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与内卷化:大学生就业意愿变化的趋势分析(2015—2023年)

大学生就业意愿是青年职业价值观的重要部分,是理解大学生就业选择、预测大学生就业行为的重要前提。近些年尤其是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以来,大学生就业形势面临着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的诸多新不利因素,大学生就业意愿也呈现出新的特征和发展趋势。使用2015—2023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SCUS)数据,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新特征、新趋势、影响机制及其变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近10年大学生就业意愿总体上呈现多元化选择趋势,同时也体现出“升学内卷”和“体制内卷”的特征。宏观外部环境、大学生家庭资本和个体人力资本的差异均影响到了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分化。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变化对其顺利就业的负面影响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平台经济模式下平台就业者职业认同感影响因素研究

平台就业者作为平台经济背景下的新兴职业,对于社会生活正常运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平台就业者中,Z世代的年轻就业者群体展现出了不同于传统就业者的职业追求。相比薪资等物质条件,Z世代更加注重工作中自我价值的实现,而职业认同感则是其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前置因素。较高的职业认同感可以使就业者在工作中发挥更为积极有效的作用,并为自身职业发展谋求更多发展可能性,进而更有可能实现自身价值。本文通过对25名Z世代平台就业者进行访谈,并获取其原始记录作为文本资料,构建了平台经济模式下的平台就业者职业认同感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辨析Z世代就业群体的独有特征,阐明其个人就业动机、工作生态、平台管理、社会环境等在平台经济背景下的概念内涵。本研究明确了平台经济模式下影响平台就业者职业认同感的因素,探究了Z世代年轻就业者群体借由提升职业认同感达成自我价值实现的路径,并为平台型企业发展策略及平台就业者职业发展长远规划提供理论参考。

社会生产体制变迁视角下的新职业群体:职业特征、形成原因与现实困境

以信息化、数字化和平台化为特征的新经济业态、新产业模式,催生出形式多样的新就业形态,吸纳了众多就业人口,并塑造了新职业群体特别是青年群体的职业特征。具体而言,青年群体在行业选择上呈现出“去工厂化”、在身份建构上表现为多重职业和身份、在职业倾向上更青睐知识创意类工作等典型特征。从社会生产体制变迁的视角来看,青年群体上述职业特征的形成源于生产资料使用方式的变化、职业结构的变动以及生产要素的变革。对于由此所导致的青年群体职业脆弱性问题也应从新型生产关系出发予以破解,在推动各项改革深化的同时加强对新职业群体的政策支持。

自雇群体二元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和心理代价

自雇群体是我国市场经济的生力军,经营收入和心理健康是衡量其生存状况的两大重要指标。自雇群体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是否以心理健康作为代价涉及对社会资本双重效应的考察和辨析。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二元社会资本,即信息社会资本和人情社会资本,通过分析2014年及2019—2021年求职网络研究项目(JSNET)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相较于信息社会资本,人情社会资本更利于提升自雇群体经营收入;信息社会资本对自雇群体心理健康具有正向作用,但人情社会资本产生负向影响。可见,人情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一定程度上以心理健康作为代价,这是由人情负担所导致的。

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内涵、意义与路径

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是党和政府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的重要举措,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其核心要义是在经济和社会多维度、诸领域构建起有助于就业扩容提质的发展方式。而其构建过程离不开人力资源供需两侧,以及供需对接端的共同发力,更离不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双循环推动高质量就业的传导路径和作用机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重中介效应检验

随着新时期我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高质量就业成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基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2—2018年四期面板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了双循环影响我国高质量就业的传导路径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内、外循环之间的协调互动可以显著促进高质量就业,其效应贡献率为45.15%;双循环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高质量就业的重要渠道,其效应贡献率为54.85%,其中,技术进步发挥的中介效应最强,贡献率为32.56%,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率分别为4.84%和5.89%。因此我国要充分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继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双循环的互动水平。同时充分发挥技术进步的“牵引器”、产业结构升级的“助推器”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支撑轴”作用,从政策上支持我国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更好地同步推动高质量就业。

青年职场“Gap day”现象探究

青年职场“Gap day”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青年职场“Gap day”现象的典型特征是:通过语言上的拼贴与再造,表达部分职业青年的困顿疲倦情绪;通过行为上的放空与逃离,排解青年在工作中积攒的情绪和压力;通过价值上的戏谑与自嘲,赋予青年的短暂休息以正向意义。青年职场“Gap day”现象的深层原因是:青年在高压生存环境中的“弹性姿态”、在加速社会运行中的“精神逃离”和在社会时钟齿轮下的“自我审视”。对青年职场“Gap day”现象的有效治理,既要着眼于青年发展,运用公共政策实现青年发展的普遍性诉求,又要立足于青年就业,采取切实措施促进青年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技术政体:用工短缺时代 工厂治理的实践逻辑

