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农情境下的工作—家庭冲突研究

本文基于CSS2021年的数据讨论了务农情境下的工作—家庭冲突。研究发现,双向工作—家庭冲突,即“工作对家庭干扰”(WIF)和“家庭对工作干扰”(FIW)不仅存在于非农群体中,也存在于务农群体中。务农群体FIW水平甚至超过了非农群体。在不同的情境中,工作—家庭冲突水平不同,影响因素也不同。因此,在工作—家庭冲突研究、工作—家庭平衡研究和工作—家庭增益研究中,无论是质性研究还是量化研究,都应该将务农群体纳入研究视野;在政策制定层面,国家应关注务农群体在工作—家庭平衡上的需求,他们不仅面临着工作—家庭冲突的困扰,也相对更为脆弱,更需要政策支持。

中国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模式及收益测度

婚姻匹配是择偶双方追求婚姻收益最大化的结果,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促使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模式出现相应调整,映射出不同教育匹配模式下婚姻收益以及收益差距的双重转变。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婚姻教育匹配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教育及教育匹配模式在微观个体层面对婚姻收益产生的影响,以及由婚姻收益反映出的教育匹配模式的特征和变化。从婚姻收益的角度验证中国婚姻市场中个体搜寻潜在配偶的选择依据,并对过去、当前和未来教育匹配模式的特征差异和发展趋势进行经济解释已成为婚姻匹配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因此,本文基于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资料分析中国婚姻市场的受教育现状、教育匹配现状及变化特征,同时通过微观数据构建婚姻匹配数据库,使用CS模型对婚姻收益进行测算,考察各受教育水平人口在不同教育匹配模式下的婚姻收益和收益差距,从而解读中国婚姻市场在教育及教育匹配模式层面呈现出的新特征和新趋势。研究发现:第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程度不断加深,适婚年龄人口在高等教育获得方面的性别差异逐渐缩小,近10年来已出现教育性别差异逆转现象。第二,在高等教育事业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中国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模式也出现相应变化,在教育同质匹配保持主导地位的同时,“男高女低”教育匹配模式的比例下降,“女高男低”的教育匹配模式成为婚姻教育匹配的新趋势。第三,婚姻收益测算结果表明整体上女性婚姻收益高于男性。分受教育水平来看,在低、中学历人口中,女性婚姻收益高于男性;在高学历人口中,男性婚姻收益高于女性。在低、高学历人口中,与配偶的受教育水平差异越大,婚姻收益越低。第四,教育同质匹配模式下的婚姻收益最高,“男高女低”教育匹配模式下的婚姻收益次之,但“女高男低”与“男高女低”教育匹配模式下的婚姻收益差距正逐渐缩小。为提高居民婚姻收益、缩小收益差距,政府和教育部门在积极推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同时,应加强教育差异群体的婚姻辅导工作;家庭内部也应树立夫妻家庭地位平等的观念,淡化家庭分工中的性别因素;此外,婚姻市场中的个体需转变传统的婚姻教育匹配观念,提倡多元化的择偶标准,这将有利于社会整体婚姻收益的提升以及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改善。

中国家庭结构变迁研究的共识与分歧

近年来中国人口形势的重大转折性变化与婚姻家庭制度的变革密不可分。作为串联宏观与微观的桥梁,家庭通过其要素的“变”与“常”既折射出中国社会在转型期的发展,也浸润着个体的私人生活,其中结构要素起着枢纽作用,最为引人关注。研究发现,目前学界在中国家庭规模结构小型化、代数结构扁平化、类型结构多样化方面形成了基本共识,但在家庭结构定义遵循静态还是动态视角、家庭结构变动是核心化还是小而多样化、与家庭结构要素紧密关联的家庭关系中夫妻轴和亲子轴的相对重要性、家庭功能弱化还是分化、中国家庭结构变迁呈单线演进还是复杂多元模式等核心议题方面,仍存在不少分歧。立足新发展阶段,应从视角的开放性、学科的包容性、理论的本土性、发展的共向性四个方面推进相关研究,以独特而丰富的中国家庭发展实践,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

配偶对员工绿色行为的影响:基于溢出-交叉模型的分析

如何激发员工绿色行为成为新时代学界和组织实践关切的议题。本研究基于溢出交叉理论(spillover-crossover model,SCM)框架,构建配偶与员工绿色行为关系的理论模型。采用动态追踪、滞后配对的方案获取80对双职工夫妻样本,结果显示:配偶绿色行为通过提升工作家庭人际资本化进而影响员工绿色行为;配偶绿色知识分享意愿和能力显著强化上述关系,分享意愿和能力水平越高,二者间关系越强。研究扩展了绿色行为研究范式,从家庭视角为组织绿色管理提供有益启示。

