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索

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必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反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将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了确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民族工作的“纲”得到有效落实,必须了解其核心——中华民族的基本特征,这是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性、自信心的前提和基础。高质量城镇化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促进各民族大杂居状态充分实现、不断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助推;实现共同富裕是增强各族人民自信心、自豪感,不断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物质基础;大力传承弘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中华优秀文化,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精神纽带。

新媒体背景下少数民族动画符码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少数民族动画是在艺术想象下创作实践而成的文化精神承载物,是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具体呈现,少数民族动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常生活层面”的传播有着重要作用。新媒体信息传播方式对文化符码的传播和输出产生了文化多元化、对象多样化、传播复杂化等影响。少数民族动画文化符码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从1949年-2019年经历了族群认同、自我认同、国家认同的发展历程,在新媒体背景下少数民族动画呈现出与大众文化消费市场距离较远、“碎片化”信息传播需要整合、民族文化差异性与共享性需要平衡、动画观众个性化需求需要协调等特点。研究认为,可以从审美层面契合少数民族动画符码的当代向度,使内容与形式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从观念与价值层面引导少数民族动画符码的价值构建,以文艺形式承载时代精神,价值引导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从情感与记忆层面满足少数民族动画的与时俱进,传递共同民族心理与共同价值观念,拓展少数民族动画媒体宣传力度,增强少数民族动画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能力。

节日表达与文化共生:节日促进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在经济发展上互为补充、文化上相互吸纳、生活上互相尊重,其节日文化中烙刻着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基因,成为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载体和媒介。就节日符号而言,可划分为中华民族共有传统节日、少数民族特色传统节日和新型节日。就节日促进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交往交流交融的媒介价值与实践逻辑而言,在日常生活实践、社会互动和文化认同中表明节日可以促进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以节日为媒介构建出经济空间、互动空间和仪式空间来展现其实践逻辑,维系了地方认同和民族内聚力,促进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重视挖掘节日的共有共享媒介价值,促进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各民族群众的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西南民族地区“文-科-旅”深度融合发展模式研究

文旅融合发展问题是当前的热门话题,在政策推动和产业发展的作用下,文旅融合已成为当前转型发展的新动能。本文研究发现:当前,我国文旅融合深度不够,西南民族地区表现出文旅资源共用共享界面窄、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层次浅、产品沉浸式消费功能弱、文化和旅游产品结合花样少、文旅产业链协同性水平低等现象,并提出今后应从资源的充分挖掘与整合、产品与市场精准化融合、产业链的延伸三个层次的深度融合模式出发,助力西南民族地区文旅高质量发展,利用科技创新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封建王朝时期西藏地区与内地各民族互动的历史考察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多彩而独特的历史都是中国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疆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在古代中国广袤的土地上,西藏地区与内地各民族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密切程度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加深。本文通过系统探究封建王朝时期西藏地区与内地各民族互动的历史,研究发现,西藏地区各民族与内地各民族间之所以团结融合,源自于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也源自于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然而,在封建王朝时期,没有哪一个王朝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与团结问题,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地区各民族与内地各民族的交往才真正形成了相互依存、交流融合、休戚与共的关系,各民族共同凝聚在中华民族旗帜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

民族地区中学生中华民族认同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积极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中华民族认同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也是促进个体福祉的关键因素。为探索民族地区中学生中华民族认同的特点,中华民族认同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本研究采用《中华民族认同量表》《积极心理资本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通过整群抽样的方法对四川省民族地区三所中学1232名中学生施测。结果表明:民族地区中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总体较高,高中生的认同水平显著高于初中生;中华民族认同对民族地区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积极心理资本在二者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46.15%。可见,中华民族认同不仅能直接改善民族地区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还可以通过提升积极心理资本间接影响民族地区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强化中华民族认同为促进民族地区学生整体福祉铺设了坚实的心理与文化基础。

明清以来川滇黔地区饮食文化变迁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其特点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更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路径。饮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结了大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内容和价值意蕴。川滇黔地区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聚居区和饮食文化遗产富集区。明清以来直至当今,该地区汉族和各民族在食材运用、饮食品及其制作技艺、饮食习俗等饮食文化的多个方面进行着交流与交融,并且其途径、方式、结果和作用等方面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即川滇黔地区民族饮食文化交流交融的途径主要是人口迁移流动和商贸往来,其方式主要是双向交流、相互影响,其结果和作用是促进了川滇黔地区各民族饮食文化的多元与共性并存、推动了区域饮食风味的共同体川菜、滇菜、黔菜的定型与繁荣发展,进而助推了多元一体的中国饮食文化和中国菜系的丰富与兴盛,从饮食文化的角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出了独特贡献。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内涵、特点及进路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是指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内在质的规定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是中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标志和基础。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是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内涵深植于其丰富的历史传统和不断的创新精神,表现为独立自主与时代融合的特质,呈现出自主性、创新性、民族性、开放性、包容性等特点。其施力方向集中于加深文化精神内涵、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融合,以及扩大其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这种策略不仅巩固了中华文化的根基,也为全球文化多样性贡献力量,确保中华文化在当下保持强大生命力影响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的时代价值与建设路径

