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和视察重庆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和视察重庆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本刊组织专家围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所作重要讲话和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西南政法大学的实际展开笔谈。本笔谈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法治赋能助力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党纪学习教育应把握的“五个辩证统一”原则、优化治理机制以提升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水平、有效防范化解超大城市“新兴风险”等议题,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建议与措施,以期有益于坚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积极融入服务大局,以铁的纪律护航党的事业稳健发展,推动超大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确保党的事业行稳致远。

大北极地缘政治的基础与实现路径研究

随着参与北极事务的国家不断增加,大北极地缘政治越来越受到重视。传统地缘政治学对自然地理因素的认识在北极域内、域外国家权力的变化中得到了体现,形成了大北极地缘政治的物质基础。批判地缘政治学对思想观念的认识也在北极域内、域外国家的北极政策变化中得到了验证,形成了大北极地缘政治的思想观念基础。后批判地缘政治学对“领土”与“空间”的认识为构建“领土”与“空间”两种叙事提供了依据,从而提供了“北极身份”和“全球身份”并行并相互强化的大北极地缘政治实现路径。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意识形态风险审视

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模拟数据的分布特征生成新的数据样本。这样的技术开创了数字内容生产模式革新的信息科技新时代,给人类社会带来颠覆性影响和深层次变革。以智能算法、算力和大数据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向纵深发展,也可能引发国家安全风险、社会治理风险和个人发展风险。应从价值、主体、制度、技术四个维度,探索防范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方式方法。

警惕当代西方极右翼思潮

当今时代,西方极右翼思潮愈演愈烈,对世界政治、经济和舆论环境产生极大影响,对我国也形成一些新挑战。深入研究西方极右翼思潮,认清其起源流变、性质特征与未来趋势,对于从容应对其不良影响和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解读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核心和灵魂。其中兼具创造性和引领性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为探寻法治国家建设的方向注入了全新的价值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观,同时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法治观。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指导下,我国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极大地保护了人民的利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新时期需要进一步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的实施,必须坚持进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伟大实践,坚持以人民的满意度作为法治建设成效的最终标准,坚持造福人民保护人民的初心立场。

论利阿·依皮“国家—世界主义”的全球正义观

全球正义理论存在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争论焦点之一在于平等主义分配原则的适用范围。世界主义者主张把这一原则扩展到全球,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在全球范围内适用的最多是充足主义的原则。面对这一争论,利阿·依皮试图调和争论双方,使民族主义者也承认全球平等主义分配原则的规范性意义。与此同时,依皮试图阐明国家对于全球正义行动者的规范性意义。因为依皮在国界的任意性、国家的价值等问题上矛盾的观点,她所建构的“国家—世界主义”的全球正义理论并没有开辟出第三条道路。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德育意蕴

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学习和实践,要从制度化、法治化拓展到道德化、主体化层面。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理论上具有“三全”特性,同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伦理关系给予了理论回答和相应的制度安排,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伦理精神,主要有人民至上、公益为重、理性植根、平等奠基、权责对称等,它们符合人类普遍的道德理念。实施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德育;全过程人民民主本身就是德育;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好的德育。民主制度之政治上的“好”、道德上的“善”与教育上的“行”,三者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贯。

超越阿恩斯坦的公众参与阶梯——基于公众参与义务履行深度的阐释及具象化

作为有效治理的必要条件,公众参与是一种民主权利,也是一种民主义务。以公众参与义务履行深度为视角、以公众参与事项涉及的利益范畴及公众参与阶段的情况为基本依据,可将公众参与大致划分成为个人及家庭利益的低阶参与、为个人及家庭利益的高阶参与、为公共利益的低阶参与、为公共利益的高阶参与四个级次,它们构成了一个新的公众参与阶梯,这四个级次在治理实践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具体体现。以北京市基层接诉即办实践中的相关案例提炼可知:从公众参与义务履行的视角来看,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有赖于更多体现为更高级次的深度参与的合作治理,而走向这种深度参与的合作治理则需要围绕利益关联性、渠道便捷性、体验愉快性、感情坚实性及保障充分性等原则作进一步的理论讨论和实践探索。

公共政策评估中的随机控制实验:实施困境与突破策略

采用随机控制实验方法来进行政策评估,已成为公共政策或项目评估的“黄金标准”。但是,随机控制实验方法在中国政策评估过程中还运用较少,评估者缺乏对其实施困境与突破策略的深入认识。本研究在深入分析随机控制实验方法及其适用范围的基础上,对随机控制实验的实施困境与突破策略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与总结。研究发现,采用随机控制实验开展政策评估主要面临着实验方法本身的复杂性、实验方法引发的公共价值分歧以及随机控制实验融入中国政策场域的挑战三个层面的困境。

