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实践探索与启示

香山时期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最后胜利、筹备召开新政协和建立新中国的关键历史时期,还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由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以及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因而在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十分特殊的历史地位。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全面强化党的政治纪律,保证了城市接管政策的贯彻落实;突出党的组织纪律,增强全党全军的纪律性;重视党的群众纪律,增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党的工作纪律,形成良好的工作作风;严格党的生活纪律,尽快融入城市新生活,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纪律支撑和保障。全面梳理总结香山时期党的纪律建设的主要实践活动及经验,可以为新时代深化党的纪律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重要借鉴和启示。

论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法典化

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法典化是成文法规的必然趋势,也是立法手段在政党规范领域的全新尝试。当前,官方已有明确导向而学界尚未形成规模研究,亟须对党的组织法规法典化展开“全景式”的研究讨论,以减轻或避免其在现实中缺乏实践性的可能。概念主体的解构分析、必要性可行性及可见困境的探讨、实践路径的初步拟定等是系统阐释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法典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以上述内容为引导,可形成“理解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法典化”到“认可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法典化”再到“探索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法典化”的逻辑路径,实现对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法典化的理性认知,最终为推动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法典化打造理论基石。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纪律建设的推进逻辑

新中国成立75年的历史,是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奋斗史,同时也是一部持续进行党的纪律的理论创新、实践探索和制度建设的历史。总结新中国成立75年来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其推进逻辑为:始终坚持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保障纪律建设的根本方向;着力构建以党章为核心与以政治纪律为根本的纪律规范体系,充分彰显纪律的规制约束效应;建立健全纪在法前、党纪国法协同构建的纪律执行体系,充分发挥纪律的警示预防作用;加强纪检监察机关建设,充分强化纪律的惩戒纠错功能;坚持常态化与集中性教育相结合,充分增强纪律的教育引导效能,推动党领导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奋进新征程,要把纪律建设作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重要抓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纪律支撑、凝聚奋斗力量。

搞好党纪建设是现阶段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

党纪建设是党风廉政建设的牢固基础,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党纪建设与党风廉政建设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党纪建设应重点加强政治纪律建设,即严格遵守党章、认真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建设,即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完善党的组织纪律体系,加强党纪执行能力,增强各级党组织的组织功能和组织纪律;加强党政干部遵纪守法的学习教育,即把党纪学习教育作为培养干部的基本制度,进一步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不断修订完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逐步改进党纪执行的方式方法,即正确理解条例的精神实质,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尺度,给予违纪党员恰如其分的纪律处分。

“党的纪律”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党的纪律”“党的规矩”“党的制度”“党内法规”等是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概念,明确概念定义、厘清概念关系是推进党建理论学理化的客观要求,对于推进党建理论特别是党纪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党的纪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问题的学理性研究应首先明晰“纪律”实质,结合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党的纪律”概念的实际情况分析“党的纪律”概念的核心意旨与内涵外延,廓清“党的纪律”广义与狭义区别。以此为基础,考察与“党的纪律”相近相关的“党的规矩”“党的制度”“党内法规”内在意蕴及其相互关系,促进党纪概念的科学化规范化运用。深化党纪研究要遵循科学理论指引、坚持实践第一观点、强化系统观念,构建关系明确、理论明晰的党纪概念体系。

新时代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的四重逻辑探析

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是巩固和提升管党治党成效、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深刻理解新时代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的内在逻辑与深刻内涵,有助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从历史逻辑看,新时代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是彰显打铁还需自身硬的优良传统;从理论逻辑看,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政治从严”的鲜明特质;从价值逻辑看,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是“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内在要求;从实践逻辑看,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是赋予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的实践指向。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分则中“有关规定”的实证分析与类型化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分则中的“有关规定”是违纪行为的客观方面构成要件。鉴于“有关规定”文义表达的范围过于广泛,基于统一执纪规范依据和提高党纪责任可预期性的考量,应当限定准用性规范的范围。解释立场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三重制定目的,“有关规定”条款的准用性规范包括党内法规和省(部)级以上的党内规范性文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行政措施、决定和命令,部门规章,省级地方性法规和省级政府规章,一定位阶的党政联合发文,以及特定的具有全国性社会公权力的组织制定的、具有全国性效力的主要规章。

