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人口集聚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分析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何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成为政府和学界亟待解决的难题。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样本探讨城市群人口集聚对城市群内部以及周边区域共同富裕的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全面FGLS”方法以及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如下结论:粤港澳大湾区人口集聚无论是对于城市群内部共同富裕还是带动周边区域共同富裕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短期内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作用,但长期而言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不可能无限集聚,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拥挤效应将超过集聚效应对共同富裕产生负面影响。上述结论意味着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形成的多中心集聚的态势,空间协调发展程度较高,在推动城市群内部共同富裕的同时,短期内也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但长期持续的发展仍需人口在粤港澳全域更为均衡地分布,而非无限向粤港澳大湾区集聚。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应重视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互联、城市互联等,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粤东西两翼及山区人口等要素资源更为顺畅地流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粤港澳全域发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省际流动人口年龄模式及其特征——基于省级尺度的类型分析

基于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以流量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在描述中国各省区省际流出与流入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基础上,结合聚类分析方法,类型化分析了中国31个省区的年龄别流出率和年龄别流入率,并进一步结合各省总省际流入率与流出率综合性地提炼出五种类型。分析结果表明,各省的省际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存在较大差异;四类流出模式和五类流入模式可以概括省际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模式;结合各省总的流出率与流入率则可以将各省的年龄模式综合为五种类型。这些结果可以作为未来区域性人口预测的相关参数。最后还提出了有关人口迁移流动的定义问题、年龄模式的地域差异性反映了我国人口迁移转变的地区阶梯性,以及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甚至中国人口问题)的地域差异性。

新型城镇化视域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的困境与推进策略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在此背景下,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城乡融合带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切点,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仍会面临主观认知和客观认同“双重缺乏”、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不健全、城市生存成本压力大与职业技能匮乏等困境。因此,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要以社区为载体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融入度;以政策保障缓和市民化过程的个人成本为导向,优化政府出台的转移支付制度;以培育更高素质更高技能的转移人口为目标,实现培训内容同社会需求相匹配,技能难度同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素质相平衡,全方位多渠道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是当前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现实路径。

政策变迁对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

自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出台至今,粤港澳大湾区在珠三角城市群的基础上结合港澳优势已发展成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以及人口集聚能力最强的城市群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粤港澳大湾区与国内其他城市群相比,人口迁移流动除了受到户籍制度的影响,还受到社会制度差异的制约。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对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流动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提出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具体政策影响来看,创业就业政策、税收支持政策以及优质生活政策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流动的促进作用更具直接性。由此,要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口和劳动力高效便捷流动,实现大湾区转型发展、创新发展,仍需要进行制度和政策创新,在就业、税收、优质生活、通关服务以及人才引进等方面出台更多切实有利于人口流动、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政策,如建立统一的公共服务平台、统一个人所得税税收征收标准、提升生活便利度等措施。

内外生增长作用下中国城市群的人口负增长风险及其异质性

以中国19个城市群所含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第七次人口普查资料等数据,优化模糊逻辑方法,借助ArcGIS和MATLAB平台构建人口流动复杂网络,以人口流动强度表征外生增长,以户籍人口生育率表征内生增长,以儿童比例、老龄化率、平均家庭规模、人口密度、性别比5个指标构建人口负增长评价指标体系,用模糊逻辑方法测算人口负增长风险指数,进而用空间回归方法对城市群人口负增长风险的增长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内地城市群的人口负增长风险平均值为0.48,流出型城市的人口负增长风险较流入型城市高。2)提升型城市群人口负增长风险受外生增长(人口流动引起的增长)和内生增长(由户籍生育率引起的增长)作用的共同影响,外生增长的影响更大。壮大型城市群人口负增长风险的动力机制是外生增长,培育型城市群人口负增长风险的动力机制是内生增长。3)根据中国城市群人口负增长风险及其影响因素,19个城市群的人口负增长风险及其机制可以划分为8个类型。综上,文章认为提升型城市群应以注重人口空间均衡,壮大型城市群应充分发挥大城市对人口的“截流”作用,培育型城市群应进行人力“固本”。

中国城市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第五、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城市数据,采用莫兰指数、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以及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对市域尺度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市域人口老龄化整体呈加速加深趋势,但不同区域加深速度存在差异;我国城市人口老龄化表现出相似类型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低-低型集聚城市主要位于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以及广东省,而除了成渝地区和江苏省部分城市外,其他大部分高-高型集聚城市在考察期内发生了跃迁;城市人口老龄化的整体差异在考察期内有所扩大,区域内差异增减变化不一,而区域间差异多有明显扩张,人口老龄化整体差异及其变化主要源于区域间差异;2010年我国城市的人口老龄化主要受老年人口惯性和人口流迁的影响,2020年除老年人口惯性和人口流迁的影响进一步强化外,人口密度、前期人口生育率和育龄妇女占比等因素也成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的重要原因。