布洛维提出的“工厂政体”理论影响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劳动过程领域的研究。不过,经典理论所演绎的工厂治理模式中“专制政体”“霸权政体”的解释范式正面临近些年来劳动力市场转型所带来的挑战。用工短缺时代的到来,大大提升了劳动者“用脚投票”的能力,进而增强了其在生产组织过程中的博弈能力,资本在劳动控制上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任性。这与资本追求对劳动占有的天性无疑构成矛盾。基于对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田野调查,本项研究发现,近些年来,在工厂内部正悄然形成一种新的工厂治理逻辑——技术政体;正是这种基于技术治理的生产组织机制,在有效实现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和占有的同时,又较好地适应了当下劳动力短缺的用工困境。

学业和就业竞争压力下大学生社会心态特征——基于2023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分析

大学生群体是我国青年人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的境遇状况及其社会心态关乎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基于2023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从政治信念、社会态度、学业竞争意识、就业取向、焦虑心态和网络情绪宣泄等方面了解“00后”大学生的社会心态特征。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在政治价值取向方面高度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对于一些社会现实问题,特别是与其生活境遇紧密相关、事关其个人发展前景的问题感到迷茫困惑。同时,学业和就业竞争“内卷化”导致大学生群体产生集体焦虑心态,他们往往通过夸张的、娱乐化的网络情绪宣泄,消解竞争压力与心理焦虑。新发展阶段培育大学生积极社会心态面临诸多挑战,如何使党和政府倡导的“远大理想”和“使命担当”与大学生面临的学业和就业选择之间建立有效链接,实现落地化的有效转换,既需要高校教育创新“大思政课”理念、模式、视野和内容,更需要多角度出发、多部门联动、顶层设计思维,提出切实可行、落地有效的政策方案。

中国特色青年工作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创新发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擘画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蓝图,为中国特色青年工作创新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决定》改革措施的落实离不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青年生力军作用的有效发挥,为青年工作的改革方向提供指引,明确了青年工作的发展原则。在新阶段,中国特色青年工作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为根本遵循,同时推动党和政府主导下青年工作的制度协同,切合青年主体历史性、社会性、政治性的本质属性。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要坚持协同推进与多元参与,构建青年工作现代化的整体格局;同时也要扎根本土与面向国际,实现中国特色青年工作的现代化转型。

“整顿职场”的话语传播与观念建构

横空出世的流行语“整顿职场”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从公共话语传播角度看,由大众媒体“议程设置”之下的公共议题,到自媒体泛化演绎之下的流行话语,再到大众文艺烘托渲染之下的共情符号,三种传播路径共同制造出“整顿职场”的不同公共话语形式和社会观念及实践。不同传播路径的特点和作用方式各不相同,不同公共话语之间存在着互动融通,并共同作用于社会观念及实践。经过不同公共话语形式的传播,“整顿职场”从社会观念跃迁到“政策议程”,引发了政府管理部门对职场乱象的关注。与此同时,需要防止因不同话语形式自身存在的弊端而造成“整顿职场”观念和实践的异化。

共同富裕背景下就业量质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研究

就业量质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构建一套客观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准确测度就业量质协调发展的程度,可为推动就业量质协调发展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持。参考系统学和协调发展理念对于“协调”的表述,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共同构成了就业系统,协调发展指量与质的发展实现良性互动和良性循环,使得就业系统达到整体最优。在此基础上,结合“十四五”期间就业工作的主要目标,构建包括就业安全的稳健性、就业结构的均衡性和就业发展的可持续性3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25个三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协调度的测算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使用兼顾指标序信息和强度信息的方法对指标进行赋权,第二步使用协同分析法进行协调度的测算。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一,从就业系统整体最优的主要表征出发,改变了已有研究把就业量质协调简单理解为数量与质量在数值上的相等,能更好地体现就业量质协调发展的内涵。其二,指标选取紧扣“十四五”就业工作的主要目标,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同时不同指标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兼顾全面性与代表性。其三,赋权方法能较好地兼顾指标的序信息和强度信息,所得结果比常用的熵值法赋权结果更为合理。

