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社区时代城市基层治理转型:路径与趋势

智慧社区是数字技术综合应用于基层治理全过程的结果,引发了社会治理结构与治理过程的双重转型。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长期依托街居制,随着管理重心下移,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同时出现结构、功能失调现象。智慧社区的发展一方面重塑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促进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另一方面冲击了以街居制为基础的基层管理体制,驱动街道及社区居委会的结构重塑与功能再造。就城市基层治理过程而言,数字化治理技术的应用推动着由精细化向智慧化、由“人—人”常态互动向“人—机”常态互动、由碎片化治理向一体化治理迈进的基层治理转型。

基于短视频的城市形象呈现分析

短视频的发展有效助力城市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娱乐性的视频内容、沉浸式的观看体验,增强了用户对于短视频平台的使用粘性;在借助短视频传播城市形象过程中,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全民深度参与,以城市特有的资源与文化符号创作内容传播城市形象;具体步骤是,明确城市定位,整合优势资源,规划传播策略,重视城市管理与舆论监督。

关中平原城市群韧性空间关联网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熵值法测度2011—2020年关中平原城市群11个地市的城市韧性综合评价指数,分析其韧性时空演化特征,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二次指派程序剖析其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关中平原城市群内各城市韧性整体呈上升趋势,韧性水平呈现出从省会开始向外围降低的态势。(2)城市群韧性网络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和稳健,但地区间韧性联系呈现较强的层级性特征,也尚未完全实现互相联通的状态。(3)西安市、咸阳市、铜川市的中心性较强,能够对周边或边缘城市产生较多资源溢出,城市群“核心-边缘”结构明显。(4)地理空间邻近、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政府财政支持、科技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的差异均显著影响城市群韧性空间网络结构的变化。关中平原城市群可通过建设城际数字化管理与交流平台、加强交通网络建设、增加科技创新投入等途径提升城市韧性与城市间的关联性。

韧性城市治理体系的构建困境与对策

在现代社会中,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日益严峻的复合型灾害风险,使得传统城市安全治理体系与模式已无法满足需求,韧性治理理念逐渐引起重视。韧性城市治理体系具有健全的城市规划和设计、跨部门合作与协调、公众参与及社会创新、敏锐的风险识别力,以及快速的环境适应和恢复能力等特征。我国韧性城市治理体系构建面临城市建设规划有待升级、城市应急管理体系有待完善、城市空间结构有待优化、城市承载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应升级建设规划,优化韧性城市空间结构;加强基础设施韧性,完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加强生态系统韧性,提升城市承载能力;加强经济和社会韧性,提升城市综合治理水平,以建立完善的韧性城市治理体系。

城市生态学长期监测的几个关键问题

伴随城市人口快速聚集及人类活动加剧,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及其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正在受到严重挑战,城市生态系统及其变化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内外涌现出大量城市生态学长期监测工作,但相关监测方法的讨论还很少。在分析城市生态学长期监测类型和实践经验基础上,从城市面临的环境胁迫和建设管理需求出发,构建了城市生态学长期监测的“胁迫+需求-生态系统响应”总体思路框架;从科学上最基本和社会上最关心的城市生态系统要素、格局和过程着眼,提出城市生态学长期监测的7项内容(土地覆盖与利用、人居环境质量、生物多样性、生物质生产、水文过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物质代谢);并分析了城市生态学长期监测的4种方法(遥感监测、仪器监测、调查监测、公众科学监测),分析了城市生态学长期监测单元及其空间布局及监测频率。这将为我国城市生态学长期监测工作开展提供方法论基础和实践参考。

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耦合自然要素与人类活动的城市社会-生态系统正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研究主题的复杂性和研究方法的综合性使得该领域研究仍面临较大挑战,理论基础、分析框架与研究范式尚不统一。在梳理国内外已有研究基础上,对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进行了系统总结,并从脆弱性、韧性和适应性整合视角提出了开展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研究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思路。能为我国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研究提供借鉴与启示。

论2023年中国网络短视频中城市形象的构建与传播

短视频凭借直观的影像呈现、丰富的视听体验和碎片化的叙事手法,符合当代人们的媒介使用需求,成为大众感受城市、“看见”城市,并在脑海中以自我认知构筑城市形象的重要媒介。城市短视频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精品化创作的趋势愈来愈显著。网络短视频的兴起带来新一轮城市形象构建与传播方式的变革。城市短视频不仅是自媒体创作者的影像实践与艺术创作,还是其对城市形象观点与看法的集中性表达。虽然新一轮的创作者影像实践会带来新一轮的城市形象建构,但是由此构建的城市形象并非完整、立体、真实,可能存在片面、扁平和失真的困境。城市形象在短视频平台上的塑造与传播往往绕不开资本与文化基因之间的关系权衡问题。