农业转移人口县域市民化的逻辑嬗变、主要类型及推进路径

随着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趋势日渐明显。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县域市民化成为优化我国城镇规模结构、促进城镇体系协调发展,进而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大目标任务。在各项战略政策实施见效、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等方面的综合影响下,农业转移人口在县域的市民化逻辑发生了嬗变:空间层面上由单向流动转变为“城乡两栖”,职业层面上不再需要完全脱离农业,身份层面上城镇户籍的吸引力不断下降,观念层面上随时随地都能学习现代化生活方式等。空间、职业、身份和观念四个方面的传统定义不再适用于县域市民化,农民的收入成为其是否市民化更为科学的判断标准。当下农业转移人口县域市民化主要有产业城镇化、教育城镇化和婚姻城镇化等多种路径,产业城镇化路径下的县域市民化相较于其他两种更易获得成功。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县域市民化还应主要致力于提高农业人口的收入、降低他们的生活支出,并立足县域实情大力发展产业。

中国人口流动的健康轨迹研究

人口的高流动性和流动人口快速老化已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显著特征。研究人口流动对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的影响及其变动趋势,对于理解和实现健康老龄化,改善人口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较多分析流动人口相比于城镇居民的健康状况,而对流动人口和农村居民的健康差异的研究相对缺乏;对于流动人口在老年阶段的健康状况与户籍人口的差异以及流动对人口健康的影响等关键问题尚没有确定结论。本文旨在探讨人口流动与个体健康的因果关系以及流动人口和城乡户籍人口之间随时间和年龄变化的健康差异。本文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2010-2020年连续六次调查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人口流动的健康效应和年龄效应。研究发现2012-2020年流动对人口健康的总体影响为负,验证了流动具有健康损耗效应,存在“流行病学悖论”。从时期维度看,流动对人口健康的影响呈现由健康优势转为健康劣势的趋势,人口流动的健康选择效应和流动经历的内在健康损耗效应并存。初期流动人口具有健康优势,健康自评状况优于城乡户籍人口。随着时间推进,健康优势逐渐收敛,健康损耗效应逐渐显现。从年龄维度看,流动人口和城乡户籍人口的自评健康水平随着年龄增加都呈下降趋势,但流动人口的下降速度显著慢于城乡户籍人口,其健康优势在老年阶段逐渐消失。上述发现的政策含义是: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和流动人口规模保持高位,流动人口老化愈加明显的背景下,流动人口的健康老龄化成为重要挑战,在政策实践层面应关注流动经历对个体生命周期的持续影响,尤其是要重视城镇中的高龄流动人口返乡回流将健康风险转移到农村,从而增加农村整体的健康脆弱性和健康照护成本,应将人口流动因素作为优化城乡卫生健康资源配置的重要考量。

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外围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基于多尺度城市体系视角探析

在城市体系视角下,城市人口规模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特征。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外围城市人口增长既存在虹吸效应,也存在溢出效应,其具体结果取决于集聚力和扩散力的动态平衡,因而有必要基于多尺度城市体系视角进行考察,探索城市人口有序增长和城市体系合理优化的可行路径,为考察城市体系下城市间人口增长的空间效应提供有益参考,实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战略。本研究利用中国1990—2020年城市面板数据,基于全国、省域和城市群层面的多尺度城市体系构建包含空间效应的计量模型,实证探讨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外围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地理范围。研究表明:第一,不同层面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外围城市人口增长均存在显著的虹吸效应,经过更换因变量、更换估计方法和补充遗漏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显著。第二,在全国和省域城市体系下,国家和省域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东部县级市人口增长具有溢出效应,而对其他类型城市人口增长具有虹吸效应,且对内陆地级市的虹吸效应明显高于东部地级市;此外,国家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高等级城市的虹吸效应最大。第三,在城市群城市体系下,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外围城市人口增长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而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存在显著的虹吸效应。第四,外围城市人口增长还会受到地理距离影响,加入地理距离后的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中心城市人口集聚虹吸效应的地理范围主要在250公里范围之内,且呈现随着距离增加而递减的态势。为促进外围城市人口增长,既要科学认识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注重发挥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以释放其人口规模集聚红利;也需要外围城市主动融入城市体系,与中心城市建立较强的空间联系,以积极承接中心城市产业人口转移;此外,还需要重视外围城市自身经济、产业和财政等因素对其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并加快构建城市体系内高效快捷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最终形成区域城市人口协调发展格局。

