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方略

城乡融合发展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为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提供文化基础和价值支撑,为人民生活共同富裕提供有效途径,为城乡生态融合发展提供坚定思想保障。当前,乡村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着人才支撑能力不强、精神文明建设阵地建设较为滞后和乡村人民生态保护意识不足等困境。新时代,要以城乡融合发展为依托,培育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人才队伍,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实践阵地建设,打造共建共享的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生态屏障,进而开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协会隐退与兴起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土地改革的完成、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维系三年之久的农民协会在农村政权稳定与国民经济恢复的情况下悄然隐退。随着改革开放到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农民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农民协会再次兴起,成为代表农民的群团组织。农民协会在隐退与兴起的历程中,始终与国家大政方针密切相关、维护农民群众的现实需求,作为代表农民根本利益的农民协会在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中能发挥各主体协同治理的效能。

食学自主知识体系与食事整全治理——刘广伟《食学》专栏研介

中国有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传统,食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立,继承发扬了天下观传统,形成了食学天下观。刘广伟先生以中国人胸怀天下的视角去认识、分析人类的食事问题,以东西相融的方式提出解决人类食事问题的自主知识体系。食学研究食事,食事需要食学。通过食学研究,促成食事整全治理,可以为全球食事问题的解决,开辟出一条新路。

村规民约:乡村治理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村规民约作为一种引导村民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特殊的非正式制度,在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凝结了村民的共识,是村民共同意志的体现。这说明村规民约与乡村治理有着天然紧密的联系,二者内容互为交织,主体相通。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管理员”“引导员”“监督员”“教育员”的积极作用,对于丰富乡村治理规则、创新乡村治理方式、实现乡村治理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但因存在主体参与不足、法律适用性欠缺和缺乏约束力与法律监督等问题,作用发挥受到限制,对此可以通过明确村民参与主体地位、增强村规民约法律适用性以及增强村规民约约束力、努力强化监督考核机制的方式,使其不断发挥积极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研究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深入探讨了农村社会乡风文明建设的有效路径,首先,明确了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其次,深入分析了封建迷信、不良习俗、社会治安问题和优秀传统文化弱化等困境,并剖析了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传承发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重视农村民众思想道德教育等完善策略,旨在通过系统而有针对性的措施,推动乡风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促进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

山西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实践探讨

自中央部署全面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以来,山西加快推进县级媒体在机构、内容、渠道、平台、人员、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围绕建成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社区信息枢纽三大目标开展建设工作。在实践过程中,山西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仍面临着新闻生产能力有待提升、服务能力有待加强、“媒体+政务+服务”运营模式存在不足、内宣外宣有效联动效果不显著、省级技术支撑平台欠缺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的挑战。为此,需要通过提升县级融媒体中心生产优质内容的能力、以机制创新优化促进服务能力提升、探索发展“媒体+政务+服务”运营模式、打造内宣外宣联动的融媒传播体系、不断提升技术支撑平台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措施,扎实推进山西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文明乡风建设策略分析

农村文明乡风的外在体现包括优美的人居环境、良好的农村社会治安、丰富的乡村文化、健康的风俗礼仪和习惯传统、符合公序良俗的信仰观念等,农村文明乡风建设与乡村振兴的目标和内在要求高度一致,二者形成了耦合促进机制。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文明乡风建设策略呈多元化特点,具体措施为依托产业振兴构建物质基础、借助文化振兴夯实文化土壤、通过组织振兴形成组织保障、利用生态振兴打造环境条件、经由人才振兴培育人力资源等。

共同体视角下的新农村社区建设

新农村社区与传统农村社区最大的不同在于成员性质的差异及共同体性质的变化。传统村落社区是家元共同体,生活于其中的农民是同质化的农业劳动者;旧城改造、拆迁以及农民工流动而形成的位于城市郊区的乡村转型社区是族阈共同体,生活于其中的成员是异质化的各行各业劳动者;正在建设中的新农村社区是合作共同体,生活于其中的居民是具有合作精神的新型农民。因此,新农村社区建设应该围绕培育新型农民、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区治理结构及建设合作型社区文化等方面展开,其中培育新型农民是关键,也是科学发展观在新农村社区建设中的生动体现和必然要求。

论城郊失地农民社区的治理

城郊失地农民社区既是城市化下的被动"变身",也是政府主导下的正常"转型",其生成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治理的特殊性。城郊失地农民社区现行的治理组织体系杂乱、公共参与不足、自治基础薄弱,并由此导致了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参与程度不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良善治理机制缺失、公民精神不足、自组织水平低下、社会资本匮乏。基于此,城郊失地农民社区治理的完善应从三个方面着手:重构治理机制,理顺组织体系;培育公民精神,促进公共参与;重塑社会资本,夯实自治基础。

村民自治的经济制约因素及对策

村民自治作为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形式,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我国农村经济尤其是农村集体经济的相对落后严重制约了村民自治的发展。为推进村民自治的稳步健康发展,必须维护农民的经济权益,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民间组织行动的力量评估:农民用水户协会行动绩效研究

