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我国公民道德素养的核心构成

公民道德建设的根本在于培养有道德的公民。培养有道德的公民,前提在于明确公民道德素养及其构成。公民道德素养是公民应该具有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它并不局限于狭义的思想道德,而是指一个好公民在政治、法治、道德和人格上必须具备的认知、观念和行为,包括公民品格、国家认同、法治观念、公共道德、公共精神五大核心构成,这五个方面相互交融、相互依存,共同指向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爱国的理由:基于理论、历史与实践三重逻辑的论证

爱国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重要分量,爱国的重要性和培养路径已经得到理论界充分阐释,爱国的理由则有待进一步探讨。就理论逻辑而言,需求主义、心理学和历史文化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爱国的合理性,作为基础性补充,实践唯物主义的论证使得爱国的理论逻辑更趋完善;就历史逻辑而言,古代中国人的爱国理由与机制联系有关,近代中国人的爱国理由强化为生存联系,当代中国人的爱国理由进一步强化为命运联系;就实践逻辑而言,社会主义描摹了爱国的底色,中国特色丰富了爱国的底蕴,现代化增强了爱国的底气。

郑成功爱国主义精神与厦门特区建设

明末清初,民族英雄郑成功以厦门为基地开展抗清斗争,厦门成为他培育爱国思想、践行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基地。郑成功在厦活动蕴含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与三百多年后厦门在经济特区建设中展现的“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内涵是相通相连、一脉相承的。郑成功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成为厦门独特的人文底蕴,至今对厦门的发展仍发挥积极作用。

亚里士多德友爱观及其对公民道德建设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深入而全面地探讨了友爱思想,阐释了完善的友爱以及与友爱性质相关的问题。友爱是一种美德或者德性,同时又是联结具体德性、快乐与幸福的个体最大的外在的善。友爱作为一种公共伦理,在培养公民道德品质,维护城邦稳定和繁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公民道德建设任重而道远,研究亚里士多德友爱观,对于我们贯彻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特别是加强“四德”建设,构建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公民道德素养的生成机制

研究公民道德素养的生成机制,是开展公民道德教育、提升公民道德素养的前提。公民道德素养的生成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价值引领是方向,主体自觉是动力,公共交往是关键,公共生活是根基,良善制度是保障。构建公民道德素养的生成机制,应该坚持公民道德自觉与社会价值引导相结合、公民道德教育与实践养成相结合、积极倡导与有效治理并举,家校社协同育人,综合施策,标本兼治。

蔡元培公民道德教育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作为近代中国伟大教育家之一,蔡元培在长期教育实践过程中,牢牢把握德育主线,开创了中国式公民道德教育体系。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他借鉴吸收中华优秀道德文明与西方民主文化之精华,独创性地提出公民道德教育之纲领,即“自由、平等、亲爱”,用儒家经典解释为“义、恕、仁”。既吸收了新文明,又坚持了中国独特文化底色,为新时代立德树人目标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导向。

“假”的真实性——一种关于“网络虚拟生活”的道德哲学辩护

在景观资本主义及各种装置机制的多重作用之下,如今全球范围内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已然遭遇到了质疑。与此相对,那些流行的对于虚拟世界是“假的世界”从而赶紧离开并返回到唯一真实的现实世界的说法开始遭受挑战。在虚拟与现实互相缠绕的现实幕景之下,我们需要重新考量二者各自的“真”与“假”,在此基础上,一种关于“假”的现实合理性的观念理应获得其哲学基础。

从家国情怀到爱国主义——兼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一种伦理进路

“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其形成有着基于宗法制的独特历史文化背景。事实上,“家国情怀”在一般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家国同源、家国同构与家国一体,在更深层意义上则需要结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来理解。同时,“大一统”“忠孝一体”的伦理观念是“家国情怀”的内在价值线索,沿着这一价值线索,可以在现代化转型中找到“家国情怀”的现代版本,即爱国主义。通过这种伦理价值分析基础上的从家国情怀到爱国主义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并挖掘民族复兴的深层次力量,找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一种思路。

论公民体面公共生活的实现

体面生活是基于个体的自由选择并受客观条件制约的、得体有尊严并且可以为一般人接受的生活。就体面生活而言,我们所不能忽视的是人作为智性的主体参与公共实践的体面。这是由公民的身份所衍生出来的体面。公民美德和公共理性是实现体面的公共生活的基础,而就体面公共生活的内容而言,我们从参与主体、参与方式与参与渠道将其分为身份的体面、行动的体面、程序的体面。就实践层面而言,我们还要通过公民身份所带来的权利和义务来实现体面的公共生活,落实民主协商制度,在公民尊严的保护中彰显体面的公共生活,还要通过积极的行动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梁启超论公私之德与新民教育

梁启超对国家现代化的思考不仅体现在“维新变法”上,还体现在他希望通过培养公德来提高国民素养以实现“新民”教育的目的上。梁启超对公私之德的思考,既是对中国传统儒家德性观念的全面评判和继承,又是结合当时社会对道德观念所作的丰富和发展,从而在现代意义的道德观念上恰当地处理了公私之德的关系,有助于国家现代化的实现。