人户分离变迁视角的大城市郊区化与人口结构再分布效应研究--基于南京市的实证

人户分离人口是城市流动型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其特征及空间分布变迁为认识大城市郊区化趋势提供了重要视角。近20年来,南京市人户分离人口规模增长迅速,占常住人口比重逐渐提高,其中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占总人户分离人口的比重显著提高,其人口学特征呈现高学历化和大龄化趋势,其空间分布从核心区集聚向近郊区集聚转变。基于以上变迁特征,重新认识了南京城市郊区化的进程及其程度,发现:(1)2000—2010年期间,南京经历了核心区和近郊区人口普遍增长的快速城市化阶段,外来流动人口是此时期近郊区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2)2010—2020年期间,南京进入大规模城市郊区化阶段,核心区人口减少而近郊区人口集聚度显著增强,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取代外来流动人口成为近郊区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3)2020年,南京的近郊区常住人口人户分离率高达54.4%,表明南京仍处于“迁居不迁户”的“半郊区化”状态,近郊区并未成长为相对独立于核心区、功能相对完整的综合性城区。郊区化带来了不均衡的人口结构再分布效应,要关注和积极应对核心区人口流失与人口结构衰退过快、近郊区“人户分离率”过高和远郊区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等问题。

1990—2020年云南省人口空间分布的演化特征分析

利用第四至第七次云南省人口普查数据,通过人口分布结构指数、人口重心、人口数量和密度的变化分析等方法,对县域尺度下云南省人口空间分布的演化特征及趋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云南各县域人口数量总体上保持增长,但在“大永—澜沧线”沿线区域形成一条人口减少地带,致使人口空间格局呈现“中间塌陷、两侧增长”的特征。(2)云南各县域人口增速近年来普遍下降,人口增长表现出“东快西慢”的空间特征。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更加明显,在空间上表现出“东密西疏”的特征且呈现逐步加强的态势,结构上表现出由一般县域向区域性中心城市聚集的特征。(3)近年来云南东部出现一个“C”字型人口聚集带,这一地带现在已成为云南人口增长的核心区域。(4)“大永—澜沧线”作为划分云南人口东、西分布格局的界线已经显现出一定的合理性与显著性。

人口城镇化对江苏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6—2020年江苏城市面板数据,测度了各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实证分析了人口城镇化与绿色经济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发现江苏省绿色经济效率苏中地区表现较好,苏南和苏北地区表现较差。人口城镇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中,江苏省和苏南地区均呈现显著的倒U型影响,苏中地区没有影响,苏北地区为线性促进作用。在推进江苏绿色经济效率中,金融发展和外商投资也发挥了促进作用,而财政分权和政府干预表现出抑制作用。

分布式认知视角下农户迁居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湖南省S乡为例

关注农村人口流动趋势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要基础,而把握农户迁居规律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必要措施。从农户微观个体视角出发,构建以分布式认知理论为核心的农户迁居行为理论分析框架,利用湖南省S乡628组微观调研数据构建Logistic模型,定量分析农户迁居意愿和迁居选择两阶段连续决策过程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55.1%的农户有迁居意愿,且在迁居选择上呈现乡村迁居与乡城迁居并存态势;农户迁居意愿受到个人力、地域力与文化力的综合影响,各维度作用力的影响相差无几;农户迁居选择在第二阶段受“地域力”影响效应减弱,而受“个人力”与“文化力”影响更加显著,其中从事农业工作的年老者倾向于乡村间迁居,低水平的宅基地制度认知度与满意度诱致迁居选择多样化。基于此,未来应重视农户迁居行为与制度之间的矛盾,提高农户宅基地制度认知水平与运用能力,推动宅基地制度改革方向与农户正当的迁居需求相契合;注重识别农户当前的迁居行为阶段,引导不同类型农户完成迁居目标,分阶段推进农户迁居与村庄规划。

共同富裕视域下流动社会治理路径研究——以县级市义乌为例

新时代流动人口矛盾增大,呈现出新的社会治理诉求,面对流动社会治理规律难以把握到位,有效的治理机制尚未形成,智慧治理广度、深度不足等困难和矛盾,需要党建引领、加强调研、建立健全流动社会治理长效机制,搭建共同富裕视域下流动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模型,精心培育社会组织、重塑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的治理结构,利用数字赋能,快速建成流动社会智慧治理系统。