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单项突破迈向系统推进,完善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构建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等多位一体教育平台的必要举措。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维度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有助于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加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具有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稳定大局,维护民族领域意识形态安全等时代价值。针对现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相对滞后,与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的情况,需要加强学术体系、人才培养体系、社会服务体系等方面的建设,使之与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相适应。

从“两个结合”深刻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理论创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文化共同体、民族共同体,赋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对21世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的原创性贡献,是“两个结合”的典范。一方面,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分析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史这个“中国具体实际”,阐明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性和价值性,从根源上讲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性和客观实在性。既有重大的理论创新,也避免陷入三重“困境”,即共同体理论唯心史观窠臼困境、“只讲民族之分,不讲民族之融;只讲差异性,不讲共同性”困境和“为少数人服务”困境。另一方面,深刻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的活力和魅力。

18世纪中叶以来天山北麓水利制度变革与生态环境变迁——以宽沟小流域为中心的考察

生态环境问题不仅制约着经济发展也危及人类生存安全,对生态环境变迁原因的探讨是解决生态环境恶化问题进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本文以18世纪中叶以来天山北麓宽沟小流域水利开发的过程为例,结合史料文献、档案资料和田野调查材料,从制度视角讨论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以此回应政治生态学的相关研究,深化对生态环境变迁的认识。通过对宽沟个案的分析发现,水利制度变革与生态环境变迁是一对互构的关系,即水利制度通过作用于水资源开发进而影响生态环境,每一次的环境变化又会引起相应的制度反思,从而产生新的制度,而此过程中制度实践者的抉择是关键。因此,应将地方群体的抉择纳入历时与共时的双重维度下探讨制度与环境变迁的相互过程。

突厥表征的胡汉族群之关联

主持人语(李鸿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的是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思考及其相应的理念,属于认识论层面的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由具体的、不同的民族所构成,这些民族之所以能走到一起,促成的因素固然有很多,但这一切都以思想和理念为前提。当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就是这种理念的进一步强化。为什么要如此?就是要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美好家园。强化这种意识的基础就是中华民族千百年积贮的演变之历程。对这一历程的某些具体相貌的揭橥和因果关系的讨论,是本栏目的要旨。《突厥表征的胡汉族群之关联》《唐朝构筑民族共同体的逻辑理路》和《中古北方民族交往格局嬗变与东北民族的勃兴》三文,关注的焦点一是中华民族的各族群,二是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政权,讨论的核心则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促成中国各民族走向一体的要素多种多样,但国家政权(这里以王朝国家为例)的建构对它的催生和拉动,应当是一个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因素。以第二文的唐朝为例,唐朝一向以聚合此前各族群并将中华民族塑造成为新的、更大的规模而著称,然而若没有兼跨长城东西南北的复合型王朝的催拉,这一局面就不会出现。第一文着眼的突厥系属族群与中原定居人群之交往,同样依托南北政权的兴替而展现。第三文有关中古北方系属诸民族群体与各自政权建构兴替之互动,从另一角度考察了民族群体与王朝国家一体两面的密切关联。这些无疑都成为索解本栏目主题的思路,契合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时性诠释”之主旨。

中古北方民族交往格局嬗变与东北民族的勃兴

东北边疆在中国北方历史中处于一个特殊位置,与草原游牧社会和中原定居社会同时存在紧密的依存关系,是欧亚大陆与太平洋海洋世界联通的主要过渡地带之一。由于与周边地域存在如此丰富的关联性,东北边疆往往被纳入诸如东亚史、内亚史、海域史等各类区域世界的研究视域。②实际上,东北的历史命运并不取决于某个单一生态人文区域属性,或者某一古代民族的政治抉择,而是由中华民族历史上各民族交往的整体格局所决定的。本文即通过解读中古北方多民族政治互动秩序嬗变的原理,及其对东北地域政治重组、凝聚过程的影响,揭示东北边疆“地方因素”不断形塑的内聚趋势,分析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新范式对边疆区域历史研究产生的影响。

从“华夷之辨”到“五族共和”——清末民初政治变局中各方势力民族国家建构思想之转变

在清末的政治变局中,清政府、立宪派、革命党和边疆民族上层等不同势力拥有着不同的“华夷”观念。立宪派对“五族共和”进行了理论构建,并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革命派出于现实的民族疆域问题的考量,放弃了反满的革命主张,转向“五族共和”。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延续自雍正以来的“华夷一家”理念,放弃分裂国家的割据可能,通过和平逊位的方式对“五族共和”进行了明确表达。而作为拥有政治话语权的蒙、藏、回各族上层,接受了清帝逊位的现实,积极拥护中华民国的统治,参与“五族共和”国家的建构。最终,各方势力殊途同归于“五族共和”,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未来奠定了思想基调。

