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cient Chinese Beauty-Blessings and Curses

CHINA has been home to a myriad of beautiful women throughout the ages, and differing standards of beauty account for its wide aesthetic scope. Some women were lauded for their dancing or singing skills, others for their virtuous nature, and still others for their involvement in political intrigue.

孔子“欲仁”、孟子“欲善”与荀子“欲情”--从当今西方伦理学“欲望论”观儒家“欲”论分殊

按照西方欲望所分,孔子论欲有主观欲望内涵,但是“从心所欲”却走向了客观欲望意蕴,细究起来,其欲论形成了“欲仁得仁”之混整结构,孔子没有那么明确的善恶抉择意味。重“尽心”“知性”的孟子,其论欲更倾向于客观的意蕴,因为良知良能诉诸“欲善”的道德意志。重“礼化”“化性”的荀子,其论欲基本上就是主观的内涵,人类共通之欲与恶相通,但通过外在礼的教化和认知心的向善功能而加以濡化。大致说来,孟子所论之欲乃是激发性欲望,因为这种客观欲望的确要为道德行动向善提供理由。荀子所论之欲乃是非激发性欲望,此类主观欲望导致了道德行动向恶而发,所以才是跟从理由的。孔子介于二者之间,或者说,孔子之欲,虽未超出无善无恶,但并没有明确善恶指向,这一多元可能性引发出孟、荀善与恶欲论的两种趋向:孟子是心善—性善—情善的“自上而下模式”,荀子则是情恶—性恶—心善的“自下而上”的模式。中国原典儒学的欲论,揭示出本土“情理结构”的智慧范式,它既超出了主客欲的二分法,又让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这对矛盾得以化解,从而为人类欲望此类根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返本开新的综合思路。

从宗法秩序到伦常秩序--早期中国伦理范式的嬗变

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学所奠定的秩序形态可以称之为伦常秩序,这一秩序的轴心是父子一伦,孝道则是其最核心的层面。此与西周宗法秩序有所不同,后者的轴心是兄弟之道,纵向的父子脉络被退隐为兄弟部族之间团结与凝聚的背景视域。宗法秩序的精神原则是亲亲尊尊,这与早期儒学的仁义之道既有连续性,又有不同。仁义是从亲亲尊尊中提炼出来的,但作为价值原则,具有更高的普遍性;亲亲尊尊是与周礼捆绑在一起的体制性原则,而仁义则是超越了体制的独立的道德原理。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精神旨趣、价值建构与实践路径--唐凯麟先生的中国传统伦理研究

自蔡元培先生出版《中国伦理学史》之后,中国学者对传统伦理思想的系统研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除张岱年先生的《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之外,学术界对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缺乏系统性,1985年之后才有学人相继出版了多部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著作,唐凯麟先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唐凯麟先生在中国传统伦理的研究上,发表了多部论著,其研究的系统性和研究范式在学界无出其右。唐凯麟先生致力于传统伦理的精神旨趣,价值建构和实践路径的研究,全面再现了中国传统伦理从思想体系到规范系统、从理论探索到生活实践的立体式图景。

生命：丰盈，抑或匮乏？--从身体哲学看中国古代“性善论”传统

作为人性最基本的规定,"性善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命题,而是中国哲学对生命之自足、强盛与丰盈的神圣肯定。正如尼采以"身体即权力意志"来为现实的人生辩护一样,"性善论"对生命的自信也缘于其本质的"身体性"。因为,身体总是处于联系中的身体,从中开出了中国以象征交换为特征的"礼"的文化;同时,"礼"的交互性体现并维护着生命的"生生之仁"。在以"匮乏"为前提的经济理性支配人类世界的今天,高扬生命之"丰盈"的中国哲学无疑会为我们开启一道重新发现人之内在神圣的智慧之光。

《论语》中的三分法--儒家生生伦理学是如何从孔子思想中分疏出三分法的

与西方道德哲学通行的理性、感性两分法不同,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其内部便是智性、欲性、仁性的三分结构。从《论语》中分疏出三分法,牢牢抓住这个特点,对于彰显儒家思想特质极为重要。它不仅有助于了解休谟伦理难题何以在孔子身上无法立身,为解决这个困扰西方哲学数百年的问题提供儒家独特的智慧,更有利于认清儒学发展"一源两流"的现象,正确看待孟子与荀子、心学与理学的关系,从而形成一个将双方融合为一的有机系统,终结正宗旁出之争。

伦理学与话语体系--如何再写“中国伦理学”

