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民众反腐败效能感:本土概念与量表构建

意愿等心理机制是决定民众积极有序参与反腐败活动的重要因素,反腐败效能感概念的提出与测量正是对于这一问题的学理性探讨。反腐败效能感涵盖民众基于自我能力认知的内部效能感和基于对反腐败政策发生效用的外部效能感,其中对于具体反腐败政策的评价、对于不同层级的官员廉洁形象的评价以及对于反腐败参与意愿的倾向性态度等是中国本土的独有特征。基于民众反腐败效能感的微观测量为构建反腐倡廉宏观方略的长效动力机制提供了科学依据,对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从严治党背景下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进行具有重要的知识积累和政策咨询意义。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监察监督与人大监督关系论要

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人大监督是体现人民主权的国家监督,监察监督是国家监督的程序化、制度化、法定化和具体化。监察监督的宪制原理表现在:以结构性分权和功能性分权创设监察机关,以组织融合和纪法贯通体现宪制权威。监察监督的功能定位是:以对公权力行使者的监督为着力点,以政治监督、纪法监督、治本监督三大向度为基本范畴,以权力监督与权利监督的有机统一为抓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人大监督是对国家权力运行的整体性、宏观性监督,监察监督是对国家权力运行的专门性、具体性监督。充分发挥监察监督与人大监督的整体效应,对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监察制度,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确保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在持续深化改革新的时代条件下高质效运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功能主义监察立法观的形成逻辑、法理省思与调控思路

监察体制改革以来,监察立法呈现四种明显趋势,即概括化、分散化、政策文件泛化、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交织,这与监察立法所秉持的功能主义立场相关。功能主义监察立法观的形成有其必然性,与国家对腐败风险的积极应对立场、法律的工具主义定位、腐败治理效能提升的改革诉求等因素密切相关。但是,监察立法的功能主义走向对监察法体系的控权效果、监察法的权威性、国家法秩序的统一性等均有不同程度影响。监察立法应当兼顾监察法体系的自主性与应变性。一方面,承认政策的作用空间,从而回应监察法体系的开放性要求;另一方面,强化体系的融贯性,从而回应监察法体系的自主性要求,据此监察立法的调控思路可整合为:在规则层面,建构监察行为概念体系从而确保逻辑连贯,同时通过教义学方法确保监察法与部门法、党内法规的协调,实现体系融贯;在政策层面,以贯通模式处理监察法体系与政策文件的关系;在原则层面,以宪法价值为基础实现监察法体系的理念融贯。

中亚国家廉洁建设背景下中国油气企业合规经营对策建议

为了继续加大吸引和利用外资的力度,中亚国家持续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惩处力度,陆续出台系统性的反腐败政策。中亚国家反腐败政策表现出具有惩罚性和预防性、数字化程度增强、国际合作不断加强的走向。外国油气企业在中亚国家的经营环境逐渐呈现有法可依、多方监管、法律环境趋向稳定的局面,但同时面临着法律体系不健全、修改频繁、执法随意、资源民族主义等风险。针对中国油气企业在中亚国家合规经营尚存在的风险,建议:1)政企协作,加强与所在国反腐败政策和机构的对接;2)提高合规守法意识,不断提升自身法律风险防控水平;3)风险防控关口前移,积极规避和化解法律风险;4)面对经营纠纷与争端问题,主动运用法律手段维权。

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隐性腐败问题治理与路径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反腐倡廉重要论述,为我国反腐败工作指明了方向。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对隐性腐败问题关注较少,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背景下,立足于惩治隐性腐败的政治实践及隐性腐败的类型特征,应完善隐性腐败治理体制机制,从思想认知、制度建设、执行力提升三个维度不断提升腐败治理效能,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推动腐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确立财产申报制度的必备条件——基于30个财产申报典型国家的分析

任何制度的设立都需要一定的条件。条件是制约和决定事物运动、发展和转化的各类因素。在选择的30个样本国家中,财产申报制度确立的主客观条件基本分为五类,即民主政治、反腐态势、政治决断、社会形态及配套措施。其中最低限度的民主、严厉的反腐败态势以及政治家的政治决断是设立财产申报制度的必备条件。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始,财产申报法制化在理论上不断探索,在制度上不断推进。当前实行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2017)以及《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克服了以往财产申报的弱点,具备了财产申报制度的基本要素和主要特征。从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当前反腐败的态势以及党中央反腐败的勇气和决心来看,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的法制化条件正趋于成熟。从制度变迁的视角看,在高度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财产申报的渐进法制化是当前我国较为合适的选择。