中国的代际流动:多维视角下的动态比较分析

促进代际流动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使用联立方程模型多维度分析当前中国代际流动的动态特征以及各维度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代际流动系数的分解探讨不同维度代际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教育的代际流动性要显著低于职业的代际流动性,并且教育与职业相互之间有显著影响,教育对职业代际流动的贡献超过50%,父代职业对教育代际流动的贡献为11%左右;母亲—子代的代际流动性显著低于父亲—子代的代际流动性,但更易受外在因素的影响;2018年家庭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性相比2010年显著下降,并受个体职业选择的影响;父代—女儿的代际流动性显著低于父代—儿子的代际流动性,城镇的代际流动性低于农村的代际流动性;代际流动性与年龄之间关系总体呈现U型,20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个体代际流动性最差。因此,需要综合多个维度评估代际流动现状,通过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加强弱势群体人力资本投资以提升其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能力,改善代际流动。

“全职儿女”:阶段性现象抑或长期性趋势?——基于代际发展非均衡视角的检视

“全职儿女”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究竟是阶段性的还是长期性的,目前尚不明朗。从性质上看,这是对传统代际关系的一次翻转,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与时代性格,并产生不同的影响:作为部分人的生活困境和作为部分人的新生活方式尝试。从动因上看,中国式“全职儿女”是机遇与挑战、权利与义务、结构与能动代际发展非均衡的结果,也是阶段性因素与趋势性因素叠加的产物。可以采取的干预与矫正措施有:一是扩大发展机会的社会总供给;二是推动社会权利的代际再平衡;三是重构代际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四是营造“之子于归”的友好型环境;五是健全适应不良群体的救助体系。

家庭、婚姻、生育与全科医学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家庭、婚姻、生育的变化尤为突出。家庭规模缩小和结构核心化,并向一人家庭发展;初婚年龄推迟,婚姻形态多样化;生育率下降,距离生育更替生育水平越来越远。这些社会人口学的改变,给医学服务,特别是以生物-心理-社会为模型的基本医疗和健康服务,带来新的挑战,也提出新的研究课题。这不是一个崭新的话题,但当我国全科医学发展了30年的光景,在人口自然增长率有较大改变的时候.

同胞数量和结构对农村家庭彩礼支出的影响

本文使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同胞数量和结构对农村家庭彩礼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兄弟姐妹数量对彩礼数额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以来,我国农村家庭生育数量下降对彩礼价格上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二,农村男女有别和长幼有序的客观现实导致兄弟对彩礼的挤出效应比姐妹大,且年长兄弟姐妹对彩礼的负面影响大于年幼兄弟姐妹。第三,2000年以前,农村确实存在用女儿出嫁所得彩礼补贴儿子的现象,但这主要存在于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2000年以后,姐妹对彩礼数额的影响已由正转负,且即便在经济状况较差的农村家庭,姐妹也无法为男性获得高额彩礼带来任何帮助。这一发现表明,农村家庭的彩礼性质已从婚姻偿付转变为婚姻资助,新婚小家庭是彩礼的最大受益者。

农村新生代青年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及其现实挑战

高额彩礼是我国近年来重点治理的突出社会问题。本研究基于对重庆石村新生代青年“零彩礼”现象的田野调查,分析当地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及其面临的现实挑战。石村“不算彩礼”的共识促进了婚姻交换灵活多元的发展,相对于更具仪式性的婚礼花费、改口费和房产花费,彩礼因过于货币化和功利化而被排除在有意义的婚姻交换之外。自明清流传至今的传统习俗和社会主义新风尚共同塑造了当地礼俗传统,弱代际责任感下自由恋爱、代际和性别平等的情境化解了婚姻交换的偿付和资助功能,礼物模式的婚姻交换在仪式和日常中塑造着集体道德感,即使是在跨婚姻圈的新生代中也没有形成高额彩礼。但随着社会流动性和风险性增大,当地低额彩礼实践的维系正面临着跨区域文化冲突和彩礼抵押功能强化的挑战。