一体推进“三不腐”视角下“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四重逻辑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正风肃纪反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提出“受贿行贿一起查”,要求从前端和末端协同综合治理,铲除贿赂腐败的滋生土壤,实现从根源上治理。“受贿行贿一起查”作为贯穿监察、司法活动的理念和策略,是马克思主义廉洁政治的必然要求和传统吏治“廉礼文化”的时代体现,在政治上、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正当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受贿行贿一起查”既是犯罪论中共同犯罪的必然结果,又是刑罚论中一般预防的必然要求,还符合监督论的价值期待,因此要求在贯通监察和司法的实践中对于受贿、行贿的行为坚持一起查,对于行贿行为进行差异化处理,分别按照不同情形给予行政处罚、监察处罚、刑事处罚和包括禁止行业准入、失信公开、联合惩戒在内的社会处罚,以便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纪法效果的统一。

党员参与党内法规执行的问题与完善

增强党员参与党内法规执行是推进依规治党向纵深发展、提升党内法规执行力的关键举措。党员参与党内法规执行是党员行使参与权的重要体现,也是党内法规执行的必然要求。目前党员参与党内法规执行尚存在部分党员参与认知偏误、制度规范建设不足、机制保障力度薄弱、参与方式渠道滞后等问题。通过激活党员参与意识、完善制度规范、形成机制合力、增进技术赋能等方式,可以从整体上拓展党员参与党内法规执行的深度与广度。

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相互作用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都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相辅相成,具有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互动作用。党内法规对国家法律的促进、保障作用主要是:对宪法、法律确立的党的领导,从领导体制、机制、方式等方面加以具体化,以落实宪法、法律的原则性规定;通过建立各种党内的制度机制来促进和约束全体党的成员带头守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从而有力保障国家法律的实施。国家法律对党内法规的促进、保障作用则表现在:为党内法规的制定提出合法性标准,保障党内法规的制定质量;为党内法规提供立法原则、立法程序和立法技术等方面的经验借鉴;国家法律以保障性、配套性、转化性的规定来支持、配合和保障党内法规的有效实施。

延安时期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及其历史经验

延安时期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不仅源于对中央苏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延续,而且也源于中共局部执政地位的巩固以及根据地艰苦环境的需要。基于历史考察和文本梳理,认为延安时期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主要体现在注重党员的学习与教育、党的组织建设、党对群众领导的工作方法、党员廉洁清正等方面。其历史经验在于:重视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在遵守党内法规上的模范作用;反映出党内法规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行为准则的专有性;针对党内突出问题助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以党内法规建设为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提供制度保障;以党内法规和成文法律确保从严治党的落实。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及其体系构建问题研究

党内法规是党内各类规章制度的总称。当前,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也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党内法规制度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权威性有待加强。解决这一问题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借鉴国家法律体系的相关理论,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共产党自身特色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党内法规“党言党语”与“法言法语”的界分与融合

语言承载意志,是组织或个体主动构建以传播影响的工具。"党言党语"与"法言法语"作为党内法规建设与法律制度建设的话语体系支撑,是执政理念的表达与治国要义的彰显,二者各具特色与功能。党内法规的"党"姓要求与"法"质属性强调党规文本必须在严格界分"党言党语"与"法言法语"的基础上实现二者的融合,从而体现党的政治性与法的规范性,确保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统筹推进。通过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法、语料库分析法和批评隐喻分析法等,对近5年修订出台的基础性党内法规进行横向、纵向与静态、动态的综合比较分析,发现党内法规用语既不是纯粹的"党言党语"模式,也不是纯粹的"法言法语"模式,而是界分基础上的融合模式,且二者的融合在不同类型的党内法规以及同一类型党内法规的不同发展阶段,融合程度也各不相同,总体呈现出文本表达形式的"去法律化"与文本结构规范的"法律化"趋势。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政治纪律重要论述研究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治国理政,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方略。在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进程中,习近平高度重视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把严明政治纪律视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围绕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深刻阐述了政治纪律在党的纪律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揭示了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的基本涵义,系统阐明了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的基本要求。学习研究这些论述对于我们牢固树立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

