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双生论”理论框架与关键议题

当前,乡—城流动和城—乡流动并行发生,县域成为不确定性环境和流动性背景下人们的新型居留地和城乡连续体的关键集聚区。面对以往囿于城乡二元对立的固化思维,需要从“县域”与城、与乡的纵深关联理解城乡融合式发展。通过对“乡土中国—城乡中国—县域中国”的理论演进以及中国城乡变迁中人民生产生活的已有研究加以梳理和研判,提出“县域城乡双生融合发展”的“双生论”理论框架,认为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置于生产视角和生活视角下予以阐释,能够形成适用于县域社会构建、统筹城乡融合和归纳城乡关系新形态的指导性理论。未来的研究议题可围绕“实证研究—典型经验—治理启示”的思路纵深展开,包括探讨县域城乡生产融合、县域城乡生活融合的形成机制,挖掘县域城乡“双生”融合发展的典型模式,归纳总结中国县域城乡关系的发展规律和新形态,深化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城乡融合的治理启示和制度设计,以此拓展中国县域研究和中国城乡关系的本土化理论内涵。

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国外研究述评及启示

生活垃圾分类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通过梳理1995—2022年国外学界关于社区生活垃圾分类的相关文献发现,国外学界围绕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法规、社区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主体多元化等主题,形成了一批颇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国外研究对于推进国内相关研究的启示在于:应重视生活垃圾分类研究的公共治理视角,应重视多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并举应用和创新,应加强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研究,可以探索“工具—制度—文化”三个层面的生活垃圾分类阐释体系。

南阳汉画所见汉代丧葬观念与宗教文化特征

南阳汉画中有大量涉及宗教信仰的题材内容,是反映汉代宗教文化最直观、最全面的资料。南阳汉画本身就是具有宗教色彩的丧葬艺术表达形式,是汉代丧葬观念意识的生动体现。它以追求长生不老、得道成仙为目的,展示了汉代人为死后世界臆造的一系列虚幻的宗教意象,是一种“天国的幻想”。其具备的多神崇拜和兼容并蓄的多元化特征,既反映了汉代宗教对原始宗教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又体现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南阳汉画对于了解汉代宗教文化的时代特点和发展演变以及汉代人的思维方式、文化观念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城市社区的语言表征——基于北京市“月亮河休闲小镇”的分析

社区参与了城市的空间构成,与安排社会活动的空间相比较,是典型的私人空间。但从私人空间走向公共空间,或从公共空间返回私人空间,城市生活寓于其中。空间的转换构成了城市社区的基本特征。两种空间的嵌套、连接,形成城市社区前台和后台的关系。语言景观外显出这样的空间关系,同时又为两种空间的转换提供了向导。语言景观表征空间关系、空间功能以及空间活动,区分出“冷”代码和“热”代码,发挥着象征功能和信息功能,分别成为前台和后台的语言标志。

论乡村振兴的现代文化诉求

乡村振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其基础性工程在于文化振兴。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明源远流长,在历史长河中塑造出道法自然、生生不息、天人合一的农耕文明,这主要得益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深厚的农耕经济、稳定的政治制度等。随着现代化社会建设的推进,我国乡村文化中的思想观念、价值诉求、精神面貌等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乡村的现代化正遭遇着“历时性文化的共时性承受”的现状,具体表现为:机械化的普及带来农民的“过度悠闲”、乡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不同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陌生化等等。基于此,乡村文化振兴的发展方向在于塑造乡村现代文明。具体而言:发展先进的乡村生活方式,促进现代文明理念的传播;要守护乡村文化传统,推进有文化记忆的乡村现代化;以乡情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寻找来自乡土文化的原始力量。由此才能推动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的有机结合,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乡村篇章。

智慧社区时代城市基层治理转型:路径与趋势

智慧社区是数字技术综合应用于基层治理全过程的结果,引发了社会治理结构与治理过程的双重转型。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长期依托街居制,随着管理重心下移,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同时出现结构、功能失调现象。智慧社区的发展一方面重塑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促进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另一方面冲击了以街居制为基础的基层管理体制,驱动街道及社区居委会的结构重塑与功能再造。就城市基层治理过程而言,数字化治理技术的应用推动着由精细化向智慧化、由“人—人”常态互动向“人—机”常态互动、由碎片化治理向一体化治理迈进的基层治理转型。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关系问题

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必要的动力和重要的支撑。变革和创新乡村治理以促进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发展,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科学合理地应对和协调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公共管理与村民自治、保护与发展、耕地保护与制度创新、农业与非农化、先富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问题。重视并处理好这六大重要关系问题,一方面可规避单向度发展,另一方面可避免政策与实践的二元对立,从而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城乡融合中农村智慧康养的供需结构与政策启示

