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空间权力关系的建构与现实转换——对卡斯特传播权力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

随着全球信息技术的革新,卡斯特将具有虚拟性、开放性、全球化等特征的流动空间设定为网络社会特有的空间形式,并以此为前提对流动空间中权力关系的建构及其现实转换进行了系统性的考察。在现实的推动下,卡斯特认为流动空间中的权力关系存在着权力主体从精英转向大众、权力载体从网络公共空间走向城市公共空间、权力变革目标从政治改革通向社会变革的可能性。这种现实转换发生的条件首先在于作为流动空间权力关系新载体的大众自传播的兴起,另一个更为基础的条件则是处于被权力压制的大众通过对恐惧情绪的克服推动了网络社会运动向前发展,并且具有重建公共空间的潜力。卡斯特以流动空间中的权力关系为研究对象所建构起来的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特质的理论构想,为数字时代的政治改革、社会变革、人的自由解放以及国际新秩序的构建等重大现实议题注入了思想活力。

国外政党合作与我国多党合作的区别及其理论发现

政党合作并非我国所独有,国外也有政党合作,但二者在外在形式和内在实质上都存在重大区别,由此产生的国家治理成效也各不相同,这一比较产生了一些一般性的理论发现。相比于国外的政党合作,我国的多党合作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具有更为广泛的平台,合作领域更加全面深入,合作方式更加正式规范,合作是稳定和长期的。国外政党是在多党竞争的基本格局中出于策略考虑而选择合作的,目的是实现本党的目标和维护本党的利益,因此是一种手段型合作;我国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一全局而长远的共同目标,出于国家和民族大义以及对人民福祉的考量而进行合作的,维护的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是一种目的型合作。二者的不同性质正是导致其外在形式有别的根源,也是国家治理成效不同的根源,还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比国外政党制度优越的根本原因。对国内外政党合作的比较研究表明,政党合作一般来说要比政党竞争更有优势,但只有良性的政党合作才是真正具有优势的。

如何重申政治现代性的基调:极化年代的政治哲学

西方社会日益严峻的政治极化冲击了政治现代性的一些基本价值,但也充分体现了现代性的自反性特征。个人主义、领域分立和进步主义形成了政治现代性的三个不稳定的支点,其中,进步主义可以有强、弱不同的版本,前者对个人主义和领域分立具有颠覆效应;个人主义虽然与传统社群主义分道扬镳,但承认与尊严的社会维度却为群体本位的差异政治留下了空间。极化年代的政治哲学要重申政治现代性的基调,就需要凸显个人尊严的社会基础,同时从社会科学理论上探索社会工程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对其展开道德批判。与此同时,积极介入关于善观念的公共讨论并主动参与技术批判,也是现代政治哲学推进现代性自我救赎的重要工作。

西方社会政策体系发展的学理反思及其启示

西方社会政策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基于古希腊社会中的公共精神和公共行为的基因,这种基因构成了中国和西方在社会政策体系建立和发展上的元文化差异。中国社会政策体系建立和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提升公民的公共精神、社会意识与国家认同。西方社会政策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注重政策之间的关联性,这使其社会政策以政策体系而非个别对策的方式呈现,进而发挥了更加充分、系统而又综合的功能。增强中国社会政策之间的关联性、构建社会政策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政策体系建立和发展的关键所在和核心问题。遵循基本学理是西方社会政策体系建立和发展的重要经验。在强化对西方社会政策体系建立和发展的学理进行揭示这一重要任务中,必须向更基础的历史和理论领域寻觅西方社会政策的历史轨迹与基本规律,以科学、客观的学理揭示和把握,为中国特色社会政策体系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提供学理借鉴。

人身所有权视野中的儿童权利:论生育的群己权界

自由主义反对政府的生育补助,而生育补助的支持者认为,儿童构成一种公共物品。这两者观点都有其缺陷,人身所有权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把握生育的群己权界。许多权利主体,包括儿童本人,对儿童都拥有人身所有权,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潜在或现实的儿童多级人身所有权。近代工业化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儿童保护和福利政策,本质上都是一种儿童部分公有化,它体现了政府所代表的儿童公共人身所有权。当代中国的生育扶助政策,也是一种新形势下的儿童公有化。公有化是一种总体描述,其具体的权利构建,则视宏观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微观的儿童处境中的权利嵌入而定。