合肥市养老护理员核心胜任力与职业认同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讨合肥市养老机构养老护理员核心胜任力与职业认同现状及其相关性,并提出相应策略,为加速养老护理员队伍的建设提供参考依据。方法2023年4-6月采取便利抽样法,抽取15所养老机构中298名养老护理员为研究对象,调查其核心胜任力及职业认同。结果养老护理员核心胜任力总分及总均分分别为(113.85±15.24)分、(4.21±0.56)分,养老护理员职业认同总分及总均分分别为(112.92±17.26)分、(3.76±0.58)分。合肥市养老护理员核心胜任力与职业认同总体呈正相关(r=0.493,P<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职称、对目前工作是否满意及职业社会支持对养老护理员的核心胜任力有影响(P<0.05)。结论合肥市养老护理员核心胜任力处于较高水平,职业认同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职称、对目前工作是否满意及职业社会支持是核心胜任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建议相关部门以职业社会支持为切入点,采取针对性策略,以提高养老护理员的核心胜任力,促进养老护理员队伍的建设与发展。

富民要赋志:低收入群体工作韧性对职业变换的影响

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职业稳定性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可行路径,其作用机理在于保持职业稳定性、减少工作流动率有助于技能的提升与工作职级的晋升,从而提升工资收入。以福建省X市H区新生代农民工为分析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除了传统的年龄、婚姻、收入、教育程度等因素对职业稳定性产生影响外,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在工作韧性对职业稳定性也有积极促进作用,同时组织学习通过工作韧性产生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潜在的启示意义在于需要贯彻“富民要赋志”的理念,通过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等低收入群体的工作韧性,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中国女性的代际流动(1992—2021):特征与城乡差异

本文基于2003—2021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的数据,在比较两性代际流动差异的基础上,对女性代际流动的城乡差异做了细致的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女性在向上流动的比例上明显高于男性,而农村女性的高向上流动率是其主要成因。在城乡差异方面,农村女性呈现出后发优势,在代际流动的数量和质量上均优于城镇。在代际流动过程中,农村女性的教育获得更起到了助推流动的作用,高等教育帮助女性摆脱原生家庭的影响;而城镇的教育获得则更多带有代际家庭地位维继的色彩,扮演着传递原生家庭优势的角色。以上特征随就业世代的年轻化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强化的趋势。

制造超额:网约车司机的劳动过程、社会基础与生存策略——基于L市和W市的调查

在数字化快速发展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进入以“平台运营”为支撑的新兴产业,成为“数字劳工”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基于L市和W市网约车司机的调查发现,就业环境压力、家庭发展需要以及个人的劳动偏好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决定了劳动者的劳动转向,而平台经济提供的较高收入机会又为劳动者进入网约车行业提供了发展空间。研究发现,网约车司机遭遇着数字平台的控制而不得不拼命劳动,并且自愿参与行业的“超额”游戏,但他们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这一数字劳动形式的盘剥,在劳动过程中,也会采用接单策略、路线策略、休整策略、组织策略、成本与风险控制策略,来降低经营成本,改善劳动体验。

青年女性生育与职业发展

在我国人口出生率不断走低,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突出,全国出生人口连续七年下降的大背景下,如何从经济、就业、托幼、教育、医疗、养老等各个方面制定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促进生育率提升,缓解老龄化趋势,调整人口结构,不仅成为国家和政府相关部门关注的中心问题,也成为学术界关注和探讨的重要主题之一。然而,作为生育的主体,青年女性却始终面临着生育与职业发展之间的激烈冲突。这也成为青年研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为此,本期我们刊发了两篇相关论文,对此进行探讨。

中国新就业形态:就业质量、工作满意度及政策启示

近年来,新就业形态蓬勃发展并成为当前的社会焦点。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就业质量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年龄结构相对年轻,自评健康良好,但人力资本较低,就业质量不高,工作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就业质量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显著且稳定,具体表现为高收入、工作时间适当和少周末加班对其工作满意度具有积极影响,不存在“满足感悖论”的现象。因此,应健全新就业形态保障体系、促进多元主体支持就业服务供给、建立全覆盖的新就业形态数据平台,同时精准政策锚定、关注特定新就业形态劳动人群,进一步提高就业质量,促进新就业形态的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时代职场的7个趋势

前不久,应邀与广州的一所职业院校师生聊《人工智能时代的学习与工作》,又应邀在线用ZOOM为一所大学的学生分享《人工智能与未来工作》,为了完成这些任务,近一个月来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人工智能对未来职场、工作和就业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无处不在的时代,职场和工作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到底有哪些?下面是我最近的一些思考,我将其概括为7个趋势。

株洲市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因素及保障措施研究

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主要参与者,其工作环境、待遇和发展机会得不到保障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因此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对于促进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株洲市作为我国中部地区的重要城市,拥有大量的农民工,因此,研究株洲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首先分析了农民工的就业现状,然后从个人、企业和政府三个层面提出了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策略,并通过具体案例分析了这些策略的实施效果,旨在为解决株洲市及其他地区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