婚姻挤出:县域体制内年轻女性婚配困难问题解析

随着县域体制内大龄未婚女性数量的增多,县域体制内年轻女性的婚姻问题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调查发现,与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婚配困难成因不同,县域体制内大龄未婚女性不是因为遭遇婚姻市场上女多男少的性别“挤压”而出现婚配困难问题,而是在狭窄的县域社会空间内和“男高女低”婚配规则支配下,由于她们的学历高、社会地位高、工作能力强、事业有成就,县域婚姻市场内能跟她们条件相匹配的适婚男性数量少,从而导致她们中有些人会被“挤出”社会正常婚姻轨道。县域婚姻市场中的“挤出”性结构包括性别挤出、体制挤出和空间挤出三个方面,挤出的是县域体制内大龄年轻女性,而非体制内男性或体制外女性。在县域婚姻“挤出”性结构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的前提下,体制内年轻女性要实现结婚意愿,就需要在年龄较轻、职务职级较低时确定婚恋对象,或者勇于破除“男高女低”婚配规则而在体制外寻找婚配对象,否则就需要走出县域参与广阔的全国婚姻市场竞争。

从“依赖养老”到“独立养老”:中国民众的养老意愿及其代际差异

根据江苏省道德发展智库开展的2022年全国调查数据分析研究发现,中国人的理想养老方式正经历从“依赖养老”到“独立养老”的转变且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依靠子女的“依赖养老”比例随出生年代的推移而递减,而包含自我养老、机构养老和新型养老的“独立养老”比例则随着出生年代的推移而递增。从影响因素看,家庭养老资源和个人资源对“依赖-独立”养老模式有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首先,子女状况对人们养老意愿的影响锐减,子女数量对大多数人的养老意愿都没有显著影响,且有无儿子仅仅对“50后、60后”和“70后”群体的养老意愿有显著影响,子女是否为独生子女更是仅仅在“50后、60后”群体中显著,说明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已经发生悄然改变。其次,家庭经济资源不再是“依赖养老”的底气,反而逐渐转变成了“独立养老”的动力,对于“50后、60后”“90后、00后”群体而言,家庭经济资源越好的个体反而越愿意选择“独立养老”。第三,个人的经济状况越好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愿意选择“独立养老”。因此,家庭养老资源、个人资源对人们养老意愿产生作用的方式及其代际差异,奠定了未来中国社会化养老的心理基础。

从生存逻辑到发展逻辑——藏东地区达西村的分家研究

藏东地区的达西村自2010年以来出现了不平常的分家剧增现象,大致可以分为制度型分家、意愿型分家和政策型分家三类。其中,制度型分家是传统藏族社会家庭再生产的主要机制,意愿型分家与政策型分家则是在以户为单位的帮扶机制刺激下出现的,直接导致了分家数量剧增。分家的变化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藏族微观社会的变迁机制,藏族的传统家屋转变为户籍之家,发展逻辑正在取代生存逻辑,成为藏东农村家庭再生产的底层机制,具有藏族文化特色的发展型家本位社会成为当地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特征。

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经济账还是情感账

代际支持是现阶段影响家庭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国家鼓励生育背景下,通过构建“能力-环境-意愿”框架,探讨民族地区脱贫家庭代际支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有助于提高生育意愿,其中经济账起主要作用,情感账以经济账的作用为前提;第二,在经济账中,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主要通过能力驱动机制影响生育意愿,即通过降低抚育成本、增加核心家庭收入和节约教育成本来提升生育意愿;第三,在情感账中,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通过环境驱动机制影响生育意愿,即通过强化家庭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和塑造积极的生育态度来提升生育意愿。上述发现为代际支持提升生育意愿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婚恋失范:流动青年“结婚难”的另一种解释

现有婚姻市场理论无法有效解释部分农村流动青年“结婚难”问题。本次调查研究发现:选择现代婚恋模式的农村流动青年遇到的“结婚难”问题与婚姻市场理论下的“结婚难”问题不同,主要表现为恋爱难、由恋爱到结婚难。本文从婚恋失范视角对部分农村流动青年的“结婚难”问题进行解释,即因为婚恋观和恋爱行为缺乏社会规范指导和约束而导致“结婚难”问题。

性别平等对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

通过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2023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及OECD数据库相关数据的分析,从性别平等程度和性别平等观念两个维度研究性别平等对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的性别平等程度及性别平等观念均日益改善,但性别平等程度的提升滞后于性别平等观念的转变,导致育龄群体在追求自我价值提升的过程中面临工作—家庭冲突,因此选择推迟婚育,并最终使生育意愿降低。在性别平等程度与家庭支持政策的国际比较中发现,我国的性别平等程度仍处于中低水平,家庭支持政策的实施滞后于欧洲国家,而性别平等程度较高且家庭支持政策落实较好的国家更有潜力提升生育水平。由此提出继续推动性别平等发展,加快家庭支持政策改革与调整,促进家庭内部合理分工,增加对双职工家庭的制度和政策支持,加快落实托育服务等政策建议。

