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的社会空间逻辑:基于沿海两个镇域产业的空间社会学考察

源自内生性发展的沿海镇域中小企业集群具有中国式产业集聚的独特性。镇域产业社会空间是镇域范围内产业在在地化过程中与社会关系、社会要素互嵌型构的一种社会性空间。正是产业与镇域空间之间的互构形成的黏附性与吸附性特征,促使面临多重困境的中小企业仍然坚守在地化空间运营策略。产业社会空间通过产业历程的空间扎根、产业要素的空间折叠、产业网络的空间整合、产业链条的空间压缩与产业的城乡空间复合等多种机制强化中小企业集群的粘性与镇域空间依附,碎片化的外迁很难获得产业社会空间的支持,且加剧了社会成本,得不偿失,这也是为什么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不愿意离开本地市场的原因所在。产业空间内部的更新机制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链转移成为产业社会空间逻辑的两个影响结果。

纠纷调解实践中的法礼融合——基于“枫桥经验”的分析

法律原则与乡土礼俗之间的冲突和张力受到较多关注,而两者之间相互融合的形态和方式不甚分明。枫桥经验由政府主导与民间主导结合形成的纠纷调解模式显示,法律与礼俗具有契合性之处得以强化,在维系特殊主义关系伦理的同时,也脱离特殊主义追求普遍主义公平的规则意识;两者形成递进式的融合模式,共同制御基于利益和情感的破坏性冲动。由此推动形成的个体秩序观念,是以法律规范为底线、以道德自我与伦理关系的实现为理想目标的双重复合结构。

“做数据”:数字劳动秩序的数据化建构——基于Y直播间销售劳动的案例研究

数字技术不仅对社会结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已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劳动是社会实践的典型形态,是分析数字社会结构与秩序的重要领域。本文依据结构化理论,设计了案例研究的程序,设计了基于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的分析框架,对D平台Y直播间的销售劳动展开了实证研究;通过展现直播销售员在“做数据”过程中面临的数据环境以及个体应势而生的系统意识和劳动策略,挖掘出了平台数据所具有的资源配置与工具权威双重属性,以及这两种形态的数据参与塑造数字劳动的实践过程。在此基础上,研究揭示了数据劳动的基本逻辑,阐释了数字劳动秩序如何形成、劳动者如何在平台权力下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两个相辅相生的问题。

走向共生:流域生态治理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化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足点。流域生态系统是包括人与自然在内的多个要素构成的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会对整个流域生态系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洪泽湖作为我国第四大淡水湖,其流域生态治理实践生动体现了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的变化。通过观察“十年禁渔”政策背景下退渔渔民上岸前后生计模式和湖泊生态之间的一系列活动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演变,可以发现,在国家行政力量主导的“人化自然”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存在寄生、共栖、共生的演变过程与依存模式:在“退渔”前,渔民寄生于自然而生存,长期的单向寄生对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带来了消耗和破坏,出现“渔湖双退”的局面;在“禁渔还湖”初期,渔民与自然处于短暂共栖阶段,渔民面临突发性的“离岸上楼”,出现生计方式、社会网络断裂等问题,但洪泽湖的生态环境得以修复;在禁渔中后期,渔民与自然进入互利共生模式,渔民的生产生活需求逐渐趋同于国家流域生态治理的总目标,身份转变为流域生态修复的受益者和推动者,并与其栖息的流域生态系统自发形成多维利益共同体。政府和社会各界力量从观念共生、利益共生和共同治理3个层面帮助渔民在实现生计稳定、绿色发展基础上形成与流域生态和谐共生的发展共同体,实现湖泊生态治理有效、渔业发展绿色转型与渔民生活增收致富的多重目标。