民族特色村镇建设的文化资源整合——以天津市孙各庄满族乡隆福寺村为例

文化整合是实现不同民族文化有机融合的必然路径,能够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是推进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之举。天津市蓟州区隆福寺村通过文化空间、文化资本、文化记忆三个维度,为民族特色村镇建设架设了文化资源的整合框架。在文化空间的整合中以满汉共融的空间设计智慧,为满汉族际的接触、互动与交融建设,提供了交往场所。以文化资本的生产、传承、积累、转换,在实现人与环境和谐互惠、各类资本畅通循环之中达致中华民族文化资本的持续生产。以满汉各族迁居共生、保家卫国的文化记忆整合认同感的微观边界,增强满汉各族在历史发展中的关联。隆福寺村民族文化资源整合的实践探索,为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民族特色村镇建设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借鉴。

舌尖上的“美美与共”:饮食类非遗短视频的传播与共同体意识深化

以非遗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遗普及化是必经之路。近年来,新媒体尤其是短视频的蓬勃发展,为非遗普及化提供了新的路径。在众多的非遗短视频中,饮食类非遗短视频格外引人注目。饮食类非遗不仅具有强烈的地方性特点,是人们乡愁的寄托;同时又连接着认同,与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紧密相关。本文以抖音平台上的饮食类非遗短视频为例,采用文本分析和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研究发现,饮食类非遗作为“地方性”的典型代表,借助短视频对“地方”进行了再现和延伸,又以其与“地方”锁定的、流动的“实在”之物应对着全球化时代的“虚无”;同时,饮食类非遗短视频借助于视频元素的通感化,实现了味觉的传达和情感记忆的唤起。从“美食与共”到“美美与共”,作为地方的再现和延伸,作为能引发高阶认同的味觉表达形式,短视频上的饮食类非遗展现了联结地方和铸牢认同的强大力量,有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近代客家经济活动研究——基于海外客家文献的语料分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领海内外中华儿女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是新时代凝聚侨心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客家族群是近代民族共同体自觉意识产生的重要推动力量,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有着广泛的经济参与。分析近代客家经济活动语料,发现受中华传统文化、政府侨务管理政策和社会环境等多重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近代海外客家经济活动呈现出内部凝聚力大、合作意识强、相互关联的重要特征;促成了近代海外中华民族经济、文化、政治共同体的构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强化华人华侨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不断拉近华人华侨与原乡的距离,破除阻力,吸引更多华人华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伟大实践。

唤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记忆与认同实践

彝族他留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和华坪县,是历史文献中“白蛮”的后裔。在族源传说故事中,他留人认为他们与周边的藏族、纳西族、白族、汉族和彝族诺苏人是从兄弟姊妹一家人中分衍而来。宗支节是他留人祭祖的节日,早期仅用于各姓祭祀各自的先祖,外人不得参与。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他留人开始利用宗支节祭祀“三百六十户伍”汉人祖先,这一唤醒对“汉人祖先”的记忆过程体现了早期迁徙到云南的汉族人和彝族他留人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心性与历史事实。他留人从“多族共祖”到“彝汉共祖”的历史记忆与认同实践,是一种对自身起源问题的“再创造”。这使族群的边界得以从历史记忆的维度被消解,而代之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层面的血脉联结和家园共享,体现出他留人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呈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是唤醒他留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彝族他留人的个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教学和宣传提供了宝贵素材和民族志案例。

文化的互动与融合:清代鄂尔泰满译《孟子》的历史价值

乾隆皇帝曾下令鄂尔泰重厘满文“四书”,也由此产生了清代流传最广、影响范围最大的《御制翻译四书》。这一行为无论对官学教育还是民间翻刻传播,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扩大了满汉合璧《孟子》的传播范围,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交流与民间学术活动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在此版本中,鄂尔泰选取“sukdun”一词来对应“气”的概念,该词意涵丰富的特点符合《孟子》中“气”难以言说、具有多重复杂意蕴的特性。此外,“sukdun”一词的概念贯通了精神与物质的世界,呼应了“气”的概念在先秦之后的不断发展。乾隆皇帝的“语气”说和鄂尔泰“气味”论的文学创作理念拓展了“气”的理论视野,同时也为满汉文化的互动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这种文化互动与融合展示了中华民族在融合中的成长,并体现了其在多元文化交流中的智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歌谣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关联与价值启示

民族歌谣承载着各民族古老的发展历史,是反映民众的劳动生活、习俗、婚恋、道德教化、时政、历史传说、思想感情和愿景的一种以口头传唱或吟诵的艺术表现形式。它拥有特殊的韵律、曲调与节奏,是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民族歌谣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蕴,体现着独特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文化观和国家观,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生成的思想根脉,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巩固反过来又成为民族歌谣不断创作的动力源泉。民族歌谣记录了我国社会发展更迭中多民族历时性的共同生活情景,有着广泛的群众性、民间性、内生性特点,成为树立、培养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对于增进中华民族情感认同和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