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计算对高校智慧思政的影响及其应对

边缘计算作为高校智慧思政依赖的云计算的一项补充,在缓解异构冲突、促进互联互通、提升交互效能、强化数据防护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给高校智慧思政带来数据来源可靠性、数据处理协同性、数据结论适用性、数据决策科学性等方面的潜隐风险。构建高校智慧思政的边缘计算生态系统,应强化边云协同,在具体方法上采用大数据与小数据结合、实施标准和规范结合的评测,提高边缘计算赋能高校智慧思政实效。

《六祖坛经》成“经”与禅宗经典观念的创新

《坛经》的形成是不断增补的过程,其编辑体例存在模仿翻译佛经的现象。但是,称为“坛经”之初,慧能的本意或许是借鉴唐代佛教、道教的仪轨文本称呼。授无相戒与说法是两种不同的宗教行事,前者具有内部传承的特征,后者则是公开的。因此,《坛经》才会有《施法坛经》和《六祖法宝记》两种不同的称呼。《坛经》成“经”后,慧能、神会等用《坛经》统摄教法传播、正法亲证、师资相传。神会门人采取“秘本”式登记管理维持《坛经》的内部传承,遭到佛教界批判。可以说,《坛经》成为“经”是佛教中国化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也是中国佛教之南方转向和唐宋转型的标志性事件。

早期佛教时间观的演进历程——以三世和三世法问题为中心

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是与佛教修行解脱密切相关的时间观念,它关涉已修和未修、已断和未断。早期佛教以三世和三世法问题为着力点讨论时间之于修行解脱的意义。特别是说一切有部通过对知识和对象外在性问题的讨论展开三世实有的知识论论证,继而又在对作用与功能的区分中完成三世实有的价值论证成。在论证过程中不断强化三世和三世法的同一性,强调三世相续流转乃是有为法建立之基础,而有为法则是无为法存在之前提,这就将三世问题与一切法实有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说一切有部对于以空间理解时间有着特殊的认识,主张时间、空间和概念三者通过其各自最小单位“刹那”“极微”“字”积聚而共同构成有为法。如此,则既不否定以空间理解时间的传统理路,又在相续和作用的过程中显豁出因果关系的本质。

佛教中国化视域下大足宝顶山石刻大小佛湾密教造像研究

重庆大足石刻宝顶石窟大佛湾第21、22号龛与小佛湾第9号窟之密教造像别具特色,是佛教传入巴蜀地区后与当地的民间信仰相互糅合的产物,大佛湾第22号龛应是将瑜伽密教金刚界曼荼罗部分神祇和宋代流行于巴蜀地区突出秽迹金刚法的瑜伽教相结合,大佛湾第21号龛与小佛湾第9号窟都与密教金刚界曼荼罗有密切关联,小佛湾第9号窟是南宋时期密教高僧赵智凤用来修习瑜伽密法的观想窟,其窟内外造像除与金刚界大曼荼罗高度相似外,又融合“柳本尊十炼”等诸尊像,是巴蜀地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案例,在佛教中国化的演进中具有重要意义。

方以智与晦山戒显的青原之会

康熙五年(1666),晦山在青原山净居寺拜会了方以智。方以智非常兴奋,给予了极其热情的接待。晦山戒显对此感动不已,遂赋诗一首,记录下了自己的兴奋之情。方以智与晦山谈及自己的著作《药地炮庄》,晦山为之作序,给予高度评价。可以说,晦山戒显与药地愚者方以智青原之会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蕴。

略论《南海寄归内法传》的文献价值

唐代高僧义净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作为研究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的重要资料,在汉语词汇史、唐代中外关系、中外医药学交流、古印度及南海地区历史、地理、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都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南海寄归内法传》在较早时期便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自公元19世纪末以来陆续译成法、俄、英、日等外文。该著作在各类佛教史著中多有引用,是了解公元6世纪佛教历史以及印度四大教派的第一手资料,是研究印度佛教及藏传佛教各教派的综合性资料,是直观了解外器世界的形成、外道观点、佛教源流、各闻道宗派的传播地区、大乘与小乘区别等方面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论三平祖师药签之“民本意识”

探讨三平祖师药签生成背景、组方与表达形式和求签煎药的特殊仪轨,分析三平祖师“民本意识”,汲取蕴含其中的“以民为本”的精神价值和思维方式,对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

