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回升的公共政策:约束、激励和扶持

低生育问题成为中国未来面临的社会难题,为了治理低生育率问题,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单独二孩”“全面两孩”和三孩政策,各地政府积极跟进,但收效甚微。如何才能够使生育率得到回升呢?由于生育是关乎亿万家庭和国家发展的大事,既是个体民生又是国家兴衰、民族复兴的公共性事务,生育问题也就成为具有公共性的问题。通过梳理国内外应对低生育率的公共政策实践经验,总结分析当前我国推升生育率政策效果不佳的原因。基于公共政策视域研究认为,需要通过制度、文化的建构和形塑,在约束不生“源头”的基础之上与“激励”和“扶持”个体生育需求相结合,系统性多维度协同促进生育率回升到适度水平。

医养结合服务的有效模式及其实现机制研究——基于陕西省汉阴县鸿济医养中心的案例分析

医养结合是优化老年健康和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举措。如何实现医养结合的真正落地和可持续发展,是在多年试点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中需要优先解答的关键问题。文章对陕西省汉阴县鸿济医养中心的服务模式进行了总结,并借鉴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理论,剖析了鸿济医养中心作为一家民营医院如何推动县域医养结合服务优质高效和可持续运行的实现机制。研究发现:汉阴县鸿济医养中心通过“从民办民营到公办民营”的成长路径,形成了以民营医院转型为驱动、服务延伸为抓手、从机构逐步走向居家社区的医养结合发展模式。该模式破解了医养结合服务中存在的服务连续性、可持续性不足等问题,有效满足了老年人的医养结合需求,其有效运行的关键在于能够主动适应环境变迁,把握时机、顺势而为,实现了医养结合从外部需求压力向内在发展动力的转变。与此同时,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也增强了该模式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应通过激活医疗机构提供医养结合服务的内生性动力、发挥民营医疗机构的作用、强化政府的支持和引导等措施,推进我国医养结合服务健康、高质量发展。研究结果不仅为县域层次推进医养结合服务发展提供了借鉴,也为破解民营医院的发展困境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中国普惠性生育保障制度设计及其筹资需求

中国生育保障制度缺乏统一制度设计,覆盖范围窄,待遇水平低,难以适应当前人口发展状况。本文提出应建立普惠性生育保障制度,覆盖全体国民,由基本医疗保险支付生育相关医疗费用,设立面向所有分娩女性的生育津贴。本文测算了2021—2035年,不同方案下普惠性生育保障制度的筹资需求及其财政负担。结果发现,不同方案的筹资需求差异较大。总筹资需求中,从儿童类型来看(一孩、二孩和三孩),一孩和二孩的筹资占比约90%;从保障内容来看(生育津贴、产检和分娩报销),生育津贴筹资占比约70%;从城乡来看,城市和镇筹资占比约85%。财政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提供普惠性生育津贴所需的额外筹资占财政收入的0.31%-0.62%,可负担性较强。本文建议:建立普惠性生育保障制度;制定全国统一的、标准化的产检一揽子服务包,并将其纳入门诊特种病报销,实行按服务项目付费;提高生育相关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普惠性生育津贴可从低起点起步,保证财务可持续性。

推进托育机构高质量建设,促进托育服务行业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婴幼儿照护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显著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高质量的托育服务是我国支持生育、保障民生的工作重点。近些年,在国家的重视下,托育服务取得飞速发展。据全国托育服务工作推进会上介绍,截至2022年底,我国共有7.5万余家托育机构,全国托位供给超过千人口2.5,与此同时,家长对托育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从关心“有没有”到关注“好不好”,托育服务质量成为广大家庭最为关心的问题。如何让广大婴幼儿家长“托得放心”成为一段时期内托育服务工作的重点。推进托育机构高质量建设,促进托育服务行业可持续发展也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期特邀四位专家从“托育机构质量建设”“托育政策与供给”“女性生育养育意愿”“人口高质量发展”等多视角对新时代托育机构的高质量建设建言献策。

“边老边减”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人口负增长地区的证据

中国人口进入了老龄化与负增长交汇的“边老边减”阶段。文章梳理了人口老龄化、人口负增长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献,基于供需互动视角建立了经济增长模型,模型推演表明,人口负增长时代,经济增长慢于人口增长和不增长阶段。利用人口普查和我国2010—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人口负增长地区与全国的经济表现和增长模式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负增长地区的常住人口减少使得产出增长年均放缓0.99~1.82个百分点。“边老边减”对需求侧和总产出增长有不利影响。人口负增长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全国水平。面对人口发展新常态,不必过分忧虑劳动力减少。要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鼓励技术进步和投资,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和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紧密结合起来,稳定人口规模,确保经济增长处于合理区间。

