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

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基层治理工作模式已无法满足新农村建设发展要求。为了推进我国农村地区现代化进程,就必须主动加强基层治理工作机制的创新改革工作,合理制定并实施相关指导政策意见,最大程度发挥出基层团体力量,优化改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文章对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现代化治理的重点内容、特点、发展难点及提升路径展开分析与讨论,旨在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实施路径提供科学借鉴。

多元共治视域下乡村治理优化路径探析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根据乡村治理现实,优化乡村治理需要发挥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和村务监督委员会等正式组织以及各类议事会、理事会等非正式组织作用,汇聚乡村治理合力。同时,注重文化的浸润作用并发挥道德的协调功能、法治的保障作用,融合乡村治理方式,优化乡村治理环境。此外,加强村干部选拔培养并提高农民乡村治理参与度,激发农民主体性,引导农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实现乡村治理有效。

“农业合作社+农户”——农村制度变迁过程中组织模式的抉择

立足于中国农村经营制度变迁过程,以家庭经营的“规模有效性”和“有限理性、追求效用最大化”为前提,对目前盛行的“龙头企业+农户”的组织模式给予效率比较,以“声誉机制”或专用性投资来产生商品契约的稳定性,会导致龙头企业对农民的强力支配和非合作状态,抢夺“合作剩余”,剥夺农户利益。对此,农户迫切需要成立自己的经济利益体———合作社,以寻求市场力量均衡,改变弱势地位,实现和保障自己的利益。在肯定强制性变迁的同时,应强调农民“自己作主”,而“农业合作社+农户”会提高群体的社会谈判能力,解决农村制度创新的瓶颈。

论农村村民政治冷漠的成因及消解

农村村民政治冷漠的根源主要是,农村村民经济地位不独立,农村基层民主不完善,传统政治文化影响根深蒂固。农村村民的这种政治冷漠对村民自治、国家治理和农村社会的和谐都有着消极影响。倡导由“半熟人社会”向“熟人社会”过渡的治理环境,拓展村民参与成本的弥补措施,是消解农村村民政治冷漠的重要途径。

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从我们调研的情况看,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总体情况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是:办事无钱;办事无力;办事无人;办事无方。因此,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对策是:第一,正确处理四个关系,着力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第二,加强基层党组织班子建设,着力解决"有能人办事"问题;第三,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着力解决"有骨干办事"问题;第四,坚持工作重心下移,着力解决"有方法服务群众"问题;第五,建立机制创新载体,着力解决"有章法办事"问题。

村务监督委员会履职困境及突破路径思考

在村务监督委员会履职中,存在职责不清、能力不足、制度不完善、环境不优等困境,从而制约其作用的发挥。针对这些问题,需要从明确职责定位、重构选拔机制、建立和完善制度、营造良好氛围等方面突破。

村级组织制度安排: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及其原因

本文认为，造成现实村级组织制度安排与成文村级组织制度安排差距的原因，表面上只是村级组织成文制度安排不完善，实质上则是在现代化转型时期，村级组织被赋予了矛盾的功能要求。造成村级组织成文制度安排与理想制度要求差距的原因，并非成文制度设计者不聪明。

乡村振兴背景下汕尾古村落的再生性设计

古村落是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是维系中华儿女文化认同的纽带,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汕尾古村落遗址保存完好、生态资源丰富、文化旅游发展前景广阔,但也存在空心化、同质化、保护工作滞后等问题。文章结合汕尾古村落的现状,提出了一系列可行性建议,以期焕发汕尾古村落的生机。

重构农村基层组织

如何创新农村基层组织,使其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新形势下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中的重大议题。以时间为纵轴,以土地、赋税和户籍制度为横轴,可以清晰呈现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村基层组织功能与结构、体制与机制的发展演变。随着农业税取消和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当前农村基层组织运行中出现了新的问题。重构农村基层组织的重点应集中在四个方面:切实理顺乡村关系、加强以自然村为基础的组织网络建设、做大做强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组织、做多做实社会组织。

村民自治的成长:行政放权与社会发育——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进程的反思

本文通过对1 990年代以来村民自治发展困境的反思,认为中国村民自治的成长从上看需要体制性的行政放权,从下看则需要现代社会组织的发育。村民自治是现代民主-国家建构中产生的,其制度设计中蕴含着现代民主理念。但中国的村民自治具有国家赋权的特点,民主自治的立法精神能否落实取决于行政放权所提供的体制空间。村民委员会为村民自治提供了制度性的自治平台,需要农民组织化参与。传统的家族组织不可能为村民自治提供所需要的组织资源,反而会扭曲村民自治的精神。只有市场化过程中形成的理性化社会和农民的自我组织,以及在民主自治实践中培育的农村公民社会,才能为村民自治的成长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