中国民众对共同富裕的感知——以社会公平感为例

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重在真实可感。深入了解民众对共同富裕的感知,意义重大。本文以社会公平感为例,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使用阶级分类法,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方面探讨中国民众社会公平感的现状、结构与变迁。研究发现:(1)进入新时代,民众的公平感在渐趋增强的同时,他们的社会正义原则偏好逐渐从结果公平向机会公平转变,但结果公平与机会公平并非“此消彼长”,二者可达成动态平衡。(2)传统社会分层的界限发生变化,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反而公平感低。不同群体间,雇主的公平感最低,农民的公平感最高;同一雇员群体内,管理层雇员和高技术雇员群体的公平感相对较低。(3)民众的社会公平感是动态变化的,呈现世代更替的“U”型曲线特征。教育、医疗和就业公平感提升较快,但“城-乡”和“生存-发展”公平感矛盾突出,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差异矛盾始终是未能逾越的鸿沟,民众需求从生存向高质量发展转变。(4)民众社会公平期望的提升幅度要大于客观社会状况的改善幅度,应推进制度政策建设,优化分配结构,全方位提升民众公平感,实现共同富裕。

低生育率时代我国普惠型儿童津贴制度构建:逻辑理路与现实意义

近年来,我国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均衡发展面临重大挑战,对优化生育政策提出了更高要求,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亟待完善。在此背景下,构建普惠型儿童津贴制度成为完善优化生育政策的配套政策体系的现实选择。独生子女儿童补贴政策是我国生育调节政策的配套政策,但在人口转变和人口政策的变迁背景下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当前,构建普惠型儿童津贴制度有助于满足儿童需要、解决养育成本家庭化和养育收益社会化的矛盾,也有助于通过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达到稳定和提高生育水平,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

社区“微治理”的实践探索与路径优化

社区是基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组成部分。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各种新型社区应运而生。征地拆迁安置社区因其形成的特殊性,其治理面临更多挑战,需要创新治理机制。“微治理”通过微单元下沉细化、微服务精准设置、微管理有机结合和微诉求顺畅表达,提升了社区治理的回应性,实现了社区治理的精细化和精准化,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微治理”中逐步形成。“微治理”实践的有效展开源于党政力量协同推动、治理主体多维赋权、利益关联与约束监督及治理目标与治理行动互构。当前,由于社区治理行政化突出、基层治理主体权责不匹配、治理资源有限等因素的影响,“微治理”实践仍面临社区居委会能力不强、治理资源缺乏统筹、居民参与度不高等困境,需要从厘清政府和社区的治理职能、健全社区监督工作机制、完善社区工作人员激励机制、推进志愿组织规范化建设和提升居民参与积极性等方面深化社区“微治理”长效机制建设。

回流农民县域城乡两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

基于东西部县域的实地调查及既有研究发现,城市化门槛、县域发展、家乡情结与家庭需求共同影响农民流动的推拉因素变化,部分农民理性回流县域并呈现县域城乡两栖的回流形态。东西部案例中,农民在县域城乡间短距离流动,能不同程度地兼顾到乡村产业、老人照料、文化参与及村庄事务,有助于乡村的全面振兴。提出系统性地畅通回流渠道、调适回流观念、稳定回流人群等对策建议。

环境影响的IPAT模型再认识

伴随工业文明的发展,探究日益恶化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成为学术界激烈争论的议题,从人口规模与技术水平的单因素争论拓展到文化背景、政府类型和消费观念等多因素论的讨论,在横向上从宏观社会到微观个体层次的解释,最终形成经典的环境影响的IPAT模型,试图解释环境问题产生的复杂社会动力机制。本文通过国内外学者对IPAT模型的实证研究以及理论探讨梳理发现:模型中的因变量环境影响I以及自变量人口数量P、富裕程度A和技术水平T的内涵、完备性以及分析单位的适用性等方面备受争议。为了克服变量的局限,首先通过分解IPAT模型中T变量,进一步拓展模型中可能被忽略的对环境影响的多重因素;同时为了避免模型中不同因素对环境影响的同比例线性变化的局限性,将IPAT模型转化为非线性的STIRPAT随机模型,使各变量值随观察值的变化而变化;其次为了克服研究中忽视个体对环境影响差异性的不足,以"双重转换"理论为基础分析少数特权群体对环境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最后面对分析单位以及分析情景的差异性与复杂性,基于"世界体系论"视角突破特定区域时空以国家间互动关系为分析单位对全球环境退化展开讨论。研究表明,IPAT模型的发展演变表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逐渐从悲观的"零和"冲突走向协调发展的路径,有利于探索更加有效的举措应对全球复杂而严峻的环境问题,同时对新常态下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结构性嵌入:下派干部扶贫的制度演进与实践逻辑——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扶贫实践为例