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组织的力量将是我国转型期纠正政府失灵、解决社会、环境等问题的重要来源。以农民用水户协会为切入点,对民间组织行动的力量进行了定量化研究,发现农民用水户协会在水资源利用管理上取得了一定成效,总体上行动绩效并不十分理想;抽样的村级协会绩效具有较大差异,分高中低三个水平,分别各占37.1%、31.4%和31.4%;绩效差异性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协会成立之前水管理相对混乱和落后的村,其协会绩效相对可能比较高;二是试点村级农民用水户协会或示范村级农民协会绩效相对较高;三是自然基础条件好的协会绩效会较高。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思考

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就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实际对村民自治的意义法制化。

村委会选举中私营企业主的竞选行为——以浙江省永康市龙村为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迅速崛起,并积极参与村级民主选举,介入农村政治生活,成为嵌入村民自治的重要变量。在浙江省龙村的村委会选举中,一些私营企业主利用企业网络关系资源,凭借经济实力,依靠派系组织积极参加竞选。在选举中采取了多种拉票策略和营销型的宣传策略,表现出复杂的行为动机,如积累社会资本、奠定政治基础、提高社会地位、实现自身价值等。通过实证分析,应该得出如下结论:参与竞选的农村私营企业主不仅是理性的"经济人",而且也是理性的"社会人";私营企业主的捐赠行为意在获取民众认同,提高自身竞争力,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私营企业主的竞争性参与应当激励,但需要规范。

公共服务下沉背景下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模式比较研究——来自浙江的调研报告

浙江省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有宁波和舟山两种模式。从总体思路看,它们反映了公共服务大规模下村背景下国家政权重返农村基层的现实要求,以及地方党委政府对现行"村委会"模式除弊补缺,理顺"基层政权"与"自治组织"、"行政"与"自治"之间关系的积极努力。从制度设计看,宁波与舟山显示出不同的思维路径和政治技能,宁波的"党组织路线"合理又合法,舟山的"行政路线图"则触犯了村民自治制度。宁波模式需完善,舟山模式须修正。

自治的转型：对村干部“公职化”的一种解读

学术界历来反对政府支付村干部"工资",认为它会侵害村民自治制度,现实中把村干部"工资"纳入国家财政范围等"公职化"趋势却日益强劲,乃至得到中央肯定。如何从理论上破解村民自治制度研究中的这一悖论。目前的解读是村干部代理国家政务的"代办费",但仍无法逃脱理论上的困境。本文在对中外自治理论与实践分析后作出解读:它是村民自治由群众自治向"类"地方自治的一种适度转型。

农村社区管委会:对村民自治的除弊补缺——公共服务下沉背景下农村社区管委会体制的实证研究

从对浙江舟山的实证调查得知,农村社区管委会实际上是乡镇政府向建制村延伸的派出机构。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共服务下沉背景下国家政权重返农村基层的现实要求;表现了政府对现行"村委会"模式的除弊补缺和理顺"基层政权"与"自治组织"之间关系的积极努力。但舟山的管委会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内外洽合性问题,需作改进。在职能上,应改"社区管理委员会"为"社区管理服务站";在与村级组织(包括村委会)的关系上,应改事实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为"指导、支持、帮助和协助"的关系;在机构人员组成上,应变管委会与"两委会"之间的"角色交错"、"角色冲突"为"角色分离"、"各尽其职"。

村庄治理中的传统组织与民主建设——以宗族与村庄组织为例

在宗族型村庄,某些自发的非正式组织如村庄、宗族等自治组织按民主—自治的规则治理着底层乡村。虽然其自治结构与运行质量尚是初级的、"原始的",但却表明了农民对民主—自治的内在意愿与实际能力。乡村的宗族等传统组织资源,不仅不是社区公共治理的障碍,相反有可能成为民主—自治的基础。不过,宏观体制与政策,如政府对资源的垄断、不允许农民自组织起来的政策以及乡村治理体制的行政化约束等,都严重地制约着农民的组织和治理能力。因此,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和治理能力,还应该进行政治上的进一步改革。

村民自治: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创新尝试

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民的一大创举 ,是推动我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实践性尝试。它在提高广大农民的民主意识 ,促进基层民主的法治化、制度化 ,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方面 ,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村民自治在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 ,需要在实践进程中予以不断完善。

农村“社区”与“行政村”辨析

许多人认为农村"社区"与"行政村"是两个不同的事物,社区是政府供给公共品的基层单元,行政村则是村民自我事务的自治体。造成这种混乱的重要原因,是行政村自治体的"群众自治"性质和当下对农村"社区"的实用主义应景式诠解。社区的本义应是人类基层生活共同体、决不仅仅是政府供给公共品的单元体;村庄自治体不仅治理自己的村务,而且"一肩挑"起公共品进村入户等政务。不论从地域共同体层面还是从治理层面,在全国绝大多数的"一村一社区",农村"社区"与"行政村"应该是统一的;从公共产品不同的供给主体上来硬性区分"社区"与"行政村",在逻辑上陷入了严重谬误。农村社区建设是城乡发展一体化历史阶段行政村建设的新形态,而不是并列于行政村建设之外的一个东西。若把两者强行分离,势必造成怪诞的结果。

农民合作的结构性力量之形成——以胡村合作社为例

农民合作组织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以河南兰考县胡村合作社为例,要想推进偏远落后地区农民合作组织的形成,应该发挥结构性外力的作用,动员村"两委"的支持和参与,培养村庄能人成为合作组织的骨干和领导者,并通过"选择性非经济激励"的办法和在当地能够奏效的"土"办法提高农民觉悟,从而使合作组织不断获得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