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榜样文化叙事的特色与经验

榜样因其真实、生动、形象的特点,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中国共产党榜样文化建设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以及对外弘扬中国价值、彰显中国力量、讲好中国故事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榜样文化叙事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榜样选树标准突显人民性和时代性的价值取向;榜样典型构建彰显代表性和先进性的双重特质;榜样人物奖励注重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运作机制;榜样文化传播体现传承性与创新性的融合发展。该研究拓宽了榜样文化的研究视域,有助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关于“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研究综述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国家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进行拨乱反正,同时酝酿改革开放,最终成功实现历史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和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许多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复杂局面,这两年也因此被称为“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处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交汇点,关涉改革开放的起源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中共党史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学术界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本文拟对此加以梳理。

新质生产力助推东北传统工业转型升级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质的跃迁,其具有创新性、新生产要素应用性,以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等特点,对东北工业摆脱传统路径依赖、实现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东北地区面临着工业转型升级缓慢、新兴产业发展滞后、科研投入低和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慢,以及高技术人才短缺等问题。因此,要释放新质生产力发展动能,加快东北传统工业转型升级,就必须发挥政府在鼓励科技创新和加速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的作用;改革高素质、高技术人才引进培养机制;加快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生产要素与传统工业融合,促进东北工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低碳化转变,推动其向高端化、高技术化、高效能化发展,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从而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

上海支边企业推动广西工业发展及其启示

上海支边企业迁移到广西经营,促进了广西工业经济的发展:填补工业行业空白,完善产业链;带来了艰苦创业的作风,引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发挥引领示范效应,增强广西工业实力。上海支边企业推动广西工业发展的历史事实具有启示意义:要利用东部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创造条件增强广西工业经济实力;大力改善工业经济结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发展教育,提高工业技术水平;提升管理水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工业化推动民族地区全面发展。同时,上海支边企业职工体现的全局意识、艰苦创业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弘扬和传承。

毛泽东主席与青海省青年干部训练班的创办及意义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创办少数民族干部培训学校和民族院校,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专业人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们党为彻底解决民族问题而采取的伟大创举。实践证明,民族院校为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认真回顾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及民族高校的创办背景、过程、成效及意义,对于进一步做好民族教育工作的政治自觉,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习仲勋长葛调查若干史事的考订和辨正

1961年4月,习仲勋赴河南长葛农村蹲点调查,核心任务是讨论和修改“农业六十条”。学界对这次调查的研究尚存一些史事疑点和舛误。本文进一步澄清和明确了习仲勋进驻长葛的时间是4月10日,离开的时间在5月12日至16日之间。习仲勋在长葛倡导的“包总产”是指生产队承包生产大队的产量和工分等,与当时全国一些地区的“包产到户”是两种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度。他积极试验包产到户的说法,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习仲勋长葛调查期间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与毛泽东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基本精神一致,与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有较大区别。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戏曲界的“挖角”现象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试图建构全新的计划文化体系,将大众文化的生产、流通和消费都纳入国家计划中,演员自由流动和剧团间“挖角”现象成为政府规范和管理的对象。1958年和1960年,文化部两度发文禁止“挖角”和演员自由流动,但实践效果不彰。究其原因,政府既缺乏足够的经济资源建构国家计划全覆盖的文化行业,也无法用官方意识形态彻底取代民间文化传统。“挖角”现象的屡禁不止反映了这一时期计划管理、意识形态与民间运行之间的复杂张力,而这最终限制了国家意识形态向基层的渗透。

新中国对卷烟行业的改造和平衡——以上海“大东烟厂事件”为例

1952年发生的“大东烟厂事件”看似是一起劳资纠纷事件,实际是新政权在行业改造的同时,还要稳定工商业以及避免工人失业等问题的综合反映。新政权成立后基于治理通货膨胀的设想,认为上海卷烟业生产过剩且不稳定,进而对该业进行限制和精简等改造措施。在卷烟业改造的过程中因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出现部分工厂停工和工人失业的情况。“大东烟厂事件”即此类典型。在了解类似情况后,新政权一方面缓和改造措施,稳定工商业的经营信心;另一方面批准部分已停工的烟厂复工,并向其提供经营资金,从而避免工人失业。

坚持人民至上的唯物史观阐释

坚持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场,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要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唯物史观意蕴的时代彰显。唯物史观为坚持人民至上提供哲学依据、明确政治立场、标识核心理念、指引实践导向。坚持人民至上,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和创新表达,具有深厚的学理渊源和实践支撑,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使命和理论自觉,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在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问题上的高度清醒,昭示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新中国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的流变(1949-1965)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干部培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适时建立和完善党校干校体系,并以抽调干部进行短期训练的方式服务于军事斗争等实际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国人民大学的成立为标志,干部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鸿沟被打破,干部培养目标经历了从文化补课到输出各类人才的变化,干部资源也为正规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灵活的生源。

沟通城乡:上海知青运动中的物资援助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为了解决知青在农村遇到的生产生活问题,上海持续向知青安置地提供物资援助,先是被动、零星、临时的“一事一物”非计划性状态,后又基于中央“统筹解决”原则,以有价调拨的方式主动、成规模、有计划地进行,同时配套了无息贷款措施,并一直延续到知青运动结束。这种物资援助种类多、数量大,在起到“支青”作用的同时,也表现出“支农”的功能,促进了城乡经济交流。但它终究是维系政治运动的需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知青运动的内在、深层矛盾。

