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迟到的波西米亚文化研究巨著——杰罗尔德·西格尔《波希米亚巴黎:文化、政治,和资产阶级生活的边界(1830-1930)》评介

卫华教授新近翻译出版的杰罗尔德·西格尔《波希米亚巴黎:文化、政治,和资产阶级生活的边界(1830-1930)》一书,通过扎实的史料梳理和深入的个案研究,鲜活地再现了波西米亚发展状貌,并突破西方学界关于波西米亚与资产阶级关系的研究成见,深刻揭示了波西米亚的文化特征和精神本质。对于尚处于拓荒阶段的国内波西米亚研究,其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论北宋士人园林的美学意蕴

北宋士人大多是兼具文人、学者、政治家多重身份的综合型人才。作为官员,他们大多心怀济世理想,先忧后乐,但这种理想落到现实中,往往是陷于官场争斗。因此,他们渴望在官场之外构筑一些私人空间以获得身心的宁静与自由,园林便是其中之一。首先,园林可以被视为官场名教之外的自然场所,士人在其中获得逍遥之乐。其次,园林按照写意的方式构建,处处体现了文人趣味。再次,通过对园林的建构与欣赏,士人实现了身份认同。从美学上讲,园林在士人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诗文创作、书画欣赏等文化活动不仅展现了士人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趣味,也成为其社会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园林是士人构建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的工具,士人通过营造和体验这些私人空间,塑造并传播一种精英文化,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引领审美潮流。

生态美学的双重视角与结构层次--从生态哲学角度审视生态美学

生态美学具有生态存在论和生态主体论(认识论)的双重视角,这两大视角贯通整个生态美学,具体体现于对古代美学具有否定意义的生态存在论美学和对现代主体论美学具有否定意义的生态主体论美学中,同时也体现在这两大美学具体存在形态的生态环境美学与生态文艺美学之中。由此,便形成了以生态存在论为基础的包括生态存在论美学、生态主体论美学、生态环境美学及生态文艺学的梯形结构层次。

存在之思与生命之美--尼采的生命美学思想管窥

尼采认为艺术是生命表现形式,艺术和审美使生活变为有价值,这是他从美学角度对人生和世界所做的解释和辩护。他的生命美学是用狄奥尼索斯学说解释生命存在的产物,视艺术为个体生命所能体验到的最真实的存在。尼采认为美是主体的生成,是权力意志的体现,体现了存在之思和生命之美,也是他对存在本质和意义的独特诠释。

作为文本的身体--对于吉奥乔·阿甘本“赤裸生命”之说的异见

吉奥乔·阿甘本的"赤裸生命"之说,丰富了"生命政治"理论,立于道德的制高点上,其人文价值鲜明而丰厚;但就学理而言,却遮蔽了另一向度的阐释可能性,偏执于权力对生命的剥夺,忽视了权力对身体的"铭写",偏执于身体的政治/生物角度,忽视了身体的政治/文本角度。围绕"身体/生命"的活动其实也是文本现象和话语活动。

类型化还是个别化?---弗兰克·西布利对形容词表语性与定语性之分的理论阐发及其美学意义

弗兰克·西布利早期曾通过区分确定性质与可确定性质“解决”了传统的特殊性问题,但他后期从彼得·基奇那里借用来的形容词定语性与表语性之分却导致了这一问题变相的回归,表现为类型化与个别化之争。西布利把基奇的区分改造为两种用法和三种类型,强调定语性不能脱离其修饰的名词,表语性则可以独立于其修饰的名词。他认为“美”是双功能的,“丑”是定语性本质的。肯德尔·沃顿的艺术范畴论表明形容词的定语性本质或定语性使用说可以成为广义艺术文体论乃至文体批评的一种理论依据。但西布利对“好”或“美”主要偏向表语性使用的主张却可能更有利于反对类型化、强调个别化的传统艺术观。