老龄化叠加数字化背景下,发展农村智慧康养不仅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的重要手段,深入探究农村智慧康养的供需结构并找出促进供需对接的方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实地调研结果表明,当前农村智慧康养还存在供给结构不均衡、需求结构正在转型、供需结构失衡突出、供需系统整合不足的问题,亟须整合各类资源,从事业与产业协同、供给与需求匹配、技术与服务融合、城市与农村统筹的角度,推进供给结构改革,加强使用能力建设,扩大普惠服务范围,建立共建共享机制。

差序整合:农村互助养老实现的机制分析

农村互助养老作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重要补充,是解决农村深度老龄化问题的有效路径。基于差序格局理论,在“关系—制度”分析框架和“差序整合”概念下,通过对河南省W县农村互助养老实践的考察发现,当地基层党组织成功借助乡土社会关系的差序规则,有序动员老人的亲友、邻里、同乡等为其提供养老服务。究其实现机制,具体包括以重塑认知为重点的制度嵌入、以均衡互利为核心的关系整合、以满足需求为关键的行动激励、以责任践履为要求的多方问责机制,差序整合为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规引制度、关系基础、参与动力和履责保障,实现了社会关系、制度规约、行动主体的全面整合,推动了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基于短视频的城市形象呈现分析

短视频的发展有效助力城市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娱乐性的视频内容、沉浸式的观看体验,增强了用户对于短视频平台的使用粘性;在借助短视频传播城市形象过程中,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全民深度参与,以城市特有的资源与文化符号创作内容传播城市形象;具体步骤是,明确城市定位,整合优势资源,规划传播策略,重视城市管理与舆论监督。

关中平原城市群韧性空间关联网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熵值法测度2011—2020年关中平原城市群11个地市的城市韧性综合评价指数,分析其韧性时空演化特征,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二次指派程序剖析其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关中平原城市群内各城市韧性整体呈上升趋势,韧性水平呈现出从省会开始向外围降低的态势。(2)城市群韧性网络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和稳健,但地区间韧性联系呈现较强的层级性特征,也尚未完全实现互相联通的状态。(3)西安市、咸阳市、铜川市的中心性较强,能够对周边或边缘城市产生较多资源溢出,城市群“核心-边缘”结构明显。(4)地理空间邻近、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政府财政支持、科技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的差异均显著影响城市群韧性空间网络结构的变化。关中平原城市群可通过建设城际数字化管理与交流平台、加强交通网络建设、增加科技创新投入等途径提升城市韧性与城市间的关联性。

韧性城市治理体系的构建困境与对策

在现代社会中,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日益严峻的复合型灾害风险,使得传统城市安全治理体系与模式已无法满足需求,韧性治理理念逐渐引起重视。韧性城市治理体系具有健全的城市规划和设计、跨部门合作与协调、公众参与及社会创新、敏锐的风险识别力,以及快速的环境适应和恢复能力等特征。我国韧性城市治理体系构建面临城市建设规划有待升级、城市应急管理体系有待完善、城市空间结构有待优化、城市承载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应升级建设规划,优化韧性城市空间结构;加强基础设施韧性,完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加强生态系统韧性,提升城市承载能力;加强经济和社会韧性,提升城市综合治理水平,以建立完善的韧性城市治理体系。

费孝通学术思想中的中国式现代化路径--从乡土中国到转型中国的一种文化转型人类学的新探索

费孝通的学术生涯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交相辉映。无论是“差序格局”“志在富民”“文化自觉”这些经典概念,抑或是学术生涯晚期对“心态”的关注,费孝通始终基于本乡本土的立场来思考中国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应当如何实现现代化。同时,他也特别关心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对中国人历史传统和家庭人伦的冲击。梳理费孝通不同学术阶段中内隐的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从他思考的层次、方向和力度中汲取营养,可以为当下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人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相关讨论提供新的启发。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跨县搬迁社区运行逻辑及反思——基于社区行动主体性视角

跨县搬迁社区秩序重建是一个涉及主体、空间、要素和制度的动态复杂过程。本研究以云南省昭通市J安置区为例,基于社区行动主体性理论视角,构建“主体-空间-要素-制度”四位一体分析框架,考察跨县搬迁社区的运行逻辑。“断根”阶段的行动目标是“断穷根”,此阶段社区行动更多指向迁出地传统行动机制延续及再生产;“融入”阶段的行动目标是“能融入”,此阶段社区行动主要包括就业生计、社区治理、社会适应、民族融合行动等。现实经验看,安置区内多元行动主体因受多种因素影响,一方面延续传统生计的行动逻辑,另一方面“融入”行动重塑也面临就业生计重塑难、社区治理重塑难、社会适应重塑难和民族融合重塑难四重困境,由此使跨县搬迁社区运行呈现“搬迁未断根”与“安置难融入”共存的实践特征。破解上述困境必须从衔接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出发,一方面聚焦大型搬迁安置区的现实问题,健全以属地为主、迁出地为辅的协同工作机制,完善县域公共服务,避免安置区陷入社会化“孤岛”;另一方面重塑共同体意识,健全安置区自治体系,强化搬迁群众内生动力,提前谋划过渡期结束后的社会融合议题,切实规避“扶而不退”的负面效应。

