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地区留守儿童积极发展的理论探析与发展关注点

农村留守困境以及某些脱贫地区道德文化失调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仍然是留守儿童积极发展的重大风险因素,受到社会各方重点关注。现阶段,脱贫地区留守儿童积极发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理论构建层面,促进积极发展理论未能与时俱进,缺失针对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积极发展理论探讨;实践应用层面,忽视了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脱贫地区道德文化失调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挑战,社会适应促进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不能有效结合。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发展关注点需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积极构建留守儿童健康发展理论体系与实现机制;第二,从家庭、学校和社区等多个维度优化脱贫地区乡村留守儿童积极发展的外部资源;第三,注重个体心理韧性、意向性自我调节及行为的培养,优化积极发展的个体资源,开发留守儿童自身优势和潜能,减少心理问题和问题行为。

儿童地理学视域下留守和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路径探析

本文基于儿童与空间关系的视角,从留守与流动儿童的具身情境出发,探讨留守和流动儿童在空间认知、空间体验及空间实践方面的现实特征,发现留守和流动儿童存在空间认知与空间想象相对受限、空间体验与空间主体性相对缺失及空间情感联结与情感空间相对剥夺三方面困境。对此,在空间认知方面,应当建构主体空间,深化留守和流动儿童的空间认知;在空间体验方面,应当丰富日常生活空间,增强留守和流动儿童的空间体验;在空间实践方面,应当健全政策空间,拉近留守和流动儿童的情感联结。

中国青年研究热点议题与学术启示(2024)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青年发展有了更加多元的面貌,青年研究也日趋丰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为青年研究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也为青年研究如何顺应新形势和新要求设定了更高标准。文章尝试以具有启发意义的热点议题为切入视角,勾勒2024年国内学界关于青年研究的知识版图。通过研读筛选中文主流期刊的研究论文,将当下青年研究关注的重要领域概括为八个主题:青年研究的基础理论、青年就业、青年婚恋与家庭、青年流动与社会融入、青年教育、青年媒介使用、青年社会心态与观念、青年工作与政策。在此基础上,从强化核心概念的使用规范、保持鲜明的经验取向、拓展经典范式的问题域等方面提出建议,希望对青年研究的深入推进有所裨益。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时间社会学视角下不婚意愿青年与“婚姻错配”格局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推进,青年婚恋以及生育决策从传统的“单一脚本”向“多维脚本”转变。在此背景下,探问不婚意愿青年的婚恋观、不婚缘由以及决策动因过程成为理解中国婚姻与家庭结构变革的重要视角。基于时间社会学理论,不婚意愿青年形成的过程印证了不婚意愿青年正在反思与反抗“恋爱-结婚-生育”的传统社会时钟规训,延迟或规避个人生命历程里婚姻这一重要事件成为青年主体性实践新现象。青年采取“主体性表达”“重塑适婚时间”“情感补偿”等多种行动策略重建个人时钟。同时,工作时间挤压、“内卷化”就业文化共因导致了青年群体不婚意愿。

拥有兄弟姐妹如何影响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和主观幸福感?

本研究对兄弟姐妹数量与青少年成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探讨,并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为识别兄弟姐妹对青少年认知能力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供了微观证据。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拥有1个兄弟姐妹对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有积极影响,这种影响效应随年龄增长而加强,并且在成年后依旧保持稳定;拥有兄弟姐妹可能对青少年的数学类认知能力产生负向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较低学段样本中,并随年龄增长逐渐消失。本研究为父母制定生育决策时更有效地开展成本收益分析提供了支持,也为缓解养育焦虑、完善生育政策以及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预警征象筛查在社区儿童健康管理中的应用