维特根斯坦美学批判---兼论重返“美本身”之探讨的可能性

美学研究需要深入讨论“美本身”,但这一课题已被人们遗忘。而重返这一课题则必须面对维特根斯坦美学,因为目前的遗忘正是自他而起。早期维特根斯坦美学将“美本身”置于“神秘之域”,主张对此“保持沉默”。但这一观点要么因其中的悖论而无意义,要么只是对“美本身”问题的一种有前提的悬置,据此并不能导出放弃“美本身”之探索的结论。后期维特根斯坦美学在否弃“美的本质”探讨的基础上,将美学导向“语法”或“生活形式”研究,开辟了新的美学方向。但“美本身”和“美的本质”不是一回事,美学的“语法”研究或“生活形式”研究也不能取代促使“语法”或“生活形式”变动的“动力”研究。这样的动力追寻恰可将我们引向对“美本身”的探讨。因此,维特根斯坦美学不是我们遗忘或放弃探讨“美本身”的根据。重返“美本身”的探讨,不但可能,而且必要。

作为审美主体的人--蒋孔阳人本美学思想初探

从“意识与目的”“自由与自觉”“社会性与历史性”等方面,探讨蒋孔阳是如何把人当作美的中心,凸显人的本质和确立人的审美主体地位的。蒋孔阳认为人的本质具体表现为人的本质力量,人在劳动实践中把本质力量对象化,美也在人的劳动实践中生成和创造。人在劳动实践的过程中,与客观世界发生着各种关系,而美只从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产生。审美关系只对人而存在,它是美学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美反作用于人的本质力量,可以促进人精神境界的提高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美具有重要的为人价值,人的生活需要美,所以人在劳动实践中欣赏美和创造美。

通向乌托邦之路--评马尔库塞的审美"大拒绝"策略

20世纪弥漫着深沉的历史悲观感,马尔库塞的思想也感染有这种浪漫色彩,其思想理论和他诗人哲学家的气质相关。面对发达工业社会不可逆转的单面化和人的单向度化,马氏的社会批判理论从政治的批判与"大拒绝"一步步走向了文化的批判与"艺术革命",从而构想出了一条通往审美乌托邦之路,给予无希望的人以希望。马尔库塞的这一思想发展历程,从学理上说,有其理论的深刻来源。

解读“流浪的蝙蝠”--《庄子怀疑论美学》评介

颜翔林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成果《庄子怀疑论美学》,以精湛的逻辑推导和理论思辨的能力,深刻阐释了庄子美学思想中的核心结构,并将其作为借鉴以关切现实。

从象征到移情--移情论美学的历史发生

移情论美学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西方美学流派,但这一流派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仍是一个美学研究中的未解之谜。本文认为,移情论美学的理论源头是浪漫派诗学,这派理论把艺术作品视为艺术家情感的表现,这就面临着如何把客观的物象与主观的情感联系起来的问题。德国浪漫派诗学主张艺术是对自然的象征,而自然又是精神的产物,这就为物象与情感的联系找到了依据。这一主张为弗里德里希·费肖尔解决19世纪中期德国美学界面临的“形式派”和“理念派”之争提供了契机,他认为艺术就是借助于形式以象征的方式表达理念,而象征则是通过精神向物质的“生气转移”而产生的。他的儿子罗伯特·费肖尔进一步把这种“生气转移”解释成“自我投射”,即主体通过想象将自我投射到对象之中,从而使对象成为对于自我及其情感的表达。由此出发,他创造了“Einfühlung”一词来解释自我投射所产生的“内在性情感”,之后该词被解释为“移情作用”,从而为移情论美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国家森林公园内极品山邸终揭神秘面纱——旭飞·桐林半山隆重举行“产品鉴赏会暨Almeria＆CBRE签约仪式”

由旭飞集团倾力打造的深圳市唯一森林公园内极品山邸——桐林半山给了市场太多的期待!在豪宅客户的热切期待的目光中，1月13日上午旭飞·桐林半山在彭年酒店彭年殿举行了盛大的“产品鉴赏会暨Almeria＆CBRE签约仪式”，终于揭开了期待以久的神秘面纱!

