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主义思想对当今世界共产党团结合作的启示——以《共产党宣言》为文本分析

《共产党宣言》中蕴含的国际主义思想主要包括:资本家剥削要求工人阶级国际联合、将国际联合与民族解放相统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追求人类解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当今世界共产党的团结合作呈现出新的形式、特点,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通过对《共产党宣言》进行文本分析,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对于世界共产党团结合作的启示:坚持把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思想作为世界共产党团结合作的理论基础,坚持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之上构建新型政党关系,坚持创新联合形式以加强世界共产党的团结合作。

出口退税、消费者福利与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国际贸易环境不稳定及中国国内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双重背景下,二十大报告指出要进一步畅通供需双侧循环,持续推进以扩大内需为基本导向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如今出口退税对供给及外需侧的研究已得到广泛关注,但关于其对内需侧影响的研究却较少。文章利用2004—2021年产品层面出口退税率数据及中国地区层面价格与工资等数据,考察了出口退税对中国消费者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出口退税率上调会通过降低物价水平即降低消费效应和提高工资水平即增加收入效应来提高消费者福利。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出口退税的上调对低收入群体及东部地区福利提升水平更大。因此,政府应进一步推进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充分发挥在其促外贸、扩内需的作用,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问题再认识

进入新时代,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成为党和国家重要战略目标,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在概念界定层面,中华民族凝聚力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高度融合,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价值内核已然发生重大转变,探究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价值来源,理解概念变迁背后所蕴含的政治行动,厘清作为政治话语的民族凝聚力与作为学术命题的民族凝聚力之间的区别,重新释义中华民族凝聚力,从中提炼出文明底色与政治驱动相结合的凝聚力提升路径:文明底色奠定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根基,保障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文明古国在历史长河中行稳致远;政治驱动赋予全新时代要素,更新和重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核,确保中国未来稳步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共产国际、中共与北伐战争期间的蒋唐之争

北伐战争爆发后,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势力急遽崛起,蒋介石的军事领导地位发生动摇。共产国际与联共(布)中央希望维持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的首领地位,中共中央虽赞成“扶蒋”政策,但反对“抑唐”,有意在北伐军内部寻求蒋唐“均势”。江西作战结束后,蒋介石日益右倾,唐生智的战略地位降低,苏联顾问仍只将唐生智作为迫使蒋介石左转的外部压力使用。由于中共中央对唐生智的好感加深,要求苏联顾问改变对唐生智的消极态度,破除军事上“以蒋为中心”的局面。随着蒋唐交恶与赣汉冲突加剧,鲍罗廷作出抬唐代蒋的新决策,引发其他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反对。共产国际、中共对蒋唐之争的策略因应与分歧,折射出南方革命阵营内部新旧各势力关系变更的复杂面相。

连铸切割的在线优化

连铸是将钢水变成钢坯的生产过程,在连铸停浇时,会产生尾坯,尾坯的切割也是连铸切割的组成部分。在满足用户的目标值的前提下,我们尽量让切割损失最小。在合理假设的前提下对连铸切割的合理优化,综合运用EXCEL、MATLAB等多种工具,根据数学中的优化及整数规划知识建立优化模型,从而求出最优解。

双重聚合:基层治理多元主体协同的实现路径——基于50个基层治理创新案例的文本分析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然而,在实践中,多元主体协同经常存在动力不足、总体分散、局部协作的问题。通过把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多重动因与过程性特征,建立“动因推动-过程推进”分析框架,选取50个基层治理创新实践案例进行文本分析后发现:战略要求、党建统领、需求驱动、问题推动、资源配备、权力配置是影响多元主体协同效能提升的主要因素。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表现为“双重聚合”:第一重聚合指战略要求、党建统领、需求驱动、问题推动下多元主体形成共同治理目标,实现“目标聚合”;第二重聚合指以资源配备、权力配置织成主体协同网,实现“主体聚合”。

自然辩证法的现代化蕴意及其当代价值

因为理论基础和思想范式的不同,人类现代化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出与西方现代化迥然有异的中国道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因其强调变革与创新、倡导人与自然相统一和呼吁科技造福于人类,故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的理论渊源。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势,重温自然辩证法的精神内核,既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又能为人类走出变乱困境提供思想启示。