我国托育服务的社区化转向:逻辑与路径

依据“照顾四边形”理论分析框架,托育服务发展需要向重视社区托育地位和作用的方向转向。托育服务社区化呈现去机构化、非正式化、共享化和地方化等特征。在国家政策和地方探索的积极推动下,我国托育社区化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受到思想认识落后、行政体系牵制、运作机制制约、实践经验欠缺以及场地条件限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托育服务社区化还面临一系列问题。为此,要转变政府在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中的职能,推进不同供给类型托育服务的协同发展,建立完善的社区托育需求表达机制,促进多元主体共担、共治和共建社区托育。

上海市育龄青年三孩生育意愿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基于上海市育龄青年群体生育三孩意愿的调查数据,运用卡方检验、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影响上海市育龄青年群体生育三孩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上海市育龄青年群体生育三孩意愿普遍偏低;上海市育龄青年群体生育三孩意愿受到性别、年龄、户籍、学历、婚姻状况、现有孩子数量、是否独生子女、家庭月收入、上海购房情况等因素影响,并体现不同层次生育意愿特征;生育支撑体系、家庭与生育观、个人职业发展、城市人口流动是影响上海市育龄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四大因子,其中家庭与生育观是最大的影响因子。较低的三孩生育意愿不利于学前教育阶段和义务教育阶段的资源投入和优化配置。为进一步提升上海市育龄青年群体的生意意愿,要实现政策导向与生育自主回归相结合,全面提升与有的放矢相结合,提倡科学生育观,完善生育支持体系。

构筑新型人口服务支持体系 助力重庆人口高质量发展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关系民族兴衰、家国存亡,不可不察。2024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公布,文件对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作出了详细部署,进一步明确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从生育支持、育幼服务、人口流动等多角度传递出最新的改革动向。这是党中央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律、促进新时代人口发展的重大战略判断,为新阶段区域人口高质量发展工作指明了方向。

生育水平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动态关系研究

生育水平变动会影响未来劳动年龄人口供给,但生育水平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相关性研究结论尚有争议。基于我国1970—2021年生育率水平和女性劳动参与率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后,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变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从宏观角度揭示生育水平变动与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的动态关联性。研究发现,我国生育水平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相关性由1979—1990年的负相关转变为1991—2021年的正相关,生育水平与女性劳动参与率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总和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已总体呈现出一定的格兰杰因果关系;1991—2021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互动响应关系显著,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动对总和生育率变动的冲击影响呈现滞后性,且影响程度没有总和生育率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冲击影响大。因此,在生育政策调整背景下,我国应充分重视生育水平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互动影响和冲击响应关系,有效保障女性生育和劳动权益,推进性别平等的生育支持体系建设,在提振社会生育水平的同时稳定女性劳动参与率。

中国生育支持政策研究的热点与展望——根据CNKI数据库文献的可视化计量分析(2013—2023)

在人口政策变化的新背景下,如何发挥生育支持政策的作用,提高生育率,已成为我国人口领域和公共政策领域的重要议题。以2013—2023年CNKI数据库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为样本,运用CiteSpace可视化计量分析软件,分析我国生育支持政策研究的知识图谱、特征以及未来研究趋势。研究发现:生育支持政策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生育意愿、生育支持的理论与经验以及相关公共政策等方面。在2013—2023的生育政策演进历程中,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13—2020年的起步阶段,第二个阶段为2021—2023年的快速升温阶段。未来应从营造鼓励生育的文化氛围、建立“生”“育”“养”成长周期全覆盖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健全经济补贴制度以及完善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等方面开展研究,以实现我国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与青年再生育意愿——基于上海、河南、四川三地的抽样调查

在低生育率社会背景下,当前学界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养育支持、儿童照顾等因素对生育意愿产生的影响。本文基于对上海、河南、四川三地2 428名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长的抽样调查,探讨照料支持、朋辈支持、学校支持和社区支持与再生育意愿的关系。调查发现,只有约两成的父母有再生育意愿,四类社会支持对再生育意愿均存在正向影响。其中,照料支持对受教育程度高的家长的再生育意愿提升作用更强,学校支持和社区支持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长的再生育意愿提升作用更强。基于此,可通过进一步完善儿童托育体系、以多元化的策略开展学校家庭教育指导、大力发展社区家庭教育支持服务等举措来为家庭提供更多支持,促进“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形成。

“三孩”政策背景下我国乡村生育政策的创新与完善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受长期计划生育政策惯性、生育观念转变和大范围人口流动的影响,我国乡村人口呈现出总量快速下降、人口结构恶化、总和生育率下降、新生儿性别比失调等问题。2021年“三孩”政策推出,提出应对我国生育政策进行综合性设计,以顺应我国乡村人口发展的需求。我国现有生育支持政策对于化解乡村生育问题还存在较多不足,需要秉持科学化和统筹城乡理念,抛弃历史包袱和政策惯性,遵循推进政策普惠化和系统化的思路进行政策调整,并不断完善政策执行体系。