一门崭新的“风格学”——梅洛-庞蒂的“风格”概念

本文旨在探讨从《知觉现象学》到《间接的语言和沉默之声》中的"风格"(style)概念。在梅洛-庞蒂那里,风格是主体带着其身体在生活世界中存在时、在与世界和世界中的其他主体打交道的过程中,所辨认出的世界和其他主体的基本面貌。作为"连贯的变形"的绘画风格论,保证了绘画艺术的真理性,绘画史作为风格史而获得了统一。然而,在梅洛-庞蒂的思想进一步发展,进而要求超越其前期的生存论和现象学并萌生建立新的本体论的期待时,一直居于梅洛-庞蒂哲学中心地位的"身体"概念就需要让位给更加具有本体论特征的"肉身"(chair)概念,而与身体-主体思想紧密联系的风格概念也就相应地退出其核心位置。

书写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美学史--《20世纪中国美学史》总序

美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是20世纪初年才被引入到中国的。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美学通过吸收外来资源,挖掘和阐释中国古典资源,在争论中进行独创,从而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美学的发展,与中国百年来社会变迁,文学艺术的发展联系在一起。《20世纪中国美学史》将这一百年划分为四个时期,即从世纪之初到"五四"前后,从20年代到40年代,从50年代到"文革"结束,以及从改革开放到世纪之交,分别叙述这四个时期的社会特点以及相应的美学发展情况。在写作中既突出重点人物,同时也注重各时代众多人物的扫描,从而提供一个世纪的美学全景。最后,揭示美学这一学科在新世纪的走向和在新时代的发展前景。

从“自然”到“新自然”--马克思主义自然美理论的新媒介延伸

建立在"自然人化"基础上的"自然"和自然美理论不仅确立了实践在美学基本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而且为我们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发现"自然"的人文含义,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当代新媒介引发了人类文化形态的深刻变革,创造了不同以往的"新自然"。与以往的自然不同,"新自然"表现为自然的虚拟化和自然状态的消逝。从美学角度来看,"新自然"呈现出两大审美特征:第一,与现实自然的脱离;第二,呈现出明显的艺术化倾向。"新自然"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自然美理论必须回应的新挑战,需要认真思考。

中国生态美学研究发展概述:1994-2012

新世纪以来,生态美学成为了美学研究的一门显学。在经过了萌发和草创阶段之后,中国生态美学研究目前已经进入了学理整合、丰富、深化阶段。试对中国生态美学研究的发展作一梳理,并概述生态美学的学科定位及其审美原则。

“object”的符号学结构与“物体系”——兼论鲍德里亚对符号学美学的发展

object本身的三重意义结构与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体系有对应关系,而The system of objects(《物体系》)正是用object这一符号的多重含义构建了object(物)的system(体系)。或者说,object本身的体系正是《物体系》的体系。object在此获得一种隐喻性内涵:《物体系》是"物"的自主性叙事。这种形式上的结论在鲍德里亚的主题内容中得到印证,鲍德里亚通过他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消费社会"物"的神话。从另一方面,上述结论也表明鲍德里亚将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美学扩展到整个"物"的世界。消费社会中"人/物"关系将使符号学美学获得一种新的价值生长点。

“物色”作为中华感兴美学精神之光的灿烂显现

“物色”作为中华感兴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最初由刘勰提出。“物色”既是中华古典艺术审美“感物”“感兴”“比兴”得以发生的对象来源,又是古典艺术“意象”“气象”“意境”得以生成的重要基础。物色论是进入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感兴美学研究的必经之路,但学界对物色论美学范畴的研究相对薄弱。“物色”美学范畴在中国美学史上形成了一个绵延不断的学术谱系。“物色”美学范畴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古代气论哲学和气感哲学。“物色”是宇宙元气和天地精神在自然物象之声色状貌光影中的感性闪耀,同时又是人的德性精神之光与自由精神之光的生动呈现。物色成为中华感兴美学精神之光的灿烂显现。物色论美学可与西方美学的自然美论、形式美论、审美感性论、灿烂感性论、存在境域论加以比较,亦可与德国古典美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精神相互发明。物色美学范畴因而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和普遍价值,值得展开系统研究和现代阐释。

中国美学何以可能?

为了解决中国美学“何以是中国的、又是美学的”这一难题,我们需要在跨文化美学的框架下区分术语与话语这两个概念。一方面,术语不同于话语。美学,就其术语意义而言,并无中西之别,职是之故,美学术语可以进行跨文化旅行,实现中西互译互释,因而中国美学是“美学”的。另一方面,话语又离不开术语,是术语的语境化表达。就话语意义而言,中国美学是借用西方术语对中国审美经验和情感方式的话语表述,是中华民族对美的价值追求的理性体现,而不是西方美学的本土化,因而中国美学是“中国”的。总之,跨文化美学使得“既是中国的、又是美学的”中国美学成为可能,因而是中国美学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