莫斯科中山大学党小组指导员问题研究

早期中共接受共产国际指导已为学界熟知,不过后者如何指导却是习焉不察而又颇具分量的学术问题。总体而言,共产国际在早期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指导中共:一是经常性地派专使赴华;二是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传达指令;三是招收中共党员、团员赴苏联的革命大学学习,而后充任中共各级重要干部。前两种方式较为直接,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赴华专使的临时性和文化差异容易造成沟通不畅,而中共代表团又远离祖国,共产国际的指导存在诸多问题,中共早期出现的路线偏差与此不无关系。第三种方法需持续投入精力,见效较慢,但有利于中共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模式发展,符合苏联的长远利益,故共产国际积极推动。20世纪20年代,约有3000余名①中共选派的学生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以下简称“东大”)、莫斯科中山大学(以下简称“中大”)②、列宁学院、列宁格勒军政大学等院校读书,他们后来成为影响中共和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力量。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合”思想的创新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合”思想蕴含着“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守中致和”等传统天下观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重新激活“和合”思想的文化生命力并合理融入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存续条件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于“异”与“同”的文化诠释超越“和而不同”的传统逻辑框架,提升了自身存续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在构建逻辑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秉持“协和万邦”基础上,以人类命运的本然联系和应然规范凝聚广泛共识,以协同分工和合作行动推动共同体的有机塑造;在运演法则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守中致和”的发扬彰显着人类和谐共处的适度原则。

共产国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抗日战争期间,围绕统一战线及抗战的领导权问题,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存在不小的分歧。中共认为,维护统一战线及对日作战,与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必须以斗争求团结,并且通过政治领导过渡到实力领导地位,才能带领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并最终决定中国的命运。共产国际则事实上要求中共放弃争取领导权,甚至不惜牺牲政治军事的独立地位,以保证国民党统一军令政令,从而实现对日作战并获取胜利。幸而共产国际部分改变了以命令代替指导的领导方式,中共则坚持从实际出发独立决定重大方针政策,尽管双方争议不断,却形成另一种“斗而不破”。中共用事实证明自己更加胜任中国革命的领导,并在共产国际解散后很快取得统一战线内阶级力量对比的历史性反转。

共产国际柏林西欧书记处活动研究

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将德国作为欧洲革命的桥头堡,在柏林设立西欧书记处,由共产国际著名活动家雅科夫·赖希领导。书记处肩负为欧洲乃至世界革命提供现实保障的使命,在德国进行了一系列机密性活动,包括在西欧建立共产国际网络,向欧洲左翼政党提供宣传材料和政治咨询等。其中,书记处最重要的作用是用苏俄外汇资助西方的共产党和左翼人士,充当共产国际在德国乃至整个西欧的地下经费中转站的角色。这些活动是共产国际初期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苏俄打破外国封锁和传播共产主义理论提供了巨大帮助。但值得注意的是,书记处在组织管理方面较为松散灵活,体现出共产国际过渡时期的特点。这主要是由欧洲局势以及共产国际的策略所决定的,并不能完全归咎到经验不足上来。书记处直接推动了共产国际对自身组织及工作方式进行变革,体现出苏联以及共产国际身份的转变:如果在20世纪初,世界革命的成败被认为是保卫新生政权的先决条件,那么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情况则有所变化,苏联成了未来世界革命的保障。

文化视域下非洲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性论析

历史上,非洲大陆曾深受西方殖民者的军事入侵、政治干预、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非洲社会主义是殖民统治下的非洲人民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掀起的社会主义思潮和实践。文章从“文化”的视角考察非洲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性,我们发现:第一,在传统村社制下,非洲人民历来就有人人平等、集体主义和追求民主的观念,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有高度的契合性。第二,非洲传统宗教中的和谐统一思想、人本主义思想以及群体本位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有契合之处。第三,泛非主义强调团结起来推翻殖民统治、实现非洲独立的思想,与《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具有高度相似性;从泛非主义思潮的兴起到泛非运动的开展,彰显了泛非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似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导向,也反映了非洲独立后许多国家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非洲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厘清的四个关系