规模收敛、规模延展、协商系统及其创新发展——探寻破解协商民主规模难题的三条路径

协商民主的规模难题主要源于现代国家的地域规模和人口规模。破解难题,需要回应:协商对话在何种规模内是可能的?如果政治代表是必需的,其如何更具回应性?梳理协商民主理论的学术史,可提炼出破解协商民主规模难题的三条路径:规模收敛路径、规模延展路径和协商系统路径。相较于规模收敛和规模延展路径,协商系统路径具有独特的证成力:它以包容、分工和耦合为核心内涵,一方面放宽协商输入的标准,通过包容非协商性元素和大众意见的非正式表达,最大程度地为决策制定输入大众意见,突破规模限制;另一方面,基于系统的分工与耦合,在政治代表与大众之间,形成高质量的互动,并创新代表模式,将代表嵌入到协商序列的各个环节中,以使政治代表更具回应性。但协商系统路径仍存在包容性局限、分工与耦合难题以及代表模式创新瓶颈,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中的“全过程协商”,能否为应对上述问题提供思路,进而推进系统路径的创新性发展,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重要命题。

国家能力与民主崩溃

国家能力与民主崩溃是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但既有研究未充分讨论二者间的关系。本文在述评既有文献的基础上,从利益分配的视角出发,系统论证和检验了弱国家能力如何导致军事政变和在位者接管两种形式的民主崩溃。本文将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从社会中汲取资源并合理配置资源的能力。弱国家因无力汲取和分配资源,无法有效协调大众和经济精英之间的利益关系,导致利益分配失衡,国家因被经济精英俘获而丧失自主性,民主政体陷入寡头主义境地,激发民粹主义势力反制,造成经济精英和大众之间的激烈对抗,最终导致民主政体在军事政变或在位者接管中崩溃。本文采用混合方法检验该理论:首先,构建1960—2018年117个西式民主政体的面板数据集,采用事件史分析法识别变量间关系,发现弱国家能力会显著提高发生军事政变和在位者接管的概率;选取泰国和委内瑞拉分别作为军事政变和在位者接管的路径案例,在真实历史脉络中展示了上述因果机制。

论政治制度及公共政策的合法性

不同国度的政治制度不尽相同,但都存在着合法与否的问题。政治制度是一切政治活动的规范,制定和更新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也必须体现政治的本性及其实践要求。合法的政治制度要贯彻和捍卫人民至上原则,为人民运用法律进行统治提供制度保障,为道德导向机制的建立和发挥作用作出制度安排,建立防治权力滥用、确保政治清正廉洁的权力控制体系,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增进全体人民幸福,追求使社会个体得其所应得的社会公正。政治制度的运用也存在合法性问题,其关键是如何处理政府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问题。公共政策是政府运用政治制度治理社会的主要手段,像政治制度运用一样存在着合法性问题。合法的公共政策能够将合法制度转化为治理效能并能释放合法制度红利。

21世纪权力的流变:集中与分散

本文认为，目前权力流变呈现出两个层面上两种方向的发展趋势：两个层面是指国际和国内都存在两种权力流变的发展趋势；两种方向是指国际和国内的权力流变同时存在集中和分散的趋势。两个层面的权力流变是互相影响、互相催生的；两种方向的权力流变也互不矛盾。这些权力流变的发展趋势在下一世纪将更为明显。

转变中的公共行政范式——从官僚制行政走向后官僚制行政

内容提要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各国掀起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公共行政改革,这一治道变革预示了西方公共行政范式正在从传统的官僚制行政向后官僚制行政转变。本文试图通过剖析公共行政范式转变的根源即传统官僚制的当代困境,揭示当代西方公共杆政的主流趋向——后官僚制采用的行政范式以及它的理念抉择。

全球视野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理论、进程及中国未来走向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既是治理理论的逻辑延展又是治理实践的空间拓展。因此,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研究,不仅要有本土眼光,更需具备全球视野。文章通过探讨全球视野下国家治理体系的内涵与属性,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脉络与角色定位。以全球视野下国家治理体系的嬗变历程为切入点,梳理了科层治理体系、竞争性治理体系、网络治理体系和整体性治理体系的谱系变迁。在厘清构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阻力问题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全球视野下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导向、顶层设计、民主内涵、法治逻辑与执政党建设等进路。

文化体制改革困境的政治学思考

文化与政治的关联性决定了政治学是审视文化体制的一个重要视角。文化体制改革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也面临重重困境。文化属性被泛政治意识形态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制约、文化权力主体职能的越位与缺位是文化体制改革困境的政治学根源。

西耶斯的代议制理论管窥

西耶斯神甫是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对大革命的进程以及近代法国民主道路的选择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西耶斯的代议制理论及其政治实践体现了18世纪法国人对代议制理论认识的高度和限度。一方面,他把劳动分工原理引入政治领域,赋予代议制政府以一种不可辩驳的现代性;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摆脱卢梭人民主权学说的影响,主张建立一院制议会并赋予它以一种绝对的权力。西耶斯对代议制政府认识上的模棱两可,使之无法在人民主权和代议制之间建立一种恰当的平衡。这是革命者建立代议制政府失败的哲学根源,也是近代法国政治现代化不得不再三面对的困境。