城市生态学视角下人口流动实践与城市空间塑造的互构——基于武侯祠横街的田野调查

武侯祠横街的渊源与历史上的茶马互市有关,在当代城市发展中日益繁盛,遂吸引流动人口日益汇聚于此务工经商,成为一个充满民族特色的商业街区。特色商业空间的发展与人口流动实践之间,在持续不断的互构过程中实现了共生发展:一方面,依托城市空间,横街流动群体在实践中呈现内部分化、向上流动与边界弥合并存的趋势,流动效应持续累积;另一方面,流动实践不断充盈和塑造城市空间,推进横街走向包容性文化空间、民族互嵌式社会空间的内涵式发展。武侯祠横街人口流动实践与城市空间塑造之间的互构共生进程,验证了芝加哥学派所论人类活动与空间结构之互构关系,又与其城市空间形态所现“区隔”存在区别。

开街 近代广州西关空间史笔记

西关地区是传统时代晚期广州城近郊最发达的地区,民国时期被纳入城市行政区。西关的变迁具有传统城市近代化与传统空间城市化的双重转型特征,也是民国广州通过马路街道建设实现城市空间转型的集中代表地区。文章以街道为主角,以空间权属内涵及其开发营造方式为切入点,围绕“开街”在形塑近代城市中的作用,提出了近代西关空间演变的阐释路径,显示了一种融合不同尺度,贯通形态、功能、习俗、制度与观念的空间史研究风格。文章同时也尝试对城市形态学与建筑类型学的研究方法、里坊制与街巷制问题、传统空间的公共性问题等若干宏观议题给出探索性的思考和评论。

城市风险治理的机制跨越——基于“技术—社会”的耦合路径

40余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转移了数以亿计的农业人口,催生出数以千计的大大小小的城镇。不仅如此,城市化趋势还将安全带入城市治理的核心目标。现有的城市风险治理体系划分为两个方面:基于城市运行的技术治理以及基于城市发展的社会治理。前者试图通过工业时代的技术防范、后工业时代的数字孪生等工具及时模拟并发现城市运行的机制性障碍;后者则尝试通过关口前移、溯源治理等手段及时识别城市发展中的过程性障碍。但是技术与社会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由于人在技术与社会之间流动,城市风险治理必然形成从技术到社会的机制跨越。城市是人的社会存在的空间,城市安全归根到底是人的安全,是内生性的城市社会的安全。因此,以城市安全为目标的风险治理需要告别技术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路径分歧,使城市发展更加契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媒体短视频传播城市形象的内在逻辑——以杭州亚运会为例

以场域理论为框架,深入探讨了媒体短视频在杭州亚运会期间对城市形象传播的内在逻辑,展现了媒体短视频在促进城市“出圈”和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了媒体短视频如何作为文化场域新介质强化城市形象并影响文化认同。媒体短视频通过创意内容和生动叙事,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了杭州的积极形象,加深了观众对城市精神和文化的认同,其高互动性和参与度不仅打破了传统媒介的界限,还通过用户的评论、分享和参与,将观众转变为信息的传播者,加强了城市文化的共鸣和交流。媒体短视频多模态的传播手段加强了情感共鸣的效果,智能化传播技术增强了观众的全感官体验,双向多频的交互进一步促进了受众之间的联系和社群的形成,为城市未来的数字传播策略提供了新思路。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韧性水平评估及障碍因子分析

在诸多外部冲击下如何最大限度地增强城市韧性,是当前城市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随着城市群逐步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城市韧性建设的主体也应当着眼于更为复杂和多元的城市群主体,将城市群网络之间的“压力疏解”和“恢复支援”纳入考量。本文基于演化韧性理论,从抵抗能力、吸收能力、疏解能力、恢复能力和创新能力出发,构建城市群城市韧性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11—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的韧性水平,综合运用重心-标准差椭圆分析城市韧性的时空演进,通过障碍度模型识别主要障碍因子。研究发现:(1)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韧性水平整体呈现出先降后升的波动趋势,京津两地与河北省各城市韧性水平差异较大,城市韧性异质性总体呈现降低趋势。(2)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韧性水平呈现京津双核心、东北高西南低的分布格局。城市韧性增长的重心从东北部向西南部转移,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有所缓解。(3)制约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韧性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集中在疏解维度和创新维度。识别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韧性建设格局和影响因素,有利于提升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韧性水平。

中国传统雕塑艺术在现代城市文化建设中的应用与推广

城市雕塑是城市文化和精神的展现载体,在现代城市文化建设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传统雕塑历经几千年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制作方法、风格特质、造型理念,能够生动展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特色。新时代中国城市雕塑需要借鉴、应用传统雕塑的造型方法、形态语言、观念意境等诸多元素,让雕塑作品展现地方特色、弘扬中华文化。从传统雕塑在现当代中国雕塑中成功应用的实践案例,我们看到传统雕塑能够推广的根本在于雕塑家们自觉将弘扬民族精神和拓展艺术形式作为创作追求,具体方法包括突出公共艺术审美特征、深挖中华文化传统、运用多种雕塑形式语言等。

