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主义视域下的人工智能价值对齐

现有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价值对齐方案试图借助自然科学的经验证据与实证方法厘清人类道德的自然主义基础,并通过技术手段将其应用到AI对人类价值观的学习之中,忽视了道德的自然主义解释的根本性缺陷,引发了AI价值对齐难题。有限主义认为,现有AI价值对齐方案主张使AI具备类人道德,在本质上遵循AI发展的自由主义进路。这过于乐观化、理想化。在现实中,时空有限性、类人有限性与算法有限性等难题导致AI价值对齐的功能有限性。同时,AI价值对齐的功能有限性又伴随着各类技术风险与社会风险,即AI失控风险、人类机器化风险、无人担责风险与AI滥用风险。对此,应坚持有限主义的AI价值对齐方案,反对通用AI价值对齐的路线,坚持AI价值对齐的去道德化,制度化防止AI道德责任对齐,以及控制AI价值对齐的应用范围。

城市“闲置地”耕种经济学分析

随着城市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利用城市“闲置地”耕种也更为常见,其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不仅涉及城市“闲置地”产权的初始界定,还涉及居民利用城市“闲置地”耕种后的产权特征变化、民间自发的产权界定机制等问题。因而,从产权经济学视角对城市“闲置地”耕种进行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拓展产权经济学相关理论,还能为提升城市“闲置地”利用效率带来一定的启示。为此,基于巴泽尔的产权理论,首先描述城市“闲置地”耕种前后的产权特征变化,继而对城市“闲置地”耕种的经济学原理和机制进行理论分析,最后给出研究结论及建议。

主观社会阶层与道德判断的关系:独立型自我构念与零和博弈信念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选取523名被试,进行道德判断、主观社会阶层、自我构念与零和博弈信念的测量,以探讨主观社会阶层与道德判断之间的中介机制。结果表明:(1)主观社会阶层显著正向预测功利型道德判断;(2)独立型自我构念和零和博弈信念在主观社会阶层预测功利型道德判断中起到链式中介作用;(3)零和博弈信念在主观社会阶层和道德判断中起遮掩作用。本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深入了解社会性因素影响道德判断的机制。

企业间存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考察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结合空间计量分析方法研究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溢出问题,构建能够反映企业TFP溢出机制的两类空间权重矩阵,实证分析了企业间存在的TFP溢出现象。结果表明:企业间TFP正向溢出现象是显著存在的,并且企业TFP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前一期的TFP水平对当期TFP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固定窗宽的滚动估计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间的TFP溢出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东、中、西地区和高、中、低技术行业企业间的TFP溢出效应强度存在依次递减的特征。其中,电子信息及装备制造业溢出程度最大,烟饮食品制造业溢出程度最小。

地方政府绩效指标体系构建研究--基于BSC、KPI与绩效棱柱模型的综合运用

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实践中,价值取向可被视为评估体系之魂,指标体系则堪称评估体系之躯干,二者各自的重要性和相互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为了解决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中价值取向与指标体系相脱节的问题,从国内外的现有研究出发,可以综合运用BSC、KPI与绩效棱柱模型,通过分析多个指标设计模型的特点而得到一个整合模型,将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科学发展观融入到指标设计过程中,从而提炼出一套价值取向与指标体系紧密结合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模版,切实改善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践。

论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公共危机治理——以汶川“5.12”地震为例

现实中应对公共危机的思路基本上遵循的是"全能国家"逻辑,该逻辑既与公共危机的特性不相符合,又过于简单,甚至扭曲了现代政府治理的制度特征,因而在危机管理的实践中成效不彰。本文立足于利益相关者分析,以汶川"5.12"地震为案例,认为要科学合理地应对日益频发的公共危机,应对思路就必须由"全能国家"逻辑下的政府单边治理向"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复合治理转型。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公共危机治理的要义就在于通过利益相关者间多元角色的互动,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主动性与合作精神,从而提高公共危机治理的效率与回应性。

象征性治理:一种基层政府行为的信号理论分析

象征性治理是基层政府治理的一种方式或者治理状态,它主要以四种形式存在。在政府治理领域,信号可分为能力信号和忠诚信号两类;按照发出信号成本的高低,象征性治理可分为三个层面。象征性治理发生的内在机理是,官僚体制内作为代理人的官员为其预期效用的最大化而发出关于自身能力或忠诚态度的信号;信号的有效性与发出信号所付出的成本呈正比;但随着官员能力的提高,其能够承担的成本也会上升,因而原有信号的有效性是逐步递减的,由此形成这几种象征性治理行为的依次演变。

专项转移支付的政治意蕴——基于中部某县的个案研究

我国的专项转移支付总量大、项目杂,在申请时广泛存在"跑部钱进"的现象,使用时又肢解了下级政府的资金分配权,且缺乏有效的内部和外部监督,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倍受理论界和实践界的诟病。然而,专项转移支付却承载着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使命,那就是充当中央主导下的公共财政转型的财政工具。中部某县的个案研究,为我们揭示了专项转移支付的政治意蕴,以及中央主导下的公共支出结构转型所存在的局限性。

理解中国公共预算改革的方向

为什么中国公共预算改革的方向既是控制取向,又是绩效导向?预算类型的投入产出分析表明,核心预算易于控制,而项目预算则与绩效紧密联系。控制取向的预算改革是不够的,绩效预算是针对专项资金发展起来的预算治理结构,改善了专项资金的分配效率和运作效率。从根本上讲,是国家的内部结构影响了中国公共预算的改革方向。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政府信任风险因素分析