“识心见性”“于相而离相” 禅宗思想对中国艺术的重大影响

唐代出现的禅宗,是道地的中国人撰写的佛典。其实,禅宗才是真正恢复或者说是直接反映佛教本来精神意义的。佛教是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由释迦牟尼在古印度创立的有学者认为,释迦牟尼(名悉达多,姓乔达摩)在历史上并不存在,是虚构的人物。其父净饭王也无从查考,其母摩耶夫人也不存在,“摩耶”在印度语中是“幻”。

沈阳故宫原藏尊胜陀罗尼经幢考述

在沈阳故宫院内,露陈有一座“尊胜陀罗尼经幢”,俗称“大十面”。据《金石萃编》《山左金石志》《陇右金石录》等金石书著录,目前所见的历代存世经幢,内容以密教陀罗尼经为多,特别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占绝大多数,俗称“尊胜幢”。“尊胜陀罗尼经幢”,在中唐以后开始盛行;这种幢之建造,始于佛陀波利传译《尊胜陀罗尼经》之后。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佛陀波利曾来五台山。永淳二年(683年)抵达长安,带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梵文本。唐高宗令日照三藏等共同翻译。而后,他携带梵本和译本再至五台山。由此,其所译之《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流传于五台山乃至全国各地,为传至五台山最早的密藏,是密宗在五台山佛教发展的重要经典之一。《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梵本,后经日照三藏、善无畏、不空三藏等八译其经。

此生都向诗中来--圆瑛法师《自吟六首》浅析

圆瑛法师有一组自传诗,分别是他在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和七十岁时回眸往事,对自己的人生所做的总结和概括。圆瑛法师二十岁出家为僧,参访高僧大德,很快就在佛教界崭露头角。三十岁后,圆瑛法师逐渐在东南佛教界有了名气,对于中国佛教的未来发展也很有想法。在四十岁左右,他接手住持泉州开元寺等许多名山大刹,成为在全国佛教界盛名如日中天的佛教高僧。五十岁后,他应邀住持宁波天童寺等古刹,出任中国佛教会会长等职,为佛教为众生勤苦操劳。抗战爆发,他迸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不顾年纪高迈,为抗日战争募捐筹款。圆瑛法师晚年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中国佛教引上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康庄大道。

唐代西域官寺及其功能

唐朝是中国古代佛教发展的高峰,而佛教中国化也在唐代完成。佛教与中国社会发生紧密联系,人生的许多生命礼仪都在佛教的形式下完成,从朝廷到民众莫不如此。西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朝维护丝路畅通投入巨大,安西四镇的驻兵,就是证明。唐朝在西域,不仅驻扎军队,也设置官寺,不仅安西四镇,北庭都护府、伊吾军都有官寺存在的证明。官寺是唐朝的官方寺院,通常由汉僧管理,使用汉语佛经,并接受中央统一领导。通过西域出土的唐代文献,尤其是和田出土的汉文文书,发现唐代官寺在西域主要是服务军队,慰藉将士军心,提供生活帮助,是很重要的一种存在。

“无念”之道:慧能禅思想的原创性与禅悟的奥秘

禅宗在世界思想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其独创性来自惠能的《坛经》,但在后来,禅宗的发展似乎出现一种趋势,该趋势大大削弱了惠能原初思想的原创性,并显示了一种将惠能的禅思想重新皈依于汉传佛教思想的体制性努力。因此,很有必要追寻惠能禅宗思想的源头,还原其思想的革命性。采用史料研究与心理学、神经科学、哲学相结合的方法,对照老庄道家思想细读惠能对《金刚经》的解读及其敦煌版《坛经》中的创新思想和修行方法,旨在揭示禅的独创性和普世吸引力,以及迄今为止禅悟不为人知的秘密。结论是惠能禅思想的渊源不是佛教的“空”,而是道家的“无”,其核心思想是“无念”之道,而禅悟也并非佛教的觉悟。

太虚法师对曹溪禅的研究

近代太虚法师对惠能所创曹溪禅有其深刻的研究与独到的见解。黄梅弘忍虽有十大入室弟子各自弘化一方,然实皆悟而未彻;唯曹溪惠能彻证彻悟,故得黄梅衣法。曹溪禅以“万法心生,生空无性”为纲要,惠能据此而自悟,亦据此而教他悟。曹溪所言“自性”一名而通多义,或指真如,或指第八含藏识等,自性乃曹溪禅关键所在处。