社会工作助力数字乡村建设:内在逻辑与可能策略

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然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可能存在村民主体性难培养、乡村情境性难契合、城乡数字鸿沟难跨越等实践壁垒和现实障碍。其可能原因在于数字技术无法与乡村关系进行有效嵌合,社会工作将关系作为核心内容,贯穿社会工作实务的全过程,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发挥着独特的专业优势。基于此,从社会工作助力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关系”视角出发,遵循社会关系建设和社区赋能两个方面的内在逻辑,提出可能策略,包括:以激发村民内生动力为内容推进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以数字友好社区建设为目标推进数字关怀型社区构建,以数字文化相融为切口推进数字乡村文明建设来破解数字乡村建设梗阻,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积极探索。

城市生态学长期监测的几个关键问题

伴随城市人口快速聚集及人类活动加剧,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及其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正在受到严重挑战,城市生态系统及其变化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内外涌现出大量城市生态学长期监测工作,但相关监测方法的讨论还很少。在分析城市生态学长期监测类型和实践经验基础上,从城市面临的环境胁迫和建设管理需求出发,构建了城市生态学长期监测的“胁迫+需求-生态系统响应”总体思路框架;从科学上最基本和社会上最关心的城市生态系统要素、格局和过程着眼,提出城市生态学长期监测的7项内容(土地覆盖与利用、人居环境质量、生物多样性、生物质生产、水文过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物质代谢);并分析了城市生态学长期监测的4种方法(遥感监测、仪器监测、调查监测、公众科学监测),分析了城市生态学长期监测单元及其空间布局及监测频率。这将为我国城市生态学长期监测工作开展提供方法论基础和实践参考。

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耦合自然要素与人类活动的城市社会-生态系统正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研究主题的复杂性和研究方法的综合性使得该领域研究仍面临较大挑战,理论基础、分析框架与研究范式尚不统一。在梳理国内外已有研究基础上,对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进行了系统总结,并从脆弱性、韧性和适应性整合视角提出了开展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研究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思路。能为我国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研究提供借鉴与启示。

数字素养驱动农民乡村治理参与的行为转变逻辑

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具备数字素养是农民主体参与数字治理的基础,关系着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以知信行理论为基础,构建“数字素养—应用情境—行为转变—深层逻辑”的分析框架,综合分析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转变的驱动作用。研究发现,在基础层、应用层和价值层三个维度数字素养的驱动下,农民能在村务服务、智慧党建、民主监督、智慧应急四大场景中开展参与行动,农民数字参与行为遵循从“被动型”参与到“能动型”参与再到“反思型”参与的动态转变过程,且服从“数字知识—数字认同—数字参与”的行为转变逻辑。可以通过农民数字素养分类培育和数字资源重整、坚持民需为导向和建立激励机制、加强公开监管和精准施策等路径不断优化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过程。

论2023年中国网络短视频中城市形象的构建与传播

短视频凭借直观的影像呈现、丰富的视听体验和碎片化的叙事手法,符合当代人们的媒介使用需求,成为大众感受城市、“看见”城市,并在脑海中以自我认知构筑城市形象的重要媒介。城市短视频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精品化创作的趋势愈来愈显著。网络短视频的兴起带来新一轮城市形象构建与传播方式的变革。城市短视频不仅是自媒体创作者的影像实践与艺术创作,还是其对城市形象观点与看法的集中性表达。虽然新一轮的创作者影像实践会带来新一轮的城市形象建构,但是由此构建的城市形象并非完整、立体、真实,可能存在片面、扁平和失真的困境。城市形象在短视频平台上的塑造与传播往往绕不开资本与文化基因之间的关系权衡问题。

语言跨界谈 基层社会治理的语言问题

作为长期研究乡村社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复杂的乡村场域开展社会调查是基础的方法,灵活运用和理解语言符号是必备技能。调查过程中对语言符号的处理和解读,不仅直接影响资料收集的结果和质量,也会影响研究者如何理解资料背后的社会事实。从笔者的经验来看,乡村调查过程中要过几个“语言关”,包括:(1)研究者如何向调查对象输出语言符号;(2)研究者如何克服乡土方言障碍;(3)研究者如何解读被访者“前台”和“后台”的语言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