当前对扶贫干部问题的研究多聚焦于村庄截面,未考虑对基层政府的嵌入及其关系互动。文章基于凉山扶贫实践和政策分析提出:下派干部扶贫制度变迁是由单维嵌入向结构性嵌入的演进。国家通过建构定点扶贫(“条-块”)、对口帮扶(“块-块”)、综合帮扶(“面-块”)等扶贫模式以及挂职扶贫、驻村扶贫、包联式扶贫等实践机制,实现了扶贫力量在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中的“反科层制”嵌入。嵌入性机制与本土结构的耦合协同,缓解了压力型体制与治理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促进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社会整合和文明建设,但也会诱致权力惰性替代、村庄自治性消解、村民自主性弱化等负效应。同时,囿于制度和技术层面的条件制约,嵌入性机制还面临协调困境、责任困境和效率困境。后精准扶贫时期,应结合国家战略衔接,推动下派干部扶贫制度创新;结合系统协同性,推动下派干部扶贫体系机制优化;结合贫困治理“在地化”,“寓扶于育”,推进“本地人的建设”。

从“嵌入式控制”到“脱嵌化治理”——迈向“服务型政府”的乡镇政权运作逻辑

取消农业税费以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开始从汲取/控制型向反哺/服务型转变,乡镇政权也开始迈向"服务型政府","脱嵌化治理"的逻辑开始显现:乡镇干部的"去乡土化"进程加快;村级组织呈现维持型、富人治村型等不同的表现类型;以乡镇政权为主体的基层治理实践出现了"有(形式)治理,无(农民)参与"的局面。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普通农民脱离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轨道,失去参与村庄治理的机会,客观上加重转型期乡村社会的治理困境。为此,乡镇政权的体制变革,应该重塑日常行政的政治性,强化服务能力,重构与农民的连接机制,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持续改善提供基础性条件。

助推还是羁绊: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化解“半城镇化”和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发达地区在推进“人口城镇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以江苏省为例,通过2019年在江苏省13个地市开展的调查,基于2129份问卷探讨了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留城定居意愿强烈,但户口迁入意愿不高。宅基地财产性收益现值越高,越有助于农民工选择留城和将户口迁入城市;宅基地预期补偿性收益越高,农民工留城意愿和户口迁入意愿越低,表明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不可忽视。此外,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对不同代际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差异化影响。研究结论意味着可变现的宅基地财产性收益会助推农民工融入城市,而预期宅基地被征用时能获得补偿会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羁绊。为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在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政策背景下,一方面应逐步放开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限制和鼓励农房交易,让农民工带着财产进城;另一方面需加快出台宅基地有偿退出政策,防止宅基地问题悬而不决迟滞中国城镇化进程。

公众环境风险认知与环保倾向的国际比较及其理论启示

基于ISSP2010和CGSS2010数据,本文就世界31个国家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环境问题重要性的认知、不同环境问题相对重要性的认识、环境问题危害的认知、环保责任主体的认知、本国环保工作的评价、环保政策的偏好、环境保护的意愿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求更加全面地观察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公众在环境风险认知与环保倾向方面是否存在差异。研究表明,环境问题受到调查各国公众的关注,但并没有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一些方面的分析结果似乎证明了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其公众具有更强的环境关心;而另外一些方面的分析结果又似乎说明环境关心是一种全球性现象。作者指出,进一步的研究应该尽量采用同样的数据和比较指标,同时谨慎对待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国家分类进行比较,并在比较指标的选择方面力求全面合理。作者还结合数据分析对环境关心国际比较研究所涉及的"后物质主义转变"这一核心命题提出了初步的质疑。

知识社会学中的范式转换及其动力机制研究

"作为逻辑性的社会性"或"作为合理性的合法性"构成了知识社会学的内生性原则,而特殊的研究对象使该学科成为了超越一般分支社会学的、具有反身性特点的知识形式,并遵循着一条特殊的演进轨迹。从社会实在论到社会建构论,不同范式下的知识社会学在社会观、知识论、知识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反身性适用度以及学科本身同社会的作用机理等方面,有着不同的理论表述。而在合逻辑性等原则下,知识社会学的范式转换是学科各理论维度之间旧有的整合被打破、新的一致性重新建立的过程。