"中国伦理学"是一文化特殊性概念。它立足中华民族的生活世界,以中华民族的运思与认知方式,用中华民族的语言概念,围绕普遍问题,揭示普遍之理。今天要努力探究与揭示的"古今通理",一定不是宗法等级礼制秩序的,而是当今人类文明主潮流的。没有统一的"中国伦理学",它是复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富有个性地书写;站在时代的高度,基于自身历史现实,当今"中国伦理学"才会有属于这个时代的自己的"话语体系"。书写有生命力的当今中国伦理学理论应坚持区分"实然"与"应然",坚持道德价值标准的客观确定性,坚持"伦理"与"道德"、心灵秩序与生活秩序的统一,坚持既有中国问题意识又有人类情怀。

“法天”以“利人”,“修身”以“为义”--墨家天人关系视域下的伦理思考

墨家的伦理学常被概括为功效主义,但其背后的哲学谱系非常多维与丰富。墨家如儒家、道家一样是在天人关系论中展开其伦理思考的,不过墨家的天人论是一种天对人监察与赏罚而人只能效法天的比较“强硬”的天人观。在这样一种天人观影响下,墨家一方面与儒家一样认为人禽之间有根本性差异,但墨家所认可的人禽之别在于人有“力”(勉力而为);另一方面墨家不像儒家那样重视人性论、心性论,而认为以“所染”来理解人性即可。这样一种对人的理解虽然更强调人应“被动”地效法天,但仍旧需要言行合一、学以成智、明义以成德等个人修养来既实现对天志、鬼神之真理智慧的认知,又将这些真理智慧——墨家的“十大主张”——实践于现实。

明末清初相反对立的阳明学派史--周汝登《圣学宗传》与黄宗羲《明儒学案》的比较

回顾近代以后的阳明学研究史可以看到,阳明学派的研究一般以黄宗羲《明儒学案》为出发点,以尊重有善有恶说的修证派为阳明学的正统,以尊重无善无恶说的左派为异端。但是,如果根据周汝登《圣学宗传》可以看出,明末的状况是在阳明学派中,左派是主流,修证派是相似朱子学的保守派。《圣学宗传》代表明末万历末年的阳明学观,《明儒学案》代表清初康熙间阳明学观,二者都应该被尊重。

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及其得失--一个由过程思维切入的思考

安乐哲将过程-关系思维由宇宙论扩展用于阐释儒学人性论、伦理学。他高扬人在关系性互动中的修身实践。在这种实践中,个人与角色是并生的。这种对"角色"的理解依重个体经验,具有很强的动态、开放和处境化的特征,从而缓和了对传统儒家血亲伦理所作的固化和封闭的理解。但由于经验具有复杂性,修身的发端不应该被绝对化地置于血亲-家庭关系中,"角色"应该被赋予更加多元的内容。同时,过程宇宙论可能给人带来无常、寂灭感,这不利于道德实践。

认知、信念与行动——由荀子论及儒家道德行动的动力问题

一种好的道德理论必须能够有效说明道德如何激发行动,这一问题在荀子那里具体表现为认识的“知”如何激发实践的“行”。《荀子·解蔽》“知道”“可道”“守道以禁非道”的说法,从认知、信念、行动的关系角度看,“知道”是“行道”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由“知道”到“行道”还需要“可道”提供行动动力。人之所以会以“道”为“可”,前提在于“道”是“真”的;而“道”之所以为真,是因为“道”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历史性真理,具有强烈的规范性和评价性。一个人对“道”的认可,意味着对“道”心肯意肯的心灵状态,而这一心灵状态本身便具有激发人的行动的动机效力。在荀子以认知为核心的伦理学中,道德行动可以由作为信念的“可道”提供动机上的效力,这为儒家注重认知一脉的传统如何解决道德行动的动力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思考。

“恕”的当代意义--兼议《儒家角色伦理学》

孔子“一以贯之”的道其实就是两个字,一为“忠”,一为“恕”。孔子认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美国学者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对儒家角色予以了具有普适意义的界定;只是这种角色的产生,断不像安乐哲那般善意和美好。当然,儒家具有一种自我更新、自我拯救的观念行为,这明显地体现在孔子的“恕”道。

王夫之与中国哲学

在中国哲学史上,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具有总结的意义。以何物存在、如何存在等形而上的问题为关注点,王夫之强调对世界的考察需要联系人自身的存在,由此扬弃对世界的思辨构造。同时,通过将有无之辨转换为隐现、幽明等论题的辨析,王夫之克服了把虚无或虚妄绝对化的趋向。以阐发儒家“诚”的概念为前提,王夫之对虚妄不实的存在规定作了否定。在伦理学上,与“无我”说相对,王夫之肯定了道德主体(“我”)的存在,并将现实的主体视为身与德的统一;“身”表征生命存在,“德”则包含综合的道德品格。与肯定自我相关,王夫之反对人的物化,并肯定了合乎普遍规范的人格境界。在肯定新民的同时,王夫之又注重如何使普遍之理与特定的行为情境结合的问题。通过辨析理欲,王夫之既确认了普遍规范的制约,也关注于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力。在认识论上,王夫之首先对能与所的统一作了肯定,并将形、神、物三者的交互作用视为知觉发生的现实根据。通过考察格物致知,王夫之分梳了感性与理性在认识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在知行关系上,王夫之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肯定了二者的动态统一。除了以上方面,王夫之在哲学上的思考还包含丰富内容,其考察所及,既关乎事、理、势的关系和性命之辨,也涉及对传统的心、性、情等问题的理解,相关论述围绕中国哲学的论域,从更广的层面展现了对古典哲学的反思与超越。