《唐律疏议》中的聘财返还法

唐时,当色为婚合法,异色为婚非法。合法的当色为婚中,若女方随意悔婚,或男方自悔,或女家一女两许,或出现妄冒为婚行为时,聘财返还遵循过错方承担相应经济损失的原则。异色为婚的聘财返还,一般也遵循这种原则。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若异色为婚出现妄冒为婚且聘财等于或超过法定数额下限,量刑重于徒二年,则计“婢赃”定罪,依“诈欺”,准窃盗罪论处,量刑随聘财数量的层级递增而逐渐加重,最高刑罚为加役流,仅次于死刑。唐律中关于当色为婚与异色为婚的聘财返还规定,突出了唐律的阶级属性,旨在维护既有的身份等级和既定的社会秩序。

生育文化、生育制度与生育率——兼论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可能效果

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促使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成为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其中以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为代表的鼓励型生育制度和以“多子多福”为核心的传统生育文化被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帮助中国摆脱“低生育率陷阱”。然而,研究发现:中华文化圈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远低于其他国家与地区,而海外华人则是所在国生育率最低的族群之一,传统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已然发生了嬗变,对促使低生育率回升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取而代之的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甚至不婚不育”的现代生育文化,并形塑起一种内生性的低生育率机制。与此同时,欧洲和东亚国家通过构建鼓励型生育制度后依然深陷低生育率陷阱,无法有效刺激低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中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预期效果同样不容乐观,而生育文化、生育制度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互构关系,亟需从结构性和内生性的“文化—制度”视角去重新审视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形成机制。

制造边界:家庭代际关系的情感分流与现代调适

家庭代际关系的现代转型改变了情感伦理化的依附性表达路径,赋予情感以自主的实践空间。情感实践兼有理性面向和伦理底色。结合鄂西的田野调查经验,文章建构了代际互动中的情感分流路径,揭示了以制造边界为核心的情感调适逻辑。情感分流主要包含三个维度:一是伦理轨道中代际互动过程的分化,基于“父子之别”构造了生活本位的情感实践路径;二是在伦理轨道之外激活情感轨道,基于“嫁娶之别”构造了以资源流动为媒介的情感实践路径;三是面对代际互动的双轨格局,子代家庭基于“夫妻之别”构造了灵活的场景转换机制,维系了双轨格局的均衡稳定。“制造边界”的目标不是伦理的封存,而是理顺理性、情感和伦理的关系,进而在底线伦理之基础上拓展代际互动空间,塑造灵活、自由且富有弹性的代际关系。伦理、理性在融入情感实践的过程中赋予转型期家庭制度以开放性和包容性,展现了农民家庭秩序重建的可能路径。

新时代家庭功能的复归和建设——从“全职儿女”现象谈起

“全职儿女”古已有之,今日再现源于社会的结构性“诉求”。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发生了快速的核心化转变,其大部分功能转由政府机构和市场力量来承担。然而,当前的“全职儿女”现象凸显了家庭作为社会组织基本“细胞”的功能仍然不可或缺。当今世界正在迈向数算文明主导的时代,有需要也有条件让家庭真正“复归”为一种新时代的新型细胞。为此,我们要立足于家庭生命周期来看待和构建新时代家教家风,在家庭之中夯实新时代的价值底蕴;呼唤“新”的中国式家庭友好型社会文化建设,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尊重家庭的自主决策权,努力营造“以人为本”、强调家庭关心和人文关怀的社会氛围。

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抗逆力策略研究

受城乡迁移和自身资源的影响,低收入流动女性是女性中更需关注的弱势群体,其家庭需要经历更为严峻的压力挑战。那么,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究竟面临怎样的挑战?其家庭如何能够获得困境中的适应性发展?其间女性在家庭困境应对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本文在对34例低收入流动女性质性访谈的基础上,探讨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抗逆力的核心策略。结果发现,低收入流动女性及其家庭的压力主要表现为非正式/低保障的就业困境、家庭工作兼顾的生活困境、迷茫无奈的未来发展困境和双向支出的家庭资源分配困境。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抗逆力表现为低水平资源流动的家庭功能维持机制、灵活重整的家庭结构协调机制、代际团结的家庭关系缓冲机制和积极传递的家庭信念免疫机制。流动女性通过敏锐识别困境以调节应对策略、角色灵活安排以重整家庭结构、双向照顾支出以促进代际团结、协调整合资源以提升凝聚力等个体与家庭的互动方式为家庭抗逆力提升作出贡献。在完成家庭抗逆力的使命中,流动女性发挥着其独立能动的主体意识,同时也造就了她们自身的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