目的了解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社区0~3岁儿童心理行为发育水平,探寻儿童心理行为在社区的筛查模式。方法使用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问题预警征象筛查表对2023年1—12月在潘家园社区接受健康检查的2139名0~3岁儿童进行心理行为发育预警征象的筛查,统计分析儿童相应年龄的发育偏异情况,并对筛查阳性儿童进行单、多因素分析。结果在2139名儿童中,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问题预警征阳性的儿童70例,阳性率为3.27%;男童心理行为发育预警征阳性率为4.38%,女童阳性率为2.06%,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1岁组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问题预警征阳性率为0.56%,≥1岁且<2岁组儿童阳性率为2.38%,≥2岁且<3岁组儿童阳性率为6.86%,≥3岁且<4岁组儿童阳性率为2.58%,不同年龄组儿童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性别、年龄是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预警征筛查阳性的危险因素。结论预警征象筛查在社区基层儿童的健康管理中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能够早期发现心理行为发育偏异的儿童,以便对其进行有效干预,促进儿童早期全面健康发展。

数字素养对青年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数字时代,数字素养成为衡量国际竞争力和国家软实力的关键指标,对青年就业有着复杂的影响。文章从数字认知能力、数字应用素养、数字创新素养、数字风险意识四个维度构建青年数字素养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描述我国青年数字素养的现实特征与人群差异,考察数字素养对青年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青年的数字素养水平存在明显的人群间差异,农业户口、乡村地区、较低教育水平的青年数字素养水平偏低。数字素养对青年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主要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提升人力资本两个路径促进青年就业。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素养对青年就业的正向作用也具有明显的人群差异,其对于非农业户口、城镇地区、较高教育水平的青年作用更为显著,增加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本积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数字素养的正向作用。研究结论为理解与应对青年就业问题提供重要的经验依据,也为培育青年数字素养、促进高质量就业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自我决定的孤独”:个体化时代青年社交样态背后的“自我逻辑”审思

“自我决定的孤独”是青年群体在当今时代的新型个体孤独,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青年个体构筑“自我孤岛”的社交图景主要呈现两个面向:私人情感场域“断离式”的情感封闭和公共社交领域“降级式”的社交样态。青年社交样态的背后是“自我脱嵌性”与“自我重嵌性”双重统一的“自我逻辑”的建构过程,既展现了个体化进程中青年基于“自我”视角所作出的社交选择,又突显了青年在个体性与社会性双重维度上的社交诉求。在现代性视角下,“自我逻辑”的建构揭示出现代“自我”在情感逻辑与经济理性逻辑双重纠缠中的情感转向与“自我决定的孤独”的情感悖论,并折射出现代性的吊诡之处。因此,面对青年群体“自我决定的孤独”的情感隐忧,需在观念层面克服理性主义的情感逻辑并关注“情感自我”的建构,在实践层面“重拾附近”并构建“情感共同体”,以此应对现代性“孤独自我”的存在性危机。

数字化时代的儿童研究:理论溯源、媒介转向与问题展望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儿童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的同时也提出新的挑战。基于儿童研究的历史脉络进行理论溯源与文献梳理,将“媒介—儿童”研究放置在儿童研究的学术版图中进行定位和检视,可以发现媒介转向是新童年社会学研究的一条暗线,由此形成“媒介—儿童”研究的3种话语。在阿尔都塞的问题域分析视角下,媒介在数字化时代的儿童研究中扮演实践场域、行动者和研究方法 3种角色:作为实践场域的媒介延伸了儿童的可知视域与实践范围,成为儿童研究的重要田野;作为行动者的媒介以物质性研究取向拓宽了儿童研究的视野,在媒介研究与儿童研究的理论主张之间形成勾连;作为研究方法的媒介则催生许多基于媒介的研究方法,同时灵活嵌入到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使儿童的声音得到更好的倾听。对以上3种角色的勾勒能够帮助研究者跳出媒介中心主义的桎梏,通过媒介研究和儿童研究的理论接合扩展数字化时代儿童研究的视野与方法。

社会投资与儿童福利政策转型:国际经验与政策镜鉴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投资型社会政策由于能够实现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生育、减少贫困代际传递等多重目标,成为欧美国家福利制度转型的重要方向。在长期探索过程中,欧美国家社会投资儿童福利政策逐渐形成以家庭友好型政策、儿童发展账户与完善的托育服务体系为代表的政策体系。我国在建设、完善适度普惠型的儿童福利体系过程中,应借鉴社会投资型儿童福利政策的相关理念,不断强化儿童托育体系,重视儿童及家庭资产建设,建构多元主体协同的儿童福利供给体系。

