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安全的本体、视界与范式:“关系和合度”解析

基于中国关系本体论对安全的本体和视界进行解析,并且建构中国的安全理论范式,是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的重要方面。安全是一种什么样的“实在”,这是十分重要的本体论问题;而以什么样的“视界”考察安全,则是非常棘手的认识论难题。“关系和合度”解析为“广义安全论”视域下的安全本体、视界与范式提供了哲学诠释。安全是“关系性实在”,是和合状态的共享性秩序,是呈现人与世界“广义性联系”的“关系和合度”。如果关系的和合程度是安全获得的程度,那么安全就是以“关系和合度”为自变量的函数,广义安全便是呈现人与世界“关系和合度”的安全,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广义安全凸显“关系和合度”的适然性,安全之境即是保持优态共存的“适然之境”,是当下所发生的一切关系的总体性和合,这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全球安全观提供了理论支撑。广义安全观是集成与整合诸安全构成要素与安全领域的大安全理念,是“场域安全”思维的完好体现,是多重时空关系状态与多种活动性质特点的融合。

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逻辑理路——基于“势能—效能—动能”框架的分析

新时代以来,面对农民增收的应然需要与实然状况之间的张力,基于“政治势能—治理效能—内生动能”的分析框架,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是国家在场、外源嵌入、组织振兴的综合过程。其中,以国家在场凝聚政治势能是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起点,以外部资源要素嵌入乡土社会释放乡村增收治理效能是实现农民增收的关键,以组织振兴培育农民增收的内生动能则是农民增收的保障。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最优行动策略就是通过构建国家政策链、完善乡村产业链、优化村社组织利益链,形成“三链同构”的合力推动。

道阻且长,“行”者将“治”:公共事务的行为治理之道

行为治理是将行为科学洞见应用于公共治理场域而发展出的治理新模式。行为治理关注政府、组织和公民三类核心治理主体在互动过程中的心理、认知及行为规律,并分析治理主体互动关系的元素特征如何影响主体行为,同时更全面地考虑环境因素对微观行为的影响,以及个体行为汇聚为集体行动并产生更广泛治理结果的机制。行为治理呼吁治理工具的组合运用,强调“助推”和“助力”两大行为工具的内部融通,重视行为工具与传统工具的外部联动。行为治理脱胎于行为公共管理和行为公共政策,更强调各主体间的互动性,更重视环境的复杂性,更主张治理工具在内外部及各层次上的融会贯通。行为治理紧扣治理主体的行为要素,自下而上、从微观到宏观,丰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库和工具箱。

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理论图景与实践模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合作生产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模式被引入公共管理实践,并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通过系统梳理相关前沿文献可以发现:合作生产是政府和公民围绕公共服务递送而结成的新型关系和进行的混合活动,包括个人、团体以及第三部门等主体,涵盖公共服务的规划、设计、交付与评估等各个环节;合作生产的理论嬗变内含于从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治理的范式演替,其主导理念经历了从控制参与逻辑、产品主导逻辑向服务主导逻辑和公共服务逻辑的转变;合作生产的实践轨迹映射出政府与公民的角色转向路径,形成了一元操纵型、吸纳安抚型、政社互补型和公民主控型等基本模式。未来,应探索和构建本土的合作生产模式,引导公民积极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形成制度化的合作网络,在实践基础上贡献富有中国风格并兼具学科一般性的合作生产理论知识。

论政策共识构建中的算法支配:模式与维度

人类社会进入算法时代,政策共识构建无论是在科学化发展还是在民主化进程中都受到算法影响,当这种影响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则会出现算法支配的现象。根据算法的自动化程度与相对于人类的独立性,政策共识构建中的算法支配可分为四种模式:工具性支配、平台式支配、博弈性支配、自动化支配。四种模式对政策共识构建的影响体现在不同层面,但都是从四个方面展开:通过代码设计对政策诉求进行标准化解读;对个体感知做出隐蔽控制以此编辑诉求内容;形成严密的审查体系对行为进行监控并做出引导;设定计算规则塑造共识构建的程序和方式。总体而言,政策共识构建的算法支配体现为技术支配与权力支配的混合,需要基于对算法的全面认知做出应对。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十年回眸

中国学界对国家安全学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2014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后,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有了根本遵循,标志着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进入新时代。2024年,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周年之际,中国学界对国家安全学理论的研究,形成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为先导、加快国家安全学及其学科理论研究和推进中国本土化国家安全学自主理论体系探究的新格局。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国家安全学研究对象和学科定位日益清晰明确,国家安全学理论本土化进一步彰显,国家安全学理论构建日趋完善,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稳步推进。虽然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起步较晚,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存在一些短板,但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的步伐逐渐加快,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前所未有,需要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有所作为,作出应有的历史贡献。为此,中国学界需要做“深”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研究,拓展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厚度和深度;做“专”领域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强化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广度;做“强”工具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凸显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实效性。