监管模式、政治体制与矿难——基于跨国数据的证据

煤矿安全生产问题不仅是中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本文首次利用1982-2014年九个产煤大国的跨国面板数据,从经济学的角度检验了煤矿监管模式和政治体制对矿难的影响。结果表明:(1)煤炭安全生产的集权监管有利于减少矿难死亡率。一个国家的煤矿安全监管模式由分权改成集权,可以减少近一半的死亡率。(2)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不会直接影响矿难的死亡率。这说明煤矿安全生产问题主要是一个监管体制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3)在发展中国家,集权监管模式对降低矿难死亡率的效果更明显。(4)在转型国家,监管集权和改进政府问责都能降低矿难死亡率。本文的结果对于矿难的跨国比较分析以及遏制矿难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非对称性制衡:权力制衡模式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经典意义上的分权制衡强调权力之间互相牵制,相互平衡,表现为一种对称性的制衡模式。然而,在现实中这种对称性制衡模式并不存在,非对称制衡才是现实中的普遍模式。尽管现实中的权力制衡模式表现得丰富多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国家在发展中呈现出一个共同的趋势:那就是行政权凸显、议会权力虚化的非对称性权力格局。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何种形式的行政集权,在非对称性格局下并未导致权力的专断和腐化。因此,探求这种非对称权力配置格局下权力制衡模式运行机制的新特点,能够拓宽我们对分权制衡的认识,打破"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神话,从而为构架中国特色的权力制衡体系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亨廷顿政治制度化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政治制度化是当前人们常常提到的主张,但是对于政治制度化在学理层面的探讨仍然相对欠缺。在政治发展理论中,亨廷顿曾提出以政治制度化为核心的理论模型。他认为,政治制度化建设能够吸纳政治参与,从而实现政治秩序。但是亨廷顿的理论框架自身在概念界定、变量选取和分析框架的完整性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严重地影响到亨廷顿理论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各个国家只有依据自身的国情,在政治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三者之间实现良性的互动,才能探索到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康有为大同学说与中国传统大同思想

具有深厚国学根基的康有为,在西学影响下,重新解释汉宋调和论,形成了以变法维新、救国图强为核心内容的思想体系。康有为糅合《春秋》三世说与《礼运》小康大同说作为自己思想的展开形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康有为把人类历史发展视为一个在总体上不断上升的过程,把对大同理想的追求从歌颂过去转向了放眼未来,并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借鉴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人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走势的第一部社会主义著作——《大同书》。

制度与文化的双重变奏:互动与发展——兼论民生政治参与的功效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政治制度有效运行显得更为重要。为此,必须加快政治文化的转型,而政治文化转型的众多途径中,民生政治参与最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提出,以民生政治参与为突破口,推动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和发展,不失为深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条择优路径。

理性看待我国当前的贫富分化问题

本文从六个方面论述了相关问题:一、目前国内外各种研究机构所发布的有关中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都无法保证自己的数值的准确性,只能给人们衡量我国贫富分化状况提供一定的参考,所以我们不能被各种基尼系数吓到。当然也不能由此而否认我们的贫富差距的存在和问题的严重性;二、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定的贫富分化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很难逾越的阶段。既有社会的快速发展,又能保证时时刻刻的绝对公平,这样的一帆风顺的发展方式在目前的世界现代化发展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三、从总体上看,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较低,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高。但这不是绝对的,有的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也较低,如埃塞俄比亚为0.30,坦桑尼亚为0.34,远远低于某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0.42、中国香港0.43;四、中国政府为防止贫富分化采取了很多积极的措施和办法,像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新农村建设的开展、个人所得税的不断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贫富分化的恶化;五、积极化解仇富心理。仇富心理的危害性很大,它会撕裂社会,制造社会对立,制造社会冲突和断裂,引起社会动荡;它会弱化正当致富动力,严重阻遏社会进步;它会煽动暴民情绪,违反现代民主。面对此种情绪,政府、富人、每个公民都要冷静思索,理性对待,决不能以极端的态度来对待之;六、致力改革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贫富分化不是现代化发展的癌症,它是完全可以治愈的,治愈的药方就是两个:一个是生产力更加发展,一个是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公平合理。最根本的途径就是改革和发展。

“政治与行政二分”及“党政分开”思想的政治智慧与实践

1887年威尔逊提出政治与行政二分的观点,认为行政应该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并倡导建立公共行政科学。而通过考察美国的政治实践发现,威尔逊在联邦宪法问世100周年之际提出政治与行政二分,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建立公共行政科学,更重要的是在于纠正当时美国的"国会体制"对其宪政体制的偏离,恢复行政应有的功能与面貌。而在当下中国,研究"政治与行政二分",对于深入理解我国"党政分开"的政治智慧与政治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