家人性论从帝国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的思想嬗变。

人性之美与慈悲力量

人类文明最具代表性的人性之美,是不带任何功利性的善良和同情心,即便善良的人自身并不强大,甚至很弱小,但当他看到有人遭遇灾难或者困境时,却能对弱者生出怜悯呵护之心,面对残暴不公正的行为能够心怀正念勇于担当,当人身上这种精神通过一种形式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人性之美便得以彰显,那是慈悲的力量。

改革开放初期红色油画中的人文关怀再议

随着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国内掀起了一股关于人道主义的大讨论,为当时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丰富的思想资源。此后出现了大量表现人文关怀的油画,艺术家对人性的关注和强调人的普遍价值增强了油画本身的艺术魅力,并且以不同的视角来进行艺术创作来表现其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本文旨在通过对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红色油画作品分析进行一定的探讨和总结。

敬畏生命与生命价值观

敬畏生命,蕴涵了人类对生命的感性和理性认识,无论从历史源头追溯,还是从生命价值观的内在逻辑看,它都构成了生命价值观的原点。随着生命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敬畏生命与生命价值观之间的内在张力日益凸现。适度保持二者之间的必要张力,是人类社会健康永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这种适度张力需要重创"敬畏生命"的理性精神,重塑生命神圣性,实现当代生命价值观的理性回归。

论人的发展和人的价值的基本规定

人的发展和人的价值实现是人的问题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长期以来被作为人的问题的两个独立方面加以对待。这既不利于对人的发展和人的价值实现的深入研究,也不利于对人的问题本身的深入研究。为了解决人的发展和人的价值实现的统一,考察人的发展和人的价值的基本规定是理论上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的发展的实际意思就是:每个人作为人的各种作用、各种能力的全面、自由、充分、协调的发挥;人的价值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存在和活动对他人、他物以及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所能够实际产生的积极意义。

后人道主义:哲学人道主义的现时代反思与定位

哲学的人道主义在实践中被普遍地描述为“人类中心主义”,哲学的反人道主义不是非人道主义和放弃人道主义 ,只是针对“人类中心主义”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弊端所激起的对人道主义反思的一种理论思潮 ;人道主义在肯定人类尊严的同时 ,在实践中使人类步入了发展困境 ,而反人道主义思潮又从另一个极端导致了人类对自身主体地位和价值的否定 ,从而在理论上产生了诸多关于人与自然特别是人类与动物关系认识的混乱 ;高技术伦理问题成为后人道主义的问题。结合人与非人世界的关系 ,特别是人与动物的关系分析 ,挖掘出“后人道主义”

和谐人:传统人性假设的批判与超越

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人存在于特定历史阶段或社会状态下的具体形态,也表述为人性假设,如自然人、理性人、经济人、道德人等。人的存在方式并非恒定不变,而是由人性的发展变化所决定。"和谐人"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特定的一种人的存在方式和新型的人性假设,是对传统人性假设的批判与超越。从人性假设视角研究和谐人,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学的当代发展内涵,也是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状态下社会主体的科学的合理的诠释,具有突出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人性是什么

人性是一切人生而固有、永恒不变的普遍属性,因而不能独立存在,而只能存在和表现于人们那些变化的和特殊的属性之中:前者是人性的“体”,是人性的内容;后者则是人性的“用”,是人性的表现形式。人性是不变与变化的统一体,这是人性研究的意义之所在:一方面,如果知道人性的哪些因素是必然的、不可改变的,便不会要求人们改变这些不可改变的人性,便不会制定违背人性的恶劣道德,而能够制定符合人性的优良道德;另一方面,如果知道哪些人性因素是偶然的、可以改变的,便可以减少、禁止其与道德相违者,而增进、发扬其与道德相合者,从而使优良道德规范得到实现。

从《简·爱》中的女主人公形象探析西方女权主义思想

《简·爱》的主人公简·爱敢于反抗压迫、要求独立、追求平等、渴求知识的精神,体现出强烈的女权主义思想,使其成为那个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全新女性形象。作者以女性的眼光,重新审视既定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世界,体现了一种以女性为核心的主体意识,从而开启了女权主义文学思想的先声。通过对作品中女权主义元素的分析,剖析其根本性的成因,有助于了解女权主义对政治、经济、文学的影响,并力求对当代女性思想有所启迪和借鉴。