赏识教育、自我正面偏见及其社会后果研究

文章从自我正面偏见这一人的本能心理状态出发,对其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并以此为视角对赏识教育进行了探讨。赏识教育具有发掘学生优势、引导其进行“自我实现”等积极影响,但要关注赏识教育对正面自我偏见的放大作用:自我认知出现偏差,放大个人能力而忽略自身所存在问题,可能使问题被掩盖而非得以解决。在矫正自我认知偏差时,可使用小组工作方法,对其中情况严重者可采用个案方法。在具体实施时,社会工作者应担当“反馈者”角色,通过适当的表扬和批评相结合的方式,给予案主尽可能客观的反馈,且通过暗喻等方式来侧面指出案主的认知偏差。这样既可以避免直接指出认知偏差所引发的不良后果,又能引发案主自我反思与行为修正。

事件、主体与真理:元宇宙空间中的元政治学

巴迪欧提出的数学本体论关注到未来元宇宙空间背后最重要的算法结构,这为我们探寻元宇宙空间建设的本体论与行动哲学问题提供了启示。巴迪欧通过综合德里达和德勒兹的思想,把“事件”看成一种内涵的“外溢”,即一种断裂性的统一,或基于“一”的“多”。元宇宙空间是以物理空间的例外状态而出现的,因此元宇宙空间的产生本身就是一个新的“事件”。在元宇宙空间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一些数字习惯的形成或数字意识的自觉往往与关键事件密切相关。巴迪欧所主张的元政治学,体现的是主体在事件中发现真理和建构真理的过程。因此,未来元宇宙空间的构建同样需要引入元政治学。在积极数字事件和消极数字事件的发生过程中,主体忠实于事件及其所定义的真理,能为元宇宙空间的形成提供真实可循的真正努力。巴迪欧关于共产主义假设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深刻思考元宇宙空间发展过程中正在加剧的贫富分化和政治极化等问题。

皇帝名位制度中的道德语言与封建皇权的辩证关系

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并不是绝对的,至少要受到道德语言的约束。传统儒家很早就积极利用道德语言来约束君王的权力,并将这种约束之意融进了皇帝名位制度的创设和发展过程中。但随着封建皇权的不断集中,封建皇帝逃离儒家道德语言约束的倾向性日益明显,具体表现为皇帝的尊号、称谓、谥号等名位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异化,道德语言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沦为加强和粉饰封建皇权的工具。然而,语言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公共性和主体间性,道德语言不仅形塑了所有社会成员无法摆脱的社会语言环境,而且对这种语言的使用本身就内含规范功能,因此,封建皇权越是依赖道德语言修饰自身,就越是在客观上深陷道德语言的规范之网。从实际效果来看,道德语言的规范功能具有正反双重效应,这体现了这种规范的复杂性和有限性。

《神州女报》编辑出版与杨季威的女性主义

清末民初,受欧美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联系中国男尊女卑的社会现状,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兴办妇女报刊,宣传女性主义思想,以求开启民智。1913年,复刊后的《神州女报》由杨季威主编。其自觉观照女性教育与女性权利,引介欧美妇女解放理论与女权运动。杨季威基于《神州女报》出版空间呈现的女性主义具有“带着镣铐跳舞”的调和趋向,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

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对环境法学的若干基本问题提出了新时代环境法学守正与创新、完善与突破的挑战。首先,自然生态保护法是环境法体系的新兴组成部分,是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和建设成果的集中反映,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应吸纳并展现这一领域的最新成就。自然生态保护法按照保护目的和方式不同又可分为自然保护法和生态保护法领域。自然保护法采取禁止和限制开发利用方式对原真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生态保护法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维护,尤其注重对生态破坏后果的修复、治理和恢复。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已经考虑设立自然生态保护编,表明法典与学理的融贯。其次,全面确认环境权是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重要使命,其重大意义表现在:能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参与全球人权治理的重要基石,环境权作为环境法学科的基础性概念具有重要的法学价值。环境权全面入典,应规定环境权的一般性概念和具体类型,兼顾实体性和程序性的内容。再次,生态环境法典编纂重启环境法是否为独立部门法的学理讨论。不同的定位将决定法典不同的编纂模式、结构和制度内容。将环境法认定为领域法,将削弱学术共同体和法治建设共同体对环境法的法体系发展的主观确信,不利于环境立法、执法和司法的整体协调发展。环境法作为独立部门法有利于法律制度的体系化建设。最后,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应当充分考虑全球生态环境法治的发展趋势,准确把握其内在价值规律和制度发展运行逻辑,以整体主义生态观指引法典的内在体系构造,确立环境正义原则,构建沟通、协商制度,加强专家和公众参与决策,增强我国环境法典编纂在全球生态法律秩序中的引领性和贡献度。