利益与体制:民主选举背后的变数分析——以湖北省月村村治实验为例

随着作为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基础的民主选举崛起后，理论界出现两种倾向：一是重视民主选举形式的开发，二是从根本上否定村民自治及其民主选举。本文通过对月村村治实验中的两次村主任选举过程和结果的分析，认为：（１）现阶段农村民主选举作为一种治理方式是必要的，原始动因是农民作为利益主体的自主性增强。（２）民主选举作为权力资源配置方式，作为大众参与行为，一经启动并不一定会产生预期成果。民主选举背后有复杂的变数，其中，利益和体制最应引起重视。（３）民主选举机制有缺陷。

论中国农村社区矫正之模式与路径——以浙江省枫桥镇为例

枫桥镇是浙江省确立的三个社区矫正试点地区之一。枫桥有着全国文明的“枫桥经验”,其创立的依靠群众的社会治理模式曾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在现时的枫桥,村民自己治理社会的能力相应提高。其在社区矫正试点中创立的“5+1”的监管模式,是村民自治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具体运用。中国农村社区矫正适合运行村民自治模式,并应选择村民法治路径。村民自治模式为农村社区矫正执行主体问题提供了一个探索性的思考。村民法治路径为农村社区矫正的实施方略展示一个前瞻性的考量。

乡村民间宗教与村民自治:一项社会资本研究——兼论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功能的观点

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的民间宗教迅速恢复和重建,对在广大农村开展的村民自治产生了多重的复杂影响,然而现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中国乡村民间宗教在乡村社会的现状及其对村民自治运作绩效的影响,认为乡村民间宗教作为传统社会资本的一种主要形式,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论文还讨论了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功能的相关理论,并对中国乡村民间宗教及其社会功能和作用进行了具体分析。

政治精英与中国的村民自治:经验与意义

精英视角的确抓住了农村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并且为洞悉农村民主甚至到整个中国民主化的未来提供了重要的视角。经过多年的农村自治的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各级政治精英①对农村自治的民主质量起着关键作用。本文关于中国乡村民主的政治精英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正逐步走向“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这种精英领导的民主模式的特点是操作主体的“体制内”、渐进式发展的、实用主义的、“民主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薄弱的市民社会和政党竞争之缺乏。中国的案例有很重大的意义,它代表着通过村民选举和自治来实现政治改革的伟大尝试。村民选举、村民自治的发展经验不只解释乡村民主的发展,同时也能帮助了解中国更高层次的民主化。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其理论与实践意义作了总结:村民选举与新农村政治、农民阶级与民主政治、政治精英与民主发展模式、农村民主与国家民主化。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高职毕业生农村创业路径研究

在中原经济区建设这一大背景下,在区域经济发展视域下,结合城乡一体化建设模式,积极鼓励和吸引更多的农村毕业生回到自己的家乡创业。本文主要从政府、学校和个人三个层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毕业生回乡创业的路径。

新时期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的性别平等问题研究

新时期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就是村民自治,村民自治过程中的性别平等问题,也是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村民自治对推进中国基层民主化进程、促进性别平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村民自治也给性别平等和谐发展带来许多问题。应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实现性别平等和谐发展。

协商民主取向的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浙江省常山县“民情沟通日”制度调查与分析

浙江省常山县的"民情沟通日"制度是一项以民主协商为取向的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其构建的协商型村民公共参与具有公共性和公开性、平等性和广泛性、商议性和互动性等重要特点。这种制度将沟通与协商引入民主决策过程,创新了村民公共参与的方式;将沟通与协商嵌入利益协调和整合过程,促进了村民参与的理性;将程序和规范引入沟通、协商过程,提升了村民公共参与的制度化。多元化利益需求、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以及地方政府和精英的主动推动是决定协商型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的重要因素。

论农村社区组织与人力资源培育

农村社区组织的发展和完善是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应重点加强对村民委员会、农村社区经济组织、农村社区科技文化组织和农村社区保障组织的培育。人力资本是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和组织功能发挥的关键要素,重点是要加大对农村社区人力资本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