留守经历与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基于高等教育分流的异质性分析

以高等教育分流为研究视角,采用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序次logistic模型和二分logistic模型系统分析了留守经历对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分析发现,留守经历对大学生人力资本的积累具有显著影响,不同留守起始阶段对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存在“早-晚阶段效应”;不同层次学校、不同专业类别的学生,留守经历对其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存在差异。该结论启示:高校学生工作应当以需求为导向,聚焦重点群体,做到精准施策,做好源头治理,实现标本兼治,以此推动具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

由“实”向“虚”:当代青年婚恋空间转向透视

青年参与线下相亲呈现日益减少趋势,许多人转向网络虚拟空间寻求线上婚恋机会。青年选择线上婚恋有着多重动因:青年意欲人际破圈进行主动选择,情感资本涌入扩展了线上婚恋空间,交往的便捷性和选择的多样性迎合了青年需求,线上牵手成功案例引发青年期待。线上婚恋也产生一些新问题:虚拟性空间带来现实交往的距离感,资本化运作带来现实观念的拜金性,低成本选择带来现实投入的高追加,魅惑性吸引带来现实体验的落差感。对此,党和政府、社会各界要关注青年婚恋空间转向,强化青年婚恋现实空间的筑渠与搭台,搭建两个空间的“鹊桥”纽带,营造文明与健康的婚恋空间体验。

智媒时代青少年短视频依赖的生成机理、伦理隐忧及其应对

伴随着移动智能终端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的渗透,短视频依赖作为青少年媒介依赖的新子集、新表征,在技术可供、个体欲望、同侪压力、平台奖励等内外因素催化下,由个案转为普遍,由隐性变为显性,日趋演化成一种社会病理现象,并进一步诱发闲暇时间被侵占、真实虚幻认知偏差、沦为数字童工的情感异化、交流的不可通约导致代际隔膜等伦理风险。应对青少年短视频依赖问题是一项长远性系统工程,既需要法律规约和政府有效监管,也需要行业协会、社会团体、学校、家长等多方参与,要做好边界管控,扎紧法律和制度围栏,扫清监管治理盲区;技术赋能,平台强化公器意识,创新自治举措;构建闲暇教育体系,充实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同时家长也要以身作则,营造和谐融洽的家庭氛围,才能真正编织起青少年“防依赖”“防沉迷”的保护网。

浅关系:青年社交新样态及其引导之策——基于对“糊弄学”“搭子”现象的分析

“糊弄学”和“搭子”是青年社交领域的两个网络热词,折射出以浅关系为核心的青年社交新样态,包含被动与主动双重指向,功能性、脆弱性和网生性是这一新样态的鲜明特点。浅关系社交在青年中广受追捧主要是受到了生活方式改变、主体意识增强、网络技术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既要看到青年对浅关系的客观需求,也要警惕其中潜藏的隐患,社交质量的下降、社交能力的退化及心理问题的涌现都不容忽视。为消除负面效应,要从增加闲暇时间、加强身边连接、树立健康交友观、合理使用社交媒体等多个角度引导青年健康社交,构建和谐人际生态。

当代青年困境中的“自我和解”:“窝囊废文学”的破圈与重塑

在信息爆炸和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各类负面思潮的侵袭和激烈的社会竞争导致部分青年思想与行为陷入价值无意义的困境,自我界定为“窝囊废”。个体到群体的身份认同,促使“窝囊”情绪无需再躲藏,将自嘲和幽默相结合,纾解精神焦虑,“窝囊废文学”成为青年应对困境的新兴形式。网络空间为“窝囊废文学”提供了表达和传播的场域,通过戏仿与重构,形成一场青年圈层的网络“文学”狂欢。“窝囊废文学”冲破了传统视角中对“窝囊废”角色的固有认知,为青年提供了一个合理宣泄的契机,是青年在困境中的自我调适,亦是对不完美自我姿态的“和解”,更是自我接纳和前进的动力。