三孩背景下我国生育支持政策评价——基于十个城市社区的调查分析

在我国当前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对于提高生育率、改善人口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选取了十个城市社区,对其全面三孩政策及其配套生育支持体系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结果发现:生育补贴覆盖面窄且待遇水平有限、生育保险覆盖率低、产假和育儿假等生育休假制度落实存在困难、托幼服务需求难以满足、面向多子女家庭的住房支持政策有待完善等。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相关政策建议。

当代青年生育的发展特征及建议

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着深刻而复杂的形势变化,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加剧,面对日益突出的人口发展结构性问题,提高生育水平变得愈发迫切。通过梳理我国青年生育观念的发展演变过程,对研究当前青年生育观的发展脉络有很强的启示作用,了解青年生育观念特征及影响因素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研究表明:当代青年生育意愿降低,延迟生育成为主流,女性生育意愿低于男性,养儿不再是为了防老,男女平等观念占多数。因此,制定落实好鼓励青年生育的社会政策、建立配套完善的生育服务体系、增加家庭在育儿上的经济保障、避免女性因生育产生的就业歧视、构建新时代青年科学生育文化,这对于提升我国生育率有促进作用。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保险对生育率的影响研究

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社会养老制度不断发展,对生育率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05—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对生育率的作用及机制。研究发现,养老保险、人口老龄化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生育水平的提升,且养老保险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将养老保险和人口老龄化交互后,其对生育率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中,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养老保险对生育率的抑制作用高于中部地区,且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调节效应最为显著。从长远考虑,应将生育与养老保险有效结合,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规模化养老,避免养老对生育资源的挤占,促进人口与社会保障长期均衡发展。

新时代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实践逻辑研究

为了破解我国现阶段人口发展形势和家庭发展趋势下劳动力结构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必须调整政策设计理念和政策操作逻辑,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人口发展形势变迁、生育图景多元化、生育问题切身性和生育政策实施逻辑的转变,是新时代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前提和基础。在当前阶段,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工作重心和突破方向主要集中在单身女性生育、残疾人生育、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和非婚同居生育等方面。新时代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实现路径包括:丰富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认知维度,探索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实施策略,提高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践行意识。

超大城市普惠托育发展现状与有效供给的政策思考--以北京市为例

当前,国家大力推进普惠托育服务,北京市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着力补齐托育服务短板。从总体来看,托育服务尚存在总量不足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的问题,城市、农村和城乡结合部之间的资源基础差异大,各类供给模式存在的差异化堵点有待解决。文章基于超大城市北京托育服务的发展现状,提出构建普惠托育服务有效供给的政策思考。首先,需要探索适合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服务供给方式;其次,需要科学衡量政策绩效;最后,充分考虑供需匹配,实现托育意愿转化为送托行为。

三孩政策下生育保险制度的重构——基于普惠性视角

一、引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17年开始,我国出生人口连续七年下降,到2023年,出生人口仅达902万人,较2022年减少54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全国人口连续两年负增长,总和生育率仅为1.0左右,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倒数第二,低生育率问题日益严峻,鼓励生育、促进人口增长刻不容缓。面对严峻的人口发展形势,2021年,国家进一步调整人口政策,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生育政策(简称三孩政策),并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育龄女性生育焦虑现象的生成逻辑与应对路径

在中国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研究女性的生育焦虑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研究发现,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她们“生还是不生”焦虑情绪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捉襟见肘的家庭经济与育孩成本存在张力、育龄女性在职场普遍面临生育惩罚、“丧偶式”育儿及代际支持能力不足以及社交媒体对生育风险的扩大化宣传。作为生育政策的可为人群,可从育儿成本社会化、育儿体系公共化及生育环境友好化三个方面进行优化,以舒缓育龄女性生育焦虑,提振生育意愿,实现均衡人口结构的现实目标。

同胞数量和结构对农村家庭彩礼支出的影响

本文使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同胞数量和结构对农村家庭彩礼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兄弟姐妹数量对彩礼数额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以来,我国农村家庭生育数量下降对彩礼价格上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二,农村男女有别和长幼有序的客观现实导致兄弟对彩礼的挤出效应比姐妹大,且年长兄弟姐妹对彩礼的负面影响大于年幼兄弟姐妹。第三,2000年以前,农村确实存在用女儿出嫁所得彩礼补贴儿子的现象,但这主要存在于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2000年以后,姐妹对彩礼数额的影响已由正转负,且即便在经济状况较差的农村家庭,姐妹也无法为男性获得高额彩礼带来任何帮助。这一发现表明,农村家庭的彩礼性质已从婚姻偿付转变为婚姻资助,新婚小家庭是彩礼的最大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