专栏导语:算法之于治理:角色、价值与风险

一、算法治理: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治理的新形态过去二十年,是技术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二十年,也是技术推动治理不断调适、创新和变革的二十年。学者们持续关注和探讨一个重要议题--技术之于治理究竟意味着什么,又会带来什么?乐观主义、悲观主义、工具论、重塑论、互构论等在相互争论与自我辩护中前行,而技术却沉默不语地持续演变和发展,直至突破并实现自动识别、理解、整合、分析、应用等后,将整个社会拖拽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强人工智能时代之中。在惊叹技术迅猛发展之余,全面思考技术与治理的关系也从未如今天这样紧迫。

政府官员直播带货行为可持续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5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政府官员直播带货是官员在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现实探索中产生的一种政府创新行为。已有研究较少关注这一创新行为的可持续性问题。本文通过构建“个体-组织-环境”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25个县长直播带货的可持续性进行组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领导重视和贫困县任职是构成官员直播带货可持续性的必要条件。推动政府官员直播带货的可持续路径有4种,具体可归纳为环境-能力-情感推动型、政绩-压力驱动型、政绩-环境推动型、组织-环境支持型。社会群众支持是官员直播带货可持续的重要条件,职务变动并不一定导致政府官员终止其直播带货行为。文章丰富了地方政府创新的理论,更聚焦于讲好中国治理故事,对地方政府官员直播带货现象进行了解释和探讨。

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物业管理互信共治新模式

通过梳理我国物业管理的发展历程,发现我国传统“中心型”的物业管理模式面临难以摆脱的“周期性危机”,制约了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导致危机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看不透的“黑箱”,即物业管理低透明度引发的信任关系紧张;难以达到的“专业化”,即专业能力缺失致使物业管理陷入“囚徒困境”;涨不动的“服务质量”,即共识机制缺失激化了物业管理的“价值矛盾”。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物业管理方式在业主、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三方之间搭建起信任纽带,构筑了物业管理的“互信共治”新路径,打破了物业管理的“囚徒困境”,实现了物业管理的良性高效透明运转,建构了住宅小区“去中心化”物业管理新模式。

统筹式城市更新:中国城市更新的发展困境与优化路径

城市是一个生命有机体,需要不断更新来增强城市活力,促进城市现代化。城市更新的本质是城市空间的再造与治理优化。城市更新动因复杂多元,城市更新经济论、城市更新社会论、城市更新生态论、城市更新治理论、城市更新人本论和城市有机更新理论反映了各自特定价值追求及其偏好,共同指导城市更新实践。文章系统反思了中国城市更新在更新价值、更新内涵、更新主体、更新制度和运作机制等方面存在的发展困境,并提出以统筹式城市更新模式促进中国城市更新的可持续发展与有效治理。统筹式城市更新可从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更新理念、构建内涵式的包容性城市更新模式、完善联动协同的城市更新制度体系、建立因地制宜的城市更新运作机制、建设技术驱动的未来城市与智慧社区等方面系统推进。统筹式城市更新强调目标、主体、资源、技术、方式和效益等方面的统筹协调、系统高效和有机发展,追求城市发展与治理的深度融合,促进城市更新的可持续发展和整体性治理、国家空间布局优化与城市治理现代化。

乡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与实践路径——基于杭州市第一批共富联合体中80个村庄的调研

扎实推动乡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是持续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如何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内源式发展则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议题。本文以浙江省杭州市发布的第一批共富联合体中80个村庄为案例,通过NCA与QCA混合的方法发现党建、能人、产业、文化等因素是影响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变量。在多重变量作用下,以内源式发展为导向的乡村共同富裕呈现出伙伴协作型、文化认同型、产业融合集约型、综合发展型等四类“殊途同归”路径,且乡村内在动力的产生和内源机制的变化具有交替性与动态演进性。因此,需因地制宜,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地理区位等情况,注重空间布局,坚持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道路,加快打造乡村共同富裕建设的样板品牌。这不仅能丰富乡村共同富裕理论研究,也为其他地区选择匹配性乡村内源式发展策略提供有益启示。

双线改革联动:数字技术与政府组织何以适配——以广东省Y区数字政府建设为例

在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技术与政府组织的适配是以二者获得“刚柔兼备”的可互构性为前提的。作为地方政府改革过程中具有重要能动性的机制,党的引领统合机制与印象政绩激励机制,分别具有调节政府组织刚性、提升数字技术弹性的功能。借助双线改革联动的关键契机,这两种功能互补的组织能动性机制在数字技术与政府组织的交互过程中共同作用,促成适配。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纵深推进,是对地方政府自身变革能力的一种考验,需要改革者充分考虑政府各项改革之间的关联性、耦合性,有意识地形成改革合力,促成数字政府建设与政府自身改革的同频共振、联动互补。

欠发达地区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实践探索

前瞻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十四五”规划正式提出布局未来产业以来,受前瞻性、颠覆性技术制约,欠发达地区对其鲜有布局。贵州“村超”以文化创意和数字商业模式为驱动,融合体育、文化、美食、表演等众多业态,探索了乡村振兴未来产业实践路径。欠发达地区发展未来产业,关键在于挖掘文化和生态旅游资源,推动欠发达地区数字化、绿色化和创意化“三化转型”,培育创意、电子商务和公共服务“三个生态系统”,激发创意活力,以价值共创助推优秀传统文化和生态旅游资源创造性转化,以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进行人才和技术赋能,为欠发达地区注入未来产业新动能。