当代青年“陌生化”轻社交的兴起及其生产逻辑——以“搭子社交”为例

“搭子社交”是青年群体自主发起的、由在某个垂直领域与志趣相投的人结成最小单元的“限时共同体”,以一致的旨趣与目的维持轻盈却有价值的社交关系,是一种重拾“附近”的轻交友模式,形塑了亲密关系降级的新型边界观,也是青年群体实现关系跃迁法则的一场生动展演。“搭子社交”折射出当代青年群体在趋附与抵抗中“矛盾交织”的底层逻辑,指涉了他们拒斥“功绩社会”又被功利主义所渗透,渴望“自我隐退”又积极寻找情感代偿,依赖“赛博生活”又试图逃离数字泛化的复杂心理。针对这种社交模式,从个体、社会和文化的维度进行多角度观照,初步探寻出“搭子社交”从“他者认同”到“自我认同”、从“社交部落”到“社交原野”、从“效率世界”到“意义世界”的理想发展脉络,这将为纾解青年群体的心理困境、预测青年社交的未来走向、研判青年文化的建构逻辑提供了更具代入感的研究视角。

我国青年就业新特征、新挑战与应对策略——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考察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完善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既是新时期国家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的重大命题,也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客观要求。通过分析2016~2022年四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青年全周期就业视角出发,基于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变量,考察中国青年就业的新特征,特别是比较2020年前后青年就业呈现的新趋势和结构性变化,分析新时期中国青年就业现状及其主要驱动因素。研究发现,现阶段中国青年就业面临多重挑战:政策偏重青年初次就业,全周期就业理念有待形成;青年就业市场性别不平等现象突出;低龄青年就业市场存在结构性错配现象;青年劳动力社会保障覆盖率不足。为此,建议政府应树立青年全周期就业理念,不断完善青年就业优先政策,促进就业市场性别平等,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完善青年社会保障体系,最终实现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

逆社会时钟:空巢青年“生活垃圾分类”的实践与“自主性”形塑——基于社会时间的视角

引导民众的生活方式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亲环境方向转变是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一项重大课题实践。青年作为消费主力,无论是低碳消费“买”的前半程做法,或是“弃”的后半程实践,共同构成了对青年低碳生活方式的完整理解。相较于可见、充满快感的物品消费与服务,“生活垃圾分类”常常因为欠佳的身体体验而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与忽略。文章基于社会时间视角,通过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对空巢青年“生活垃圾分类”的实践及其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展开研究,发现情景结构中的正式制度和时间结构虽然对青年的“生活垃圾分类”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但是时间因素最为关键。空巢青年“生活垃圾分类”的动力不仅在于为个体存在赋予满足感和成就感,实现其作为个体精神在物质边界的延伸,更在于用行动建构个体的时间自主性,形成有效的身份区隔。空巢青年的“生活垃圾分类”实践既是对“有闲”的注解与自我呈现,更是通过社会时间形塑了一种对他群体的文化优势。

整合取向社会工作视角下都市单身青年婚恋态度

根据期待婚恋程度以及择偶状态的不同,本文将都市单身青年的婚恋态度分为五种类型。通过对北京市单身青年的实证研究发现,相当比例的单身青年持有负面婚恋态度,或焦虑,或佛系,或恐惧,陷入了各种各样的婚恋迷茫中。本文从整合取向社会工作视角出发,以“人在情境中”为分析框架,从个体、社会环境、个体与环境互动三个层面系统性探究了单身都市青年负面婚恋态度的生成规律和机制。为此本文建议采取系统性、整合性的干预之道,从实现青年个体增能、促进青年与环境的良性互动、营造包容支持的社会环境三个层面,解决青年的婚恋问题,促进单身青年形成积极、健康、理性的婚恋态度。

技术二重性:数字时代“空巢青年”的情感体验与主体解困

“空巢青年”作为城市化推进中远离父母的特殊群体,一方面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又深受技术消极影响而产生诸多情感问题。在数字时代,“空巢青年”的生活方式和情感表达更加丰富,在家庭关系、独居日常、职场情感、社会交往等方面均因数字技术助力而获得大量社会支持与情感满足,但在由数字技术所重构的全新世界面前,“空巢青年”更容易陷入某种情感异化状态,在代际互动、技术型亲密关系构建、竞争性数字劳动中产生普遍的情感焦虑与集体困扰。面对“空巢青年”情感所体现的“技术二重性”,需要在国家制度、社会引导、个体发展等方面予以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