论党内法规的法源属性

关于党内法规的性质,目前有五种不同的观点。这五种观点均存在短板。党内法规具有强制力,不属于软法的范畴;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根本区别在于制裁方式不同;党内法规是"实定的",无法进行法和法律的区分;平行说和三种关系说囿于揭示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不同,对两者的联系则理论立基不足。党内法规因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可以作为实质意义的法律,但鉴于我国并不区分形式意义的法律与实质意义的法律,因此党内法规更多是作为一种法源。党内法规具备了成为法源的可能。首先,党内法规是依照一定的党内民主程序产生的;其次,党内法规在司法实践中被一些法院在裁判中适用。党内法规主要对党员产生内部效力,但有时会对非党员产生外部效力。

国务院在行政与立法关系中的职能定位--以行政保留为理论分析的视角

国务院在国家权力秩序中的定位,关涉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命题。传统上学界一般仅针对国务院的性质与地位展开研究,将其性质界定为执行机关,将其地位界定为最高行政机关。以性质定位代替职能定位,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且不利于准确地了解和把握国务院在现行宪法架构下的职能定位。只有将其放置在立法与行政的关系当中,才能准确把握它的职能定位。在现行宪法架构下,立法与行政之间并非"完全依附"的关系,而是"分工与协作"的关系。虽然国务院在性质上属于"执行机关",但在职能上它并非绝对意义上的"执行机关",而是"执行机关"和享有一定自主法规范制定权限的"行政机关"。在此宪法架构下,可引入行政保留的理论和制度设计,重构我国行政与立法之间的权限配置秩序。

“党内法规”法律地位之考证

"党内法规"这一概念是我国的独创,其提出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但其被频繁地使用和高度的重视是近十几年来的事情,如果从传统的法律概念出发,将"党内法规"纳入法律范畴似乎不甚合理。但是现代法律概念的研究中"软法"的兴起,为"党内法规"归入法律范围成为可能。如若某些法学家鉴于"软法"的兴起而提出的改革法律概念的倡导得以实现,则"党内法规"属于法律则是毫无疑义的了。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村官腐败问题探究

将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置于政治学对话语境中,探索了村民与村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了委托代理失灵而引发村官腐败的原因,提出了避免委托代理失灵的相关对策。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机制建构

党内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并存是转型期中国法治社会的新常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初步形成了以党章为根本的党内法规体系,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互动之机制尚付阙如,存在着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边界模糊、党内法规制定权限不清、规范冲突处理不协调等问题,导致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不畅,调整领域产生断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注重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迫切要求构建完善的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机制:厘清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权力边界,确立党的立法部门与国家立法部门的联动机制,构建党内法规向国家法律转化之机制,完善党内法规内部备案审查机制。

高校基层党组织深化运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问题研究——基于60所高校专职纪检监察干部的调研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手段,是新形势下党建理论新成果的实践运用,是标本兼治的科学方法。高校基层党组织日常工作中面临的主要是第一种形态的运用问题。通过对60所高校91名纪检监察干部进行调查,发现高校基层党组织在运用第一种形态方面一定程度上存在不想用、不敢用、不会用、不认真用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重点要以思想自觉和责任自觉提升行动自觉,确保第一种形态运用落地;要以制度建设推进运用常态化,确保第一种形态用得规范得当;要以能力建设推进运用用好用准,确保第一种形态运用质量;要硬化闭环工作机制,确保第一种形态用出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