论政治正义及其实现——基于唯物史观之视域

政治正义是人类对于正义理念在政治活动中信守和践行的期望和向往。其秉持伦理信念和判断准则,体现政治活动的目的。政治正义应以全球正义为理想,人民正义为途径,社会正义为目的。它集中体现政治家强大的政治意志、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政治勇气。引领和倡导政治正义是政治家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义务,期以个人正义促进社会正义,进而彰显并实现政治正义。以宏大开阔的视野审视政治正义在全球政治生态和政治文明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并助推其逐步实现,才能积极促进人类世界的未来发展。唯物史观突出生产方式正义,以人类解放为旨归。马克思主义以实践正义的维度化解了政治正义的难题,实现了政治正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刍议

当今世界正处在单边与多边、开放和封闭、合作和对抗的大变局中,网络空间面临联合与破碎、发展与倒退、和平与混乱的严峻挑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前途与命运的高度,在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础上又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主张。从本质上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基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主权国家现实,将主权国家单独治理的无序状态转变为协调规范治理状态,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现实依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网络空间范围内的具体体现和拓展延伸。中国倡导的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有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立论基础,又折射了网络空间文明交流、共同安全和合作治理的现实诉求,在建构过程中既要克服各国主权、技术、文化、规则、现实利益考量等方面的差距和壁垒,也需要协调凝聚共识,激活形成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合力。

公民投票的民粹化图景及其隐忧

在民粹主义的渗透下,公民投票逐渐沦为政治博弈中首选的合法性工具,各党派希望通过主导公投走向来标榜“公意”,进而为自己“造势”。公投民粹化是公投的一种不良倾向,是指无视客观标准,基于“人民”与“精英”的对立思维,刻意抬高、美化并利用公投集会参与形式的观点及行为。公投民粹化在理论认知层面表现为对公投的盲目推崇,在制度实践层面表现为公投工具化。公投理论建构的缺失,无法抑制民粹主义蔓延;而民粹主义对公投的渗透,反过来引发公投理论的混乱,并阻碍公投理论的制度建构进程。完善公民投票的理论建构与制度建设才能消解公民投票中的民粹主义要素,促使公民投票的理性回归。

人类世下的环境政治:概念缘起、核心议题与理论展望

滥觞于地质学界,被自然科学家用来论述人类活动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决定性影响的地质学概念——人类世,已随着全球环境形势的日益严峻扩散到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并引发学术讨论。环境政治学,作为政治学对环境问题的理论思考,已接受人类世概念。人类世成为21世纪环境政治学学术讨论的重要概念。人类世下的环境政治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即聚焦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关注人类世给政治运行机制所带来的挑战以及对以“地球工程”为代表的技术性解决方案进行政治性批判。人类世下的环境政治研究丰富了政治学与环境政治学发展的知识谱系,扩宽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也构成当下环境政治学发展的前沿领域。

认知·情感·勇气——数智时代的生成性人道主义及其传播

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的人道主义危机正呼唤全人类的通力合作,而人道传播与动员却因语言、观念和制度等差异面临困境;技术变迁下的个体生命底色的凸显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等也需要人道传播的新理念、新逻辑和新形式。从生命传播的理论视阈出发,在新异化时代,唯有建立在自我觉知和情感共同体基础上的、生成性的人道主义,方能达成切实的行动与改变,而叙事和勇气在其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走出“普世价值”的认知误区--兼论人类共同价值非“普世价值”

关于“普遍”有两种理解:一是联结特殊于自身的“现实普遍”理解,二是与特殊对立着的或不含特殊于自身的“抽象普遍”理解。从“现实普遍论”的观点来看,人世间只存在“现实普遍”以及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的共同价值,并不存在“抽象普遍”和“普世价值”。有些论者对“现实普遍”与“抽象普遍”不加区别,把人类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混为一谈,对人类价值的对象及主体之普遍性作了“抽象普遍”理解,进而为“普世价值”进行辩护,结果弄得谬误迭出。“普世价值”这一命题,不仅在理论上不能成立,而且在事实上也毫无依据,因而必须加以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