合供与敏捷治理

“合供”是公共服务提供的新模式,但已有研究并没有对合供何以促进公共价值创造进行充分的解释和研究。从“敏捷治理”范式出发,可以为合供何以促进公共价值创造提供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从发展动态能力和激发迭代创新等角度出发对合供促进敏捷治理的机制和实践路径进行分析,阐释合供何以促进敏捷治理的实现,及其如何通过增强动态能力、促进迭代创新来提升公共部门敏捷治理等重要理论问题。从“敏捷治理”范式出发,分析合供促进公共价值创造,对于进一步深化合供和公共价值创造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

加强网格化管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基于2018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网格化管理显著提高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意愿,并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能够通过强化以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积累,从而缓解劳动力外流所带来的社会资本流失的负面影响,进而提高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进一步讨论发现,网格员队伍的专职化建设能够提高网格化管理的实施效果。村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在人口规模较小和有社会组织的村庄,能够对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发挥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地方政府如何提高农村厕所改造政策执行成效?——基于政策执行系统理论的实证分析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因政策差异而呈现出动态性和复杂性特征。分析典型政策的执行过程,总结政策执行过程的影响因素,对于深刻认识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复杂性,改进政策执行过程、增强政策执行效果具有积极意义。农村厕所改造政策是当前中国各地正在推行的典型政策,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借鉴政策执行系统模型分析发现:政策执行资源、机构特性、系统环境以及政策执行者的价值偏好等因素,是我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的主要影响因素,对农村厕所改造政策执行成效的影响更为显著。自主性政策执行、曲解性政策执行以及象征性政策执行现象,导致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问题突出。据此,提出了矫正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增强政策执行效果的政策建议。

以“一件事一次办”为突破口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一件事一次办”是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的重要内容,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要义,其实质是以公众诉求为导向,重塑政府流程,提升政府整体效能与公共福祉。借助制度经济学和新公共管理范式的整体治理理论,以“一件事一次办”政务服务改革为突破口,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以大数据赋能打造透明高效的“数智”环境、持续优化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和互利共赢的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充分释放行政改革集成效应。

评估悖论的表现形式及其根源

评估是管理的重要形式。从评估中性理论来看,在管理中我们不仅要认识到评估的积极方面,也要认识到其消极方面,尤其要关注评估悖论问题。评估悖论是由诸多原因导致的、在评估中出现的妨碍评估本来目标或目的的实现,并使评估出现相反和矛盾情况的现象。评估悖论的主要表现有九种:评估促退、评估降效、评估自伤、评估保旧、评估逆选、评估错控、评估集权、评估卸责、评估异化。导致悖论的主要根源也有九种:评估认识误区,领域泛化,主体错位,对象或客体误区,用途误区,价值取向偏差,体系、机制、方法和工具局限,环境不适,形成评估利益集团。必须通过多种途径实现评估重塑,尤其需要重新系统性地认识和重构评估边界。

空间赛维坦与空间赛托邦:ChatGPT时代的权力悖论

通过引入空间视角,探索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权力格局所产生的悖谬式影响。一方面,ChatGPT等技术促进了资本的狂飙与空间剥夺,建构起国家意识形态下的空间霸权,催生速度化的空间帝国主义,最终形成极权式的“空间赛维坦”。另一方面,在各行为体的良性管控下,在国家层面,ChatGPT等技术能够促进空间的扁平化与协商化、科层制政府的韧性化与国家自主性的弥散;在全球层面,通过促进不同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平等协商,ChatGPT有助于建构“全球空间在场”,最终形成协商化的“空间赛托邦”。权力自身具有中心化的倾向,人类需要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变革“空间赛维坦”,驶向“空间赛托邦”,从而将“权力悖论”转变为“权力向善”。

数智赋能农村协商治理的实践路径——基于衡南县D村“人工智能+屋场恳谈”的社会实验

当前农村协商治理面临主体缺位、官方主导、协商结果满意度差等现实困境。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采用数智技术解决协商治理难题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基于赋能理论和“人工智能+屋场恳谈”社会实验,考察了农村协商治理中数智技术的主体赋能路径。通过对利益相关者的深度访谈发现:数智技术通过虚实场景再造、沉浸式体验、村务“云扩散”的心理赋能机制,唤醒乡村集体记忆、增强参与效能感、培育公共精神,提升了村民参与协商治理的意愿;通过数智平台拓展协商渠道、共享议题信息、回应民众关切等结构赋能机制,突破了村民参与的时空阻隔及知识结构、权力结构限制,提升了村民的参与能力;通过成果分配共商、决策过程公开、共创结果公示的成果赋能机制,增强了村民的参与获得感,提升了村民对协商结果的满意度。数智技术的有效赋能有助于农村协商治理中集体共识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