政府信任实质上是一种公众与政府之间以行政权力为媒介的"信托式"政治委托-代理关系。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政府行政能力、政府道德责任和公众认知水平等因素引致的信任风险。民主政治以制度化的不信任为假设前提,强调公民参与治理,构建政府与公众之间互相合作、相互制约的多元生成机制,从而尽可能降低或化解政府信任风险,促使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政治关系更加稳定与和谐。

中国的治理改革(1978-2018)

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中国的现代化奇迹?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依法治国、公共服务、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社会治理、政府问责、政治透明、基层自治等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变革。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便是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以治理改革为主体内容的政治改革。以党的建设、基层民主、协商民主、政治监督、行政改革、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等重要治理领域的改革为例,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民主治理的崭新变化以及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而且可以发现,一种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已经形成。

街头官僚的空间阐释——基于工作界面的比较分析

街头官僚现象的兴起提出了加强街头官僚的理论研究的现实任务。街头官僚概念是一个由空间关系来定义的概念,是空间化思维建构的结果。"街头"不是对工作场景的直观描述,而是对街头官僚与公民直接打交道时的工作界面的一种高度抽象,是定义街头官僚的一个空间的隐喻。根据街头官僚工作界面的空间性质,街头官僚的行动空间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即窗口空间、街头空间和社区空间。不同的空间对街头官僚和公民的行为及其互动过程都施加了约束和限制,在其中活动的街头官僚与公民的行动性质和相互关系都有所不同。这为深入理解街头官僚及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和方法。

新中国60年阶级阶层社会结构变迁与政治发展

社会结构作为连接社会各组成部分关系网络,与政治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而在社会结构的复杂体系中,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地位又尤为重要。为了在客观评价的基础上更好地理解社会结构变革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有必要选择阶级阶层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史。总结新中国成立60年来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基本特点,不难发现在总体制度框架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主导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动因由政治动因转向了经济动因,同时,在社会自主变迁色彩取代人为强制色彩的过程中,社会结构多元化的特点也愈发明显。如何推动社会结构变迁继续保持良性发展,新形势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

依法行政视阈下推进社会组织良性发展及对策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各级政府应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设。然而在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政府依法行政却存在诸多问题,即批准社团成立,行政决策简单粗放;理顺管理体制,采取强制性行政命令;变更业务主管单位,授权依据不明;年度检查、行政处罚有失公允公正等。探究其根源,在于政府传统管控型的管理方式与独立的社团意识相矛盾,具体体现在:严格管控而非服务管理,行政手段而非依法行政,独立自主而非行政依附。对此,唯有政府转变传统的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方式为依法行政,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具体举措是:完善社会组织立法体系,切实推进政府依法行政,改革双重管理体制。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地方分割及其对策探讨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由于实行"地方统筹、地方管理"的体制而使各地方的基本养老保险之间呈现出相互隔离的"地方分割"状态,即:各地方之间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统一、地方居民之间的基本养老保险水平差距巨大、地方之间养老负担不公平。这种地方分割使基本养老基金难以在地方之间进行调剂使用,削弱了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险功能。要消除养老保险的地方分割,必须建立新的全国统筹的、全民性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营造的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在居民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其建设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然而,传统的公共空间营造模式往往未能充分尊重居民的主体地位,导致空间的功能布局与实际使用需求存在较大的脱节现象,缺乏足够的活力和凝聚力。面对当前公共空间营造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应明确居民在其中的参与地位,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政府的制度支持和资源协助作用。同时,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加强治理能力的提升,并注重相关人才的培养与引进。

“嵌入式自治”:国家—地方互嵌关系下的地方治理

在政治、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许多国家开始强调地方化行动,并掀起一轮地方治理运动。于是,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决定性和优势得到重视,而国家环境对地方的影响却开始被忽略。"嵌入式自治"认为,根据这一逻辑制定的地方自治路线,将导致不均衡发展和加剧地方不平等。在嵌入式自治中,国家与地方是一种"国家嵌入"与"地方反嵌"的互嵌关系。国家与地方,任何一方的力量过于强大,都不足以维持均衡的发展局面。嵌入式自治使中央—地方关系从官僚等级走向沟通合作,实现正和博弈。

政策创新与政策扩散研究述评

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策创新研究在美国兴起并取得了重大发展,日益成为公共政策研究中的重要领域。政策创新及扩散理论极大地推动了政策过程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政策实践的解释力。当代西方学者的政策创新研究主要集中于政策创新、政策扩散的概念与内涵、政策创新和政策创新扩散的制约与影响因素、政策创新及其扩散过程的特点与模式等方面。政策创新及扩散理论对中国政策实践与政策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之制度供给体系的建构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要政治判断。如果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硬任务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很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话,那么,致力于制度供给体系的建构,通过切实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进程来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当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的更为重要的任务。

社会公平与经济学研究

就社会公平这个主要的社会经济议题,厘清其理论概念,回顾中国特有的"经济国家"历史时期社会科学与社会经济发展及累积的问题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实力大幅增长同时社会问题倍受关注的新形势下,政府职能与政策的转型更成为一个核心课题。通过梳理经济学主要流派的影响,并考察其与公共政策以及社会不公问题之间的关系来加以阐明"后经济国家"时代社会科学研究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