论红色记忆阐释中的爱国情感空间建构——以皖西红色记忆阐释为例

皖西红色记忆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皖西人民百年奋进所积淀的历史记忆,蕴涵着丰富的爱国情感,如何运用符号阐释红色记忆,并依托其建构爱国情感空间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时代课题。因此,通过把握皖西红色记忆的时代特色与历史地位,能够揭示皖西红色记忆在符号阐释中爱国情感空间的建构逻辑及难点。同时,从皖西红色史料、红色遗迹、红色活动中选取文本符号、图像符号以及仪式符号,创建皖西红色记忆的符号系统,通过调节象征符号与主体、文化、空间的互动状态,将皖西红色记忆符号转化为学校符号、品牌符号与城市符号,进而在皖西红色记忆的符号阐释中优化爱国情感的空间建构。

戴季陶的礼制思想浅析

1942年,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受命在抗战之中主持民国礼制的讨论制定,戴氏投入其中,通过《学礼录》及一系列的书信、文章等阐述了其以“周制”为模板,在道德秩序、社会秩序、政治秩序等方面形而上的规划,想象了以节制中和、文武并举的公民,全能政府、贤人政治的秩序和创业垂统、作则君师的领袖三者结合的理想国。戴季陶在民国后期对礼制复归的想象既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力图为传统儒家道德在现代社会中重新寻求“礼”这个具体展现方式的努力,亦是代表了国民政府力图通过稳定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来稳定政治、消弭革命的企图,但他在制礼作乐上湮没无闻的事功也反应了其间的深刻困境。

我国社会诚信缺失的根源及治理对策

社会诚信体系涵盖了个人诚信、企业诚信和政府诚信三个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的层次。从我国社会诚信的现状看,虽然在个人层面、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上都做出了一定努力,但是诚信缺失仍广泛存在。由于诚信缺失对我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诚信缺失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诚信缺失的根源于:社会分工不断深化和细化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社会各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以行业协会为代表的中介组织发展不健全;政府监管缺失和乏力;社会风气不正。因此,在构建社会诚信体系过程中应该加大信息披露和公开制度,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罚力度,增加失信者的机会成本;健全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形成企业间的自我监督和约束;规范政府行为、发挥政府宏观引导作用;加强社会诚信宣传教育,共建文明诚信的社会风气。

论和谐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

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要求公民道德建设的目标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要求公民道德建设的体系设计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要求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体现网络时代道德价值多元化的整体发展;要求公民道德建设的途径体现针对性与实效性的动态发展;要求公民道德建设的管理体现“四位一体”的协调发展。

略论中国朝鲜族的爱国主义情结

中国朝鲜族的中华爱国主义情结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形成经历了由双重到单一、由模糊到明确的发展过程。新中国建立后 ,朝鲜族的爱国主义思想更加趋于成熟 ;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 ,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社会道德的兴衰与罗马帝国的兴亡

罗马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世代相袭的传统美德。这种传统美德不仅是罗马民族崛起的精神动力,而且对于当时城邦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海外霸权的确立和大量的财富流入罗马,导致罗马社会道德沦丧,传统美德逐渐消失,并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可见,罗马帝国的兴衰与社会道德的变化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从“权利公民”到“责任公民”——当代西方公民教育理念的嬗变

公民既是权利承载者,更是责任承担者。公民资格(citizenship)是公民教育的核心概念,有什么样的公民资格观,就有什么样的公民教育。正统公民资格观是一种作为权利的公民资格观,这种培养“权利公民”的公民资格观过于强调权利而忽略了公民资格所蕴涵的责任。出于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诉求,当代西方公民资格观呈现出一个共同的品质,即关注“责任”,注重“责任公民”的培养。随着由作为权利的公民资格观到作为责任的公民资格观的演进,培养“责任公民”成了当代西方各国公民教育的共同旨趣。

从实践维度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本质

要正确理解价值的本质,就必须从了解主客体关系入手,因为在大部分对价值概念的界定中,主客体都是难以回避的重要元素。对主客体关系的把握,几乎也不可能绕开实践来进行,因为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在实质上就是实践过程。价值与实践的这种内在的逻辑关系,是深刻研究价值本质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构建价值本质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的支点。所以,从实践与价值本质之间关系的视角来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本质,特别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发生、特性、活动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必然能够深刻地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本质。

公民·公民教育·思想政治教育

公民概念在西方由来已久 ,它直接与国家相连并被认为是政治民主的一个关键因素。西方公民教育的核心 ,就是通过政治社会化形成公民意识。我国传统上只有臣民而无公民和公民教育 ,民国建立后所实施的公民教育也不成体系。真正将公民教育单独提出并加以强调 ,是在我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立足于公民的塑造 ,培养公民的意识、观念与精神 ,是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

“公共精神”:培育当代民族精神的核心理论维度

现代教育的最终使命和核心任务在于塑造和培育民族精神。任何民族的民族精神,实质上是该民族之“公共性”文化精神的理论表达,以及对共同的价值理想、信念的理解和不懈追求。现代“公民社会”需要具备现代性社会精神气质与人格特质的人,国民教育尤其是民族精神教育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化的“公众教育”,是指全社会都参与到新的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学习、传播、创新和实践中来。培育民族精神中的“公共精神”品质的关键,是发育中国的“公民社会”,培养民众的“公民意识”。一个国家的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可以折射出这一民族和国家文明的面貌;反之,从一个民族国家的文明中也可以看到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投影。突出民族精神中“公共精神”信念的教育,既是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中华民族的“国家形象”的长远之策,又是构建一种涵摄“公共性”文化精神与价值理念追求于其中的、富于鲜明时代特色的开放的民族精神新生形态之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