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化背景下节日文化空间的现代转向研究——以瞿昙寺“花儿”会为例

在上百年的历史传承中,瞿昙寺“花儿”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着自我调适,以应对外界的变化。近年来,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逐渐深入发展的背景下,瞿昙寺“花儿”会的变迁发展迅速又剧烈,活动形式与内容不断丰富与创新,其所承载的传统社会功能也随之改变。与此同时,其对周边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由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文化空间,既具有民族融合、多元共存的文化特征,又是各族人民历史文化长期积淀、交融的呈现。

人类学视域下反脆弱的理论演进及其“安全与发展”转向

以风险与脆弱为研究基点,以人、事、物、组织、系统为观照体,风险社会论、风险文化论分别对应性地演进为脆弱社会论、脆弱文化论,进而衍生出对策性的风险机遇论、互惠利他论、不确定性利润论、反脆弱论。风险论、脆弱论、反脆弱论,相互交织,交替演进。结合新时代、新理念、新格局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理论演进成果的反脆弱论,其中心议题应当转向安全与发展,其研究基点应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其研究维度应转向韧性综合系统,其介入重点应转向内在潜能,其逻辑基点应转向中国式实践,由此逐步完善中国式安全发展研究的学术理论构建。

民族地区共同现代化进程中的互嵌式发展路径——基于文化生态保护区文旅融合视角

互嵌式发展是民族地区文化生态保护区文旅融合的重要路径,有利于本地民众与外来社会力量实现资源互补,在动态发展中保护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文化生态,推动共同现代化进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探究共同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文化生态保护区文旅融合互嵌式发展内涵,剖析互嵌式发展优势和需求。以本地民众与外来社会力量的共同性为出发点和着力点是互嵌式发展的有效路径,即共同就业创业实现资源互补、共同承担保护和发展的双重责任、共同分享发展红利、共同接受政府的服务和监管。

从地方经验思考海洋资源管理:马来西亚近海渔业个案分析

作为对马来半岛沿近海渔业的民族志研究,本文聚焦于长期与海洋环境互动的主体——“海脚人”的视角,从地方华裔的海洋经验切入,反思以财产权为基础的当代海洋渔业资源管理制度。受西方自然科学观和经济学视角的影响,该制度基于对非人类资源的终极稀缺之预设,通过创立和分配捕捞权来落实渔业准入原则。然而,地方华裔渔民长期的经验揭示了该制度设计与其底层逻辑之间存在不协调性与冲突。地方经验体现的多重主体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海洋资源的管理、使用具有多重可能,这启示我们应超越已有的环境治理的标准模式,思考新的治理路径。

差异与互渗:列维-布留尔的人类学遗产及其当代意义

在人类学的学科史上,“吕西安·列维-布留尔”是一个特殊的名字。一个多世纪以来,围绕“原始思维”“前逻辑”“互渗律”的争论不绝如缕,研究者一度将其作为现代人类学的反面教材而加以批判。甚至连列维-布留尔本人也在晚年撤回了他的部分论点。通过梳理列维-布留尔的研究过程,以及回顾他与同时期其他学者的交流、合作和论战,本文试图还原其核心理论观点所形成的学术脉络,并指出相关思考在人类学发展过程中以及当下的重要意义。

费孝通“心态秩序”之源起、演变与展望

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提出“心态秩序”的概念,这是他学术生涯的一次重大转场,亦是对社会学传统研究边界的突破“。心态秩序”概念自问世以来鲜有问津,近期学界重拾。本文尝试回到这一知识域源起之情境,厘清其肇始因由与内涵旨归,梳理其历史脉络与研究现状,提出既有研究之不足及未来可供镜鉴的观察视角。重点呈现“心态秩序”在重拾、建构与应用的递次阶段中的具体表达与智识要素,以期挖掘这一术语的内在生命力,为拓展时空、实践层面上的具体操作与应用研究作学理上的浅描。

小传统与大社会:一个江南村落的家祭仪式变迁研究

“小传统”的家祭仪式变迁是管窥乡土社会转型的一个文化视角。祭祖文化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以祭祀活动对祖先表达崇拜与尊敬之意的家祭仪式,并非单纯是仪式过程中祭品的堆设、虔诚的祈语以及特定人群在特定时空的必经程序,而是反映外部物质世界的缩影写照与承载人类精神世界的内在生命力量。以江苏省常州市石子街村为个案,研究该村家祭仪式过程及其在物、人、功能等三个方面的变迁内容,探析该村在生计方式、人口流动、思想观念这三大不同维度的社会变迁,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现代农村改革背景下石子街村面临的发展境遇。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成都市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创新实践与价值意蕴

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实践如何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目标是当前我国城市民族事务工作亟待关注与解决的重要议题。作为区域性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成都市的民族互嵌式社区有其形成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特征。新时代以来,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成都市不断探索创新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一方面,针对不同类型社区差异性的利益诉求与发展需求,鼓励社区实施精细化的治理策略。另一方面,通过增进各族居民的文化认同、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探索开展“两个标准”建设工作,夯实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思想基础,为全市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提供了行动指南和参照标准。成都市的创新实践,对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服务成都市加快建设城市治理现代化示范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有重要价值。

权利保护、民族团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地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三重逻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和“纲”,为民族地区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民族地区通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少数民族群众劳动权、文化权和经济权利的有效保护。在民族地区施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能够实现将少数民族群众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目标,进而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团结。民族地区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举措。