从文化关系的变革看佛教中国化的内在机制

纵观2500年的佛教史,存在于具体时空中的佛教总是在时空转换中不断发展变化。除了经济、政治等因素外,时空转换所发生的文化关系变革以直接而鲜明的因缘塑成佛教发展变化的内在机制,并由此决定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关系的变革促使中国佛教重新调整自己的文化角色,在儒释道三教关系固有格局与地位迅速瓦解的过程中,迎接扑面而来的各种新文化,以新的形象搭建全新的文化关系,出现了“人间佛教”的潮流。近年来,面对新的宗教文化格局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代文明在中国的持续传播,佛教以角色调整和文化关系持续重组,迎来了不同以往的中国佛教新文化。

高平开化寺大殿东壁卢舍那法界人中图像的来源及意涵

山西高平开化寺的大殿四壁绘有北宋元祐七年至绍圣三年的佛教壁画。其中,东壁所绘华严经变之南端,有卢舍那法界人中图像一铺。从该图像入手,通过将其与相关材料进行比对分析,基本可以获知其来源为流行华严与密教的辽国。辽代佛教的盛行,极大刺激了雕版印刷的发展,并带动了跨地域的图像传播。开化寺卢舍那法界人中图像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10至11世纪弥漫于辽宋社会的末法观念,另一方面也意在强调华严的救度思想。

再论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

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古老而全新的命题,讨论此话题,关键在方法论上要有新的突破。中西诠释学为外来佛教的本土化、中国化课题提供了恰当的学理支持。如何理解和研判作者原意、文本原义与理解者、阐释者互动所导致的结果,即视域融合与效果历史意识,这是诠释学的基本问题,其答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回到文本和作者本身,由此还原作者原意和文本原义,此所谓“我注六经”的原则;二是回到读者中心论的立场,任何读者的理解都是处境化的理解,因此没有更好的理解,只有不同的理解;三是视域融合所包含的必然是作者原意、文本原义和不同时空背景下读者的增质性理解,这两者体现的是“籍经立论”、“六经注我”的定向,此即所谓“守正创新”或者“继承发展”,“守正”体现的是文本原义、作者原意与诠释者之意间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创新”标志着它们之间的差别性和多元化。

论清初遗民僧的“至情”与“疑情”

中国诗歌史上反对“温柔敦厚”诗教的言论不多,明清易代之际却出现了突破情感规范的“至情”思潮,遗民僧在其中最为激进。他们要求诗歌有强大的感情力量,既与儒者遗民不同,更与传统僧诗大异。究其原因,遗民僧以入世济众为宏愿,将人世悲欢视为证道之具,将强烈的情感体验视为度化众生的必经之途。曹洞宗觉浪道盛一派甚至肯定极端感情,视“怨怒”之诗为天地生机。他们将“怨怒”与禅宗“疑情”联系,要求冲破精神困境的猛烈能量。遗民僧试图通过释放个体能量激活社会生机,突破古典文学的秩序想象,可称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重情论的巅峰。

藏传佛教中国化三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宗教中国化”、“藏传佛教中国化”标识性命题,这是深化党的宗教工作规律性认识的重大理论成果。本文谨从中国大历史观视野,对西藏地区历史、藏传佛教形成和发展传承的历史、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时代性进行基本的解读分析。

东晋“沙门高士”支道林及其佛学思想

继两汉经学之后,魏晋玄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是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玄学在传播和发展中先后形成几个思想派别,影响较大者首推三国魏何晏、王弼主张的“贵无”思想,其次是向秀、郭象借注《庄子》倡导“玄冥”“独化”的思想。西晋灭亡,琅邪王司马睿在王导、王敦辅佐下于江南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政权,玄学清谈之风也伴随士族、士大夫南移;佛教在这一时期也向江南广大地区迅速普及,以建康为中心的江浙逐渐成为佛教和玄学兴盛的重要地区。随着佛教、玄学彼此深入交流和互鉴,促进了大乘般若思想的中国化和佛教义理的纵深发展。“沙门高士”支道林,声闻朝野,长年深研佛法,特别深究般若思想,是般若学派“六家七宗”中“即色空”义的倡导者,为东晋时期“援玄入佛”、促进佛教与玄学思想结合的代表人物。

都江堰灵岩寺出土《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经版整理初探

都江堰灵岩寺出土经版中有两件《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残块。这一内容的经版首次在四川地区发现。经整理,可以大体复原这两件经版残块的原始面貌。结合敦煌、吐鲁番等地的写本,本文认为:这两件经版原本很可能题作《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是在唐蕃之战的大背景下伴随《金光明最胜王经》传入四川的,其满行16字的占行格式在灵岩寺出土的《金光明最胜王经》经版中也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