“买卖加仁义”:一九六一年华东地区物资交流会中的“物资对流”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物资对流”成为相对柔性地刺激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制度选择。商业系统内部通过物资交流会等形式,广泛开展城乡工业品与农副产品的对流。其中1961年9月至10月召开的华东地区物资交流会将“分等对口”“比例成交”作为对流原则,虽然维护了交易秩序,但也引发各地博弈,阻碍了“买卖”的成交。对此,交流会倡导“先予后取”的“仁义”协作,进而基于对等互惠关系调整对流模式,取得了不错的交流实绩。商业系统内的物资对流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自上而下的计划分配方式,其实践过程反映了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复杂关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波兰对华关系视野下的中波航运合作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中波联合航运事业正式起步。出于建设现代化海洋国家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的,波兰政府于1950年6月主动邀请中国政府共商航运合作事宜。然而在合作谈判过程中,波方的态度和立场逐渐从积极转为谨慎、犹豫乃至退缩。究其原因,除了两国间分歧和抵牾日益显现外,还在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远东海域航运安全风险的陡然上升。然而考虑到苏联方面的介入以及对华贸易的潜在价值,波兰最终还是投身于联合航运公司的建立与中波航线的开辟。尽管合作初期困难重重,但航线的特殊地位给波兰带来了发展机遇,航线的运营也为新中国开展对外贸易提供了便利。

北京市建筑工人调配及其制度探索(1951—1954)

新中国成立之初,劳动力统一调配制度暂未建立。在城市建筑任务繁重、建筑单位急需工人的背景下,1951年建筑业反把头斗争后传统招工制度解体,出现了建筑单位争抢工人、外地劳动力大量入城务工等突出问题。1951年至1954年,在不同层级、不同地区的部门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参与下,最终确定了以“各级政府领导、劳动行政部门负责管理”为核心内容的劳动力统一调配制度。这些参与者从自身立场及对政策的理解出发展开复杂互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制度探索的走向。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影响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一部有着重要历史影响的著作。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该书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文本。在学习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带头示范学习、从中央向全党逐步推广,探索了一条“文本解读——思想阐发——实践应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路径。对该书的学习有效提升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为摆脱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教条主义束缚创造了条件,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经济建设中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该书过程中十分注重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对该书本身所内含的思想理论不成熟性进行了批判,努力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自觉探索和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本国社会主义道路。

纪念与叙史:1951年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施路径与效果考察

建党三十周年之际,基于增进政治认同、提高广大党员思想素质、顺应反帝爱国斗争等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开展全国性党史学习教育。在建党纪念语境下,中国共产党以纪念文本、出版党史文献、纪念大会、纪念娱乐活动等途径进行党史学习教育。党积极探索党史学习教育的功能和路径,形成了建国后党史学习教育的示范性经验。以“思想改造”推动各项工作,揭示了中共从“治党”向“治国”转变的历史轨迹。

政策与实践:解放初期的西宁城市接管探究

地处西北内陆边远地区的青海省会西宁,于1949年9月5日解放后就面临着如何从马步芳军阀统治逐步转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生城市的紧迫课题,这也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头等要事,事关政权巩固和民心所向。在中共中央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引下,从1949年9月8日至1950年初,西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从多个方面入手,出色完成了解放初期西宁的城市接管工作,包括转变观念、组建机构、恢复秩序、安定民心、发展生产、活络商贸、宣传政策、增进团结等,涵盖政治经济与社会民生,可谓事无巨细,为接下来建立各级人民政府,进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做好了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西宁城市接管不仅顺应了广大百姓急欲挣脱马步芳军阀统治的热切要求和朴素愿望,为他们提供了此前不曾有过的高质量公共服务,尤其在文教、医疗等领域,取得了良好的治理绩效,而且也通过此举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赢得了民心。

从生产单位到经济单位: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四川样式

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是中国探索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20世纪70年代末,各级党政部门开始尝试对国营企业扩权让利,而四川以利润留成为主要切入点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探索走在全国前列。随着四川相关探索的进行与效益的展现,其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经验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认可并推向全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探索,推动了思想解放,调动了企业与职工的积极性,提高了经济活力与效益,并推动企业从生产单位向经济单位转型。

过渡时期党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及经验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处理政党关系、巩固发展人民民主专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持续推进宗教中国化进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领域开展了具体而生动的统战实践。过渡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随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而变化,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自觉服从服务于国民经济恢复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发展、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贯彻执行等中心任务,助力实现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时期党的统战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正是因为坚持了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坚定人民至上立场,并在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原则的基础上不断加强统战工作队伍建设,充分发挥统战工作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演进、重大成就与基本经验

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将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伟大创举和成功实践。从历史演进来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爱国卫生运动聚焦于粉碎细菌战争、消灭病媒虫害,推动现代医疗卫生服务进一步延伸;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爱国卫生运动更多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渐走向制度化与规范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在健康中国建设和新冠疫情防控中发挥重要作用,进入到全新发展阶段。从重大成就来看,一是疾病发生率大幅降低,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二是从卫生上实现了对国民的改造和对国家的再造;三是人民群众卫生健康意识显著增强,城乡卫生健康环境明显改善;四是维护了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推动了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从基本经验来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健康发展道路,这三个方面的宝贵经验构成有机统一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70多年实践的理论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