云南建水“地名”的人类学研究

地名是伴随人类社会生活出现的一种文化事项,是对一具体居住空间、地理方位或行政区域的指称。作为一种文化事项,地名不仅是一个空间方位的符号,更是对这一空间区域内人与物的总称。地名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的同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发生着相应变化,不同称谓的出现既具时代背景,也存在着多重历史叙事。文章以云南建水县的地名为切入点,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再释地名的历史叙事,在此意义上地名史也是地方社会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保护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一项重要文化战略工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要资源。作为一种特色文化资源,红色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独特作用。红色文化保护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保护红色文化本身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种方式。选取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保护为研究个案,从四渡赤水红色文化形成的基本历史事实、价值认知和保护策略等方面切入,对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保护开展专题研究,更深入认识红色文化保护重要性及其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关系,进一步拓宽和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探索的红色文化路径。

合宗共济:贺州“过山瑶”的家屋社会及其结群逻辑

贺州“过山瑶”父系亲属和母系亲属并重,传统上流行两性婚姻流动自由的婚姻形式和两性继嗣平等的双系继嗣,形成了以家屋延续作为社会自我保全基础的家屋社会。这种社会有效统合了女嫁婚和男赘婚、父系继嗣和母系继嗣、父系亲属和母系亲属等在许多其他社会中往往难以并行因而厚此薄彼的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以及复杂社会关系。“合宗共济”“互利共生”便是“过山瑶”式家屋社会的结群和运行逻辑。

特色村寨文化价值提升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特色村寨存在和发展的基点是民族文化多样性与异质性表达,但是在面对追求普适性的资本浪潮时,不同类型的特色村寨文化有着不同的生存适应选择。文化价值作为一类历史范畴的社会关系,可通过文化产业化发展实现其经济价值,而文化的功能价值提升对于促进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和作用。依据此逻辑基点,本研究在理解特色村寨文化价值的内涵、属性等理论问题上,深入剖析了特色村寨文化价值的利用现状和利用问题,认为特色村寨文化价值提升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两者间呈现互融互促的作用关系,由此提出相应的可行性发展建议。

社会质量视域下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研究——基于19个社区的定性比较分析

提升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不仅是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借助社会质量的分析框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能够识别出“缺乏社会包容”和“缺乏社会凝聚”两个风险因素。以北京、南京、义乌、宁波、成都和西宁6个城市的19个多民族社区为研究对象,对影响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的条件组合展开探讨,发现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提升存在“以居民参与为依托的包容型社区”“以民生保障和社区认同为依托的包容型社区”“以民生保障为依托的参与型社区”三条实践路径,营造共生共乐的社区氛围、培育共享共有的社区文化、推进共商共议的社区参与和提供优质高效的社区服务,是城市多民族社区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必由之路。

从“振兴乡村”到“乡村振兴”——基于青藏高原地区乡村可行能力建设的思考

推进青藏高原地区乡村振兴,直接关系着乡村全面振兴的进度和效益,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可行能力视角出发,运用可行能力赋能的价值思维,采用“逻辑理路→现实困境→路径重构”的研究框架,在全面分析可行能力赋能青藏高原地区乡村振兴的内生性赋能、融合式赋能和结构性赋能的逻辑理路基础上,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可行能力多层级分析框架,深入论述农牧民15项可行能力指标的差异,总结出青藏高原地区乡村振兴存在的8个差距,最后从教育、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角度合理重构可行能力赋能青藏高原地区乡村振兴的五维互嵌路径。

社交临场视角下的涉藏地区Vlog生产与民族文化共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也要做大量‘润物细无声’的事情。”短视频时代,广大民族地区网络人士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研究以社交临场感为理论视角,以涉藏地区Vlog生产为研究对象,通过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探究其如何影响和促进民族文化共享。研究发现,涉藏地区Vlog从意识、情感和认知三个维度都有效影响社交临场感建构,通过虚拟共在和身份共识营造在场感,借助视听刺激与拟态亲密关系促进情感共鸣,凭借文化属性塑造文化共识。高社交临场感有效促进民族文化共享,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城市形成过程中各民族的多维互嵌——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为例

呼和浩特在历史上就是多民族交往频繁之地,在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60余年历程中,承担起了中国北疆维护统一和民族团结、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中心之城的历史使命。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推进期,对城市形成过程中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多维互嵌进行梳理,有助于各民族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论乡村振兴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以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为例

实现乡村振兴,既需要物质力量,也需要文化力量。本研究以奈曼旗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现阶段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成果为依据,探讨奈曼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成果、存在问题。奈曼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增加公共文化设施、创建文化品牌、加强文化服务队伍培训、强化惠民服务等措施,着力补齐农牧区文化活动场所,举办群众性文化活动,惠民服务水平有所提升,探索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新模式。按照“有标准、有网络、有内容、有人才”的要求,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同时,公共文化建设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改善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中的不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相对贫困时期减贫实践与民族文化的调适——基于四川凉山的分析

基于减贫实践与民族文化的内在逻辑关系问题,通过剖析减贫实践和凉山彝族民间信仰文化、制度文化、生态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对立统一,探索建立符合现代生活并能够与凉山彝族传统文化调适的本土化减贫机制,促进凉山彝族文化的现代转型,防止减贫实践陷入“内卷化”困境。

新时代“枫桥经验”对边疆地区乡村治理的启示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治理有效”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命题。基于边疆地区乡村的考察,乡村治理中面临为民服务的意识有待加强、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乏力、村干部队伍素质有待提升、村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体系不健全等困境。为更好地将“枫桥经验”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枫桥经验”为切入点,提出以民为本,树立乡村治理新理念;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治理模式;加强队伍管理,提升乡村治理力量;构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体系等建议,以期为实现“乡村善治”建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