青藏高原城市群产业园区生态系统的界域与构建

新发展格局下,青藏高原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应以城市群尤其是其中的产业园区为重要载体,梳理生态系统界域,构建以产业生态、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为主要内容的高质量发展生态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通过深入分析青藏高原城市群产业园区在生态系统构建过程中面临的资源集聚度较低、绿色循环基础薄弱、产城融合度不高、多元合作体制缺失等关键问题,继而从形成“三聚”递进式发展模式、提升绿色循环运营管理水平、加强园区向生态社区转型、提高飞地经济合作成效等方面提出构建青藏高原城市群产业园区生态系统的有效路径。

论城市社会学的学科规范与研究定位

不同于社会学通过分析城市所承载的社会发展进程来把握社会秩序,城市社会学认为社会秩序至少部分地来自城市及其内部活动,因而以城市内部特定社会过程研究作为学科建立的依据,并将城市定义为承载社会运行的人口聚落,与之相应的研究对象便是与社会组织息息相关的资源分配过程。为了实现城市经验与秩序理论的融会贯通,城市社会学采用“理想类型普遍化”的研究方法,对塑造城市空间形态的具体区位性资源配置过程的特殊性进行概括。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社会学基本问题的限定下,个人以占有城市区位性资源的方式融入社会就构成了城市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学科规范决定了城市社会学的研究任务是揭示社会如何通过城市实现组织化,其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研究定位也是以组织化视角来探讨社会秩序。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经验可以看出,社会学分支学科不是简单地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某一社会现象或问题,而是立足社会学关注的社会秩序问题,从具体类型的人类实践中发现新的研究问题,据此建构自身知识体系。

全球城市的内涵、特征与动力

“全球城市”是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循环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回顾西方学者对“全球城市”概念的演绎发展和研究的理论建构过程,可以追溯到霍尔(1966)的“世界城市”思想和约翰·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假说”,其明确了世界城市研究的基本框架,萨斯基亚·萨森的“全球城市”理论成为全球城市以及全球城市体系研究的理论范式。对“全球城市”五大特征和权威等级划分体系进行系统梳理,遵循全球城市经济聚集功能,可归纳出全球城市形成的三种解释:协调中心、经济控制中心、先进生产服务中心。

文质相炳焕 学向勤中得——访著名城市史专家涂文学教授

学者名片:涂文学,1958年生,湖北天门人。历史学博士,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武汉市档案局副局长、武汉城市职业学院院长、江汉大学副校长等职。现任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院长、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武汉市人民政府政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等职。涂文学教授长期从事城市史、区域史和城市文化研究,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提出了许多在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观点,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特别是近代武汉城市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撰写或主编学术著作30余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多项。主要学术著作有《城市早期现代化的黄金时期:1930年代汉口的“市政改革”》《武汉通史(中华民国卷)》《武汉城市史》《武汉沦陷史》《武汉抗战与民族复兴》等。其学术成果先后荣获中国图书奖、湖北省及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多项。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被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授予“武汉市优秀专家”称号,2001年入选“武汉市213人才工程”。

场域再造与惯习重塑:“村改居”社区居民参与的困境与突破

“村改居”社区由于场域要素变迁,居民惯习遇到一系列适应性问题。研究以X市L社区的实地调查为例,以“场域—惯习”理论为分析视角,从制度场域、社会场域、文化场域分析“村改居”社区居民参与困境的生成原因。为打破居民参与困境,需从场域再造、惯习重塑两个方面推动“场域”和“惯习”要素的匹配同步,以期提升社区治理中居民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和认同感。

新媒体环境下城市形象的传播实践

作为深度媒介化时代最流行的影像载体之一,短视频正以多元主体、多样景观、多重互动的特性融入受众的日常生活。在此背景下,各城市顺应短视频发展趋势进行形象构建和宣传,借助数字技术赋能影像实践,进而加强了与人的纵横关联。本文通过分析总结短视频影像传播主体更迭、影像场景加持、空间界限消融、情感认同建构的城市形象传播机制,为城市形象优化建构提出建议。

新时代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的形成与理论创新

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城市发展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城市现代管理体系建设进行了艰难而曲折的探索。改革开放后,城市管理由政府一元化管控模式向以政府为主的多元化管理模式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管理转变为城市治理,现代城市治理体系基本形成并日益完善,城市治理能力也日趋现代化。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人民城市理念和“全周期管理”理念等创新理论。新时代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具有新特点,一是从顶层设计到贯穿基层社会,二是系统性与协调性相结合,三是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智慧城市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