论明代云南边屯移民土著化的经济原因

边屯问题的研究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之一,其中必然涉及移民与移民过程中的土著化现象,对其现象背后的经济原因进行分析属于经济史范畴。云南边屯移民的土著化进程与族群认同、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密不可分,但更多以该群体获得土地的世袭耕种权为标志,其获得土地世袭耕种权主要有三种途径:封建国有土地制度下的官田分配、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下因身份转变而获得的私有土地、封建地主经济下通过掠夺和买卖以及其他途径实现土地的私有化。在此过程中,移民屯垦生产逐步在土著化的过程中实现了经济交流、交往、交融的深入,最终实现了从悬浮于土地到结合于土地的土著化。

东南沿海传统村落人口外流格局及驱动机制的微观研究

该文以浙闽粤三省959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样本,综合运用加权核密度估计、克里金插值等方法,在村级尺度多维刻画东南沿海传统村落人口外流的空间格局,利用相关系数和地理探测器定量探测影响因子的作用,进而从地理资本视角分析影响因子的作用机理并构建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东南沿海传统村落人口外流的地形分异和山区集聚格局显著,重心位于闽北山区,核心源区位于浙西南山区;②地形条件、人地关系、城村联系和经济收入是影响人口外流率村际差异的显著因子,人均耕地面积与其他因子的协同作用是主导驱动力;③传统村落人口外流是海拔、坡度、地形起伏度等7个显著因子协同作用的结果,是生态资本、区位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函数。

中国流动人口城市认同度与感知接受度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对中国城镇流动人口城市认同度与感知接受度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度和感知接受度空间格局相似,均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但总体上流动人口的感知接受度低于其城市认同度。②城市认同度和感知接受度空间异质性影响因素差异明显,城市认同度的影响因素较少,高学历人才占比、在婚比重、跨省流动比例具有全局显著影响,感知接受度的影响因素更多,除主要流动因素(跨省流动比例、来源城市群比例)的影响具有全局性外,其他变量均呈现出明显的局部异质性。③城市认同度受“个体成长—来源城市—劳力水平”三重影响,而感知接受度受“个体内部特征—流动状态—外部经济产业”三重影响。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度与感知接受度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需要因地制宜地制定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政策。

2020—2100年中国大陆沿海低地人口时空变化预测

沿海低地(Low Elevation Coastal Zones,LECZ)是人口密集且易受自然因素作用和人类活动影响的区域,具有极高暴露风险。为应对未来环境变化,获取中国大陆LECZ的未来人口空间分布数据,该基于人口经济统计数据和相关地理要素,采用队列因素法和回归分析预测共享社会经济路径下(SSPs)中国沿海11省市下967个区县的未来人口规模,并通过空间化处理,生成了1 km分辨率的中国沿海未来人口空间分布数据。结果表明:预计2100年中国沿海11省市的LECZ人口总数为1.14~1.77亿人,呈下降趋势,但大城市人口仍保有较高占比,其空间分布呈现由城市中心向外围递减的特征。

县域人口收缩特征识别及影响机制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人口收缩成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挑战。文章基于第五、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数据及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广东省县域人口收缩情况,测算人口机械变动对常住人口收缩的贡献率,探讨基于推拉理论的人口收缩微观影响机制,分析人口收缩宏观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常住人口收缩县域数量占比由2000—2010年的10.48%增加到2010—2020年的40.32%,收缩现象加剧,人口变动逐渐形成了核心地区增长-边缘地区收缩的圈层分布格局;常住人口收缩主要受到人口机械变动的影响,常住户籍人口流出是常住人口收缩的根本原因;广东省户籍流动人口流出主要受到流入地拉力因素影响,流入地的高收入水平、良好的教育资源及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感知是户籍地人口收缩的主要影响因素;第二、三产业产值,企业密度,中小学数量,医疗机构数量对人口收缩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均形成了以珠三角县域为核心,逐渐向外变化的圈层分布特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口迁移及其演化

为探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口迁移特征及演化,在复杂系统科学的视角下,基于1960—2020年的人口迁移数据构造网络,通过抽取骨干网、社团划分、应用PageRank重要性评价等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该区域国家的人口流入流出逐步趋于平衡,开放程度逐年上升;迁移过程普遍具有“抱团性”和“聚集性”特征;该区域大部分国家在世界移民网络中的影响力处于领先位置。此研究为各国的人口政策提供了证据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