20世纪的非洲在民族解放与独立进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多样化的表现。当前,对于非洲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需要厘清四个关系:一是非洲马克思主义与非洲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二是反殖民主义与非洲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三是非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非洲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四是非洲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发展谱系的关系。厘清这四个关系对我们理解与研究非洲马克思主义是很有裨益的。

发达国家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比较研究

苏东剧变后,发达国家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既有共性,也有区别。在对待资本主义新变化方面,由于批判逻辑有所不同,各党形成了废除论、驾驭论、超越论和模糊论四种观点。在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展望方面,他们分别主张传统社会主义、权利法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四种类型。在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方面,他们对生产资料所有制、民主政治形式和联盟对象的认知上各有特点。总体上,发达国家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既有积极性,同时也表现出局限性。

石家庄市特色商业街区提升路径研究

特色商业街区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消费升级的重要载体,是城市形象的重要展示窗口,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石家庄市大力推进特色商业街区建设,围绕做优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对标国内领先、国际一流,深挖历史文化底蕴,高标准创建有品质、有颜值、有内涵的特色商业街区,取得了丰硕成果。石家庄市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特色商业街区的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为进一步推动石家庄市特色商业街区提档升级,要从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街区规划、进行城市营销等方面,改造提升石家庄市主要步行街软硬件环境,提升特色商业街区的档次和影响力,全力打造省会的靓丽名片。

机遇与挑战:农民家庭县域城乡两栖生活探赜

农民家庭县域城乡两栖生活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县域城乡两栖生活增加了农民家庭的财富积累、促进了教育公平,有利于代际关系和谐;但也使农民家庭面临经济压力增加、老年人“受虐”、个体归属感缺失等问题。注重提升县域吸纳能力、促进土地流转、推动教育事业建设、完善养老建设,将有力化解农民家庭县域城乡两栖生活面临的困境,走出一条农民有序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论巴黎公社的“共同体”建设

巴黎公社作为马克思所述“真正共同体”的初步尝试,首次呈现出无产阶级“自由人联合体”的部分特征,开辟了个体与共同体和谐共生的实践发展路径。在前期群体力量充分酝酿的基础上,面对现实的异化困境,巴黎公社以实现理想为目标开启了共同体建设的探索,建设过程中关注了整体感、满足感和认同感三重维度。然而,循“前提—过程—目标”的进阶逻辑,彼时巴黎公社的共同体建设整体存在基础性风险、实际存在多方位挑战、理想存在差异性偏差,最终遗憾沉寂。

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逻辑建构与当代启示

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蕴含了本质论、功能论、灌输论和建设论的四重逻辑。本质论方面,列宁从否定性、描述性和肯定性三个方面分析了意识形态的意义转换,建构了“科学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概念。功能论方面,列宁强调意识形态具有批判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助推社会主义革命和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功能。灌输论方面,列宁阐述了意识形态灌输的必要性、主客体、内容与原则等要素。建设论方面,列宁认为要从领导核心、宣传阵地和教育引导等方面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从上述四个方面探赜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逻辑建构,可以为新时代加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提供重要的经验启示。

西方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可行性的再思考——基于《科学与社会》专题研讨的评述

长期以来,西方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不断展开理论反思,不遗余力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造成的各类现代性危机,努力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汲取养分、探求良方。具有85年办刊历史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期刊《科学与社会》,在2022年第2期开设“社会主义可行性方案”专栏,邀请世界范围内的11位知名学者撰文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进行探讨,其中既包括对社会主义愿景的探讨,也包括对社会主义实现条件的全面认知,还包括对社会主义可行性方案的反思。从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角度出发,梳理分析学者们的观点,有助于我们从学理上客观分析社会转型问题,准确把握国际社会对社会主义研究的新动向,进而从中感悟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强大生命力。

欧洲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的意义

在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中,欧洲社会主义是与其他地域社会主义彼此关联、共存互鉴的一大主体。在认识当代世界这个问题上,欧洲社会主义具有重启近代文明的意义,其现时特点与历史纠结又为展望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提供了解释关键问题的钥匙。如果将欧洲社会主义作为理解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参照系,也许可以从中得到全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