孟子性善论的伦理使命

孟子性善论试图打通天道与人道、真与善、外在环境与内在自我之间的鸿沟。此宏大的理论抱负集中体现为三大伦理使命:(一)人性存在论确立人性的本体根据,断定人性是人人生而固有的先天之心;(二)人性价值论肯定人性善是人性先天具有的、源自“四心”的道德价值,是不受任何外在因素影响的内在善,是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三)人性方法论主张人性善的实践程序是天道通过君子实践人道,也就是说,君子秉承天道,自觉地保持善、追求善、彰显善。孟子性善论既有其生命力与合理性,亦有其不足之处。其伦理使命的当下践行,尚需注入新的时代要素。

论蒙培元的儒学情感理性思想

蒙培元先生的儒学情感理性思想的核心是“情即理”,它既不是情感加理性,也不是符合理性的情感或情感与理性的混合体,而是情感本身自有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传统理性概念的理性思想,能够真正将中国哲学的理性思想与西方哲学的理性思想区别开来。蒙培元先生所首创的儒学情感理性思想是他对中国哲学和哲学最为重要和最为独特的贡献,这一思想从新的视角揭示了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本质的精神特质,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转化开辟了新的道路,树立了新的范例。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伦理意蕴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主要是一种道德要求,其要义是要求我国社会各界自觉热爱中华文化,自觉敬畏中华文化,自觉践行中华文化蕴含的正确思想理念、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对中华文化形成正确的道德态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大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激荡的复杂局面中,中华民族既应该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自身在历史上形成的正确思想理念、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也应该心系世界、心系人类,为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积极贡献力量。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主要道德要求是:中华民族应该充分张扬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应该坚决挺立自己的精神独立性,应该理直气壮展现自己的文化自信。中华民族应该共同遵循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这一极其重要的道德要求,既不能做唯我独尊的中华文化中心主义者,也不能做崇洋媚外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者。

从时代要求到全球视野:续写中国伦理学的线索与途径--高国希教授访谈录

时代感与实践性是伦理学自身的两大特色,因此,中国伦理学研究发展至今,所必须面对的就是,我们一方面处于一个充满着不确定与未知因素的转折时代,另一方面则面临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实践所具有的超越性。可以说,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任何一个国家或区域的人们所产生的行为与生活方式,都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这些对于今天中国伦理学界的研究提出了诸多挑战,也创造了更多机遇。那么,在今天如果我们将续写中国伦理学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时代使命的话,应该以怎样的高度和怎样的视角来看待时代提出的种种问题呢?对此,我刊特别约访了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国希教授,系统地梳理关于续写中国伦理学的相关问题。

德政合一与布衣教王侯(下)--道德学社的性质与特点

道德学社是民间大儒段正元创办的社会教化组织,具有普世性、民间性、实礼性、实践性、宗教性等诸多特点。它不仅在民国时期吸引了大批各阶层信众,即便是新中国成立后,虽组织形式不复存在,但仍保有实际的影响力。应该说,道德学社具有进步意义,可为今天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提供借鉴。

德政合一与布衣教王侯(上)--道德学社的性质与特点

民间大儒段正元继承了先秦儒家“德政合一”的思想,在政治实践上追求以道治天下,德政合一。为此他先后游说于北洋军阀、蒋介石集团,可惜不为当轴者所用。他退而办道德学社,尝试向民间传播儒学,以实现布衣教王侯的志向。

荀子“诗性伦理”思想研究

关于荀子的“性伪之辨”有性伪合、性伪分两种观点,而这两种观点的共同问题是未曾发现荀子思想中的诗情视域。荀子对“性”概念的约定有价值性与认知性两层意义,由价值性约定而有“性(欲)恶”,由认知性约定而有“性知”。对“性”概念作出约定的根据源于本真情感的诗性言说,在情感领悟与反思中生成“性知”,由“性知”给出欲恶、伪善的判断,“性”的认知性与价值性的约定由此产生。礼义之伪兴起于情感,建立于“性知”。在仁爱与“好义”之情的诗性言说中兴起关于“道义”的领悟与反思,以道义为根据,“性知”建立起“礼”的规范制度。“礼”以“别异”为特征,而礼的实践以“乐之中和”作为调和,从而可能在实践中超越差异,完成向仁爱的诗性复归。诗、礼、乐在荀子思想中构成一个回环结构,荀子的伦理思想可称为“诗性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