苗族生命伦理观与苗族和谐文化

中国苗族人和谐的社区生活是苗民族繁荣发展的基础,而这种和谐的环境又与苗族生命观联系十分紧密。是他们的泛生命意识造就了和谐的自然生存环境,造就了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文化环境,由此,创造了和谐的社区生活。

人性的追问

追问人的本性既有提高社会实践水平的功用,又具有人类对其自身存在意义追问的形而上学性质。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的界定一直囿于"善""恶"的争论中。西方也不乏对"人之本质"进行探究的哲学家。今人对人性的探究,离不开汲取人类文化历史长河中的养料,离不开撷取人类思想史上的瑰宝,同时也需要根据人类及其文化发展至今的实际,进行逻辑之推论和思维之抽象,实现理论创新。而对人性作"追求幸福"的界定,既能解释群体,又能解释个人;既能解释人的物质追求,又能解释人的精神追求;既能解释人的心理活动,又能解释人的行为性质;既能解释人类社会的整体演进,又能解释社会生活的具体展开与发展;既用语简洁、表述直白,又内涵深刻、表义普遍。

两种理性及其与非理性统一的有效教育方式

理性是判断是非、善恶和美丑的标准及其认识能力和方式,是被规范的认识和实践活动。非理性是不断涌动的生命活力。价值理性是信仰理性、方向和目的理性。工具理性是科技理性、手段理性,它不仅为信仰理性服务,而且相对信仰理性是非理性。被工具理性证明的信仰和假设是逻辑的,但其原初形态则是非逻辑和非理性的。人的本质、价值和思想、行为都是两种理性及其与非理性的统一,有效的教育应该是两种理性及其与非理性融合统一的教育。

人性概念辩难

人性是人生而固有的普遍属性 :它既包括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人之特性 ,又包括人与其他动物共同的人之动物性。人性是“体”与“用”的统一体 :人性的“体” ,亦即人性的质之有无 ,完全是生而固有、一成不变的 ,是必然的、普遍的、不能自由选择的 ,因而是不可言道德善恶的 ;人性的“用” ,亦即人性的量之多少 ,在一定的限度内 ,是后天习得、不断变化的 ,是特殊的、偶然的、可以自由选择的 ,因而才是可以言道德善恶的。人性依其能否言道德善恶的性质 ,分为两类。一类是不能言道德善恶的 ,如知情意、眼鼻耳等等 ,是心理学等科学的研究对象 ,是心理学等科学的人性概念。另一类是可以言道德善恶的 ,亦即人的伦理行为事实如何的本性 ,如同情心和妒嫉心等等 ,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是伦理学的人性概念

论“人性”和“人之本性”——兼论中国文化激励下的“最美逆行者”

“逆行者”是否违背“人性”?首先从西方人性观的演变史出发,论证西方近代“自利”的人性观并非自古就有,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制造的结果。其后,以马克思“人之本质”理论为基础,从“人的本真存在方式”出发区分了“人性”和“人之本性”,其中,后者是“互慈和创”,其承载者是区别于“原子式个体”的“超个体的个体”。儒家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两大支柱,它们汇通于对人的本真存在方式的正确理解之上,帮助我们超越狭隘的私利。因此,抗疫中的“最美逆行者”正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当代中国文化激励下的人之本性的呈展。

当代中国领导文化的结构性特征论析

领导文化作为领导者阶层所持有的政治文化观念和领导行为的精神导向 ,其内容由定格性成分、经验性成分和衍生性成分集合而成 ,各成分间的互动既赋予了领导文化的整体特性 ,又诱发着领导文化多向发展的可能性。由我国国情所决定 ,领导文化的内容、性质及其发展取向 ,都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 ,保持领导文化的人民性、大众性 ,是其生命力和价值之所在。为此 ,要按照“三个代表”思想的要求 ,大力加强定格性领导文化建设 ,并坚持走群众路线 ,努力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 ,不断提高群众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评价水平 ,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