公众评价政府环保工作的影响因素模型探索

公众参与政府环保工作评价对提高政府环境治理效率、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个体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社会心理特征及其所在地区的宏观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水平三个层面来探索一种公众评价政府环保工作的影响因素模型。多层次分析发现公众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是一个主观感知和客观状况、个体因素和宏观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

经营性治理:新集体化时代的村庄治理模式及其自在逻辑

中国社会的变迁与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对村庄内部治理产生了多重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历经了人民公社、乡镇企业、乡政村治等不同的制度变革阶段。在当下,村庄自身为了顺应社会形势和潮流的变化,其内部的治理结构与形式也发生着改变,村庄治理由原先的高度集权化和行政化的传统集体化时代,逐步转向顺应市场经济要求,注重多元管理主体、多重管理手段和多样化的产权安排的新集体化时代。新集体化时期强调村级集体经济对于村庄的多重构建,其特征在资源较为丰富的乡村(村庄)得到较为明显的体现,这与传统集体化时期村庄治理模式有着较大的差异性,从而形成了新的村庄治理模式,即村庄的经营性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将企业的管理方式与手段嫁接于村庄治理之中,将企业经营的理念与营运方式运用于村庄经营,使得村庄的治理更为高效与有序。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效果监测评估

根据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效果监测评估实践,总结了监测评估的主要内容,包括移民收入水平变化、移民生产生活条件变化、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移民权益保障等;监测评估指标体系由后期扶持项目实施效果、移民收入水平变化、移民生产生活条件变化、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情况、移民社会稳定效果、移民权益保障和综合评价效果等7个一级指标构成,下设19个二级指标、36个三级指标。监测评估的关键点主要体现在监测县、样本村组、样本户和项目的选取,资料收集的全面性,后期扶持统计台账建立等方面;监测评估工作的难点在于样本户数据的获得、新老移民收入差距大、移民干部不稳定问题等方面。对监测评估关键点和难点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中国农民的观念差异与基层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尤其是基层政府信任,历来是直接关乎民生、关乎社会和谐的重要砝码。本文利用南京大学"中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和复旦大学"现代社会信任模式与机制研究"课题组的合作调查数据,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从信任观、威权观和法治意识三个方面考察中国农民的观念差异与基层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这三种观念对农民的政府信任都具有显著影响。具体的研究结论为:持有"家本位-特殊信任"取向而较少一般信任观的人具有较低的基层政府信任;作为中国农民心灵深处的威权依附文化,对维持和提升基层政府信任起着强力增进作用;随市场推进而逐步形成的农民法治意识已经实际影响着基层政府信任,它将成为国家建设、重塑政府信任必须认真考虑的文化因素。

何为“疾病”:医患话语的分殊与躯体化的彰显——一个医学社会学的视角

在传统医学模式下,患者体验的表达与医生的治疗解释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分歧。但生物医学的兴起赋予了医生、尤其是医学仪器以垄断性的地位,使得疾病的定义从患者的自身感受转移到仪器标志的指标,广义的身心疾病演变为狭义的躯体疾病,只有后者才值得医学关注。但患者依然凭借其自身体验求医问诊,使得医患双方使用的话语出现分歧。当个体的陈述不能得到医学检查的证实而又坚持求医时,现代医学便将这一现象贴上了躯体化的标签。从医学社会学的历史视角看,正是医患话语的分殊,导致了躯体化这一现象的彰显。

中国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和政府决策——以雾霾治理政策制定为例的一种分析

本文以中国雾霾治理政策的制定过程为例,研究在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和政府决策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政府一直以来主导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给雾霾治理政策的出台提供了一种持续的"拉力",而公众参与的意见及行为所形成的社会压力呈现为一种持续壮大的"推力",雾霾治理政策的正式出台是"推拉合力"的结果。现阶段"推拉"机制所导致的雾霾治理政策具有应急性特点,其在执行中具有诸多风险,未来应该注重更加合理的体制机制建设,促进公众与政府之间互动的常规化、制度化、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