人际关系对受贿决策的影响——中美跨文化比较

以往研究表明人际关系对腐败行为有重要影响,但不同文化下这种关系效应是否存在差异尚缺乏探讨。通过两个实验分别考察了中美不同文化下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对受贿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一方面,中美两国被试均出现随着关系距离增加受贿概率降低的关系效应;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文化差异,中国被试的关系效应强于美国被试,而且风险对于关系效应的文化差异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上述结果支持人际关系距离对受贿决策的影响同时存在跨文化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管制、腐败与幸福——来自CGSS(2006)的经验证据

在建设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激励之下,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频繁通过干预和管制市场的政策来谋求增加居民幸福感,但这却可能与其初衷南辕北辙。因为,即便是最优的市场管制政策,也不可避免地会滋生腐败,而腐败很可能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障碍之一。本文采用CGSS(2006)数据,研究证实,腐败显著降低了中国的居民幸福感,且在控制了腐败变量的内生性之后,腐败对居民幸福感的抑制效应还明显增强了,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对居民幸福感的促增效应。如果样本城市的腐败水平上升一个标准差,国民幸福感将会因此而下降4.05%,这需要GDP增长率上升6个百分点才能弥补。分群样本检验还发现,腐败只是显著降低了低收入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并未显著降低高收入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幸福感。因此,建设和谐社会以及增加居民幸福感,要求政府逐步放松而非强化对市场的管制和干预,同时,这还有助于缩小高收入(城镇)与低收入(农村)居民之间的幸福(福利)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隐匿权·新闻真实·审判公正——从水门事件中的“深喉”说开去

随着在“水门事件”中为记者提供关键线索的神秘人物“深喉”的身份公开,匿名消息来源与新闻真实的讨论重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隐匿权·新闻真实·审判公正》指出,匿名消息来源能帮助媒体揭示事实真相,也可能造成新闻失实,并由此引发与审判公正的冲突。为了避免负作用的产生,新闻界、法律界应制定出行业内部可操作性的规则,在新闻自由与公正审判、匿名消息源与新闻真实之间做出慎重权衡。

高校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抓好高校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各高等院校的贯彻落实,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文章对当前高校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对策。

国外反腐败机制对我国的启示

确立并完善反腐败机制是目前各国治理腐败的主要措施。国外的反腐败机制主要包括:建立独立、高效的反腐败机构;加强对公职人员行为的约束和道德教育;集中开展反腐败活动;鼓励和支持公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等。这些措施为我国反腐败机制的建设和完善提供了一些启示。

高校职务犯罪研究

通过对高校的职务犯罪的特点进行分析,发现高校职务犯罪主要集中在学校人财物的权力部门,犯罪主体的身份地位都比较高,共同犯罪特点突出。文章从社会发展和高校自身两个角度对高校职务犯罪的原因进行剖析后,提出了一些防范高校职务犯罪发生的合理化建议。

“机会—意愿”视角下的反腐败研究

基于珠三角B市和C市港资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访谈调研,从"机会"和"意愿"两个维度对行政性腐败风险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从"机会"维度来看,政府间竞争以及企业自身话语权的上升挤压了腐败的空间,规则和财政管理制度的完善弱化了腐败的制度动力。从"意愿"维度来看,由于制度环境的变化,个体在腐败决策中需要考虑的成本上升、收益下降,腐败的意愿也在下降。虽然市场化带来了新的腐败模式,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并不多见。

腐败与反腐败的博弈:权力与权利的视角

腐败的实质是权力的异化,而且腐败会带来收益和利益,其表现就是当前腐败的权力资本化特征。而这种收益和利益必然需要表达和表现的途径,在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解体教训的前提下,我们认为,为了让腐败收益和利益合法化,可能会让腐败产生出的既得利益者们形成反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同时,权力异化的产生,即腐败产生的条件是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因此反腐败应该矫正权力的异化,要矫正权力的异化就需要借助权力和权利,即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权力对抗权力,让权力受到监督和制约。

国外主要国家官邸制研究

官邸是高级官员任期内享受的一种住房待遇。外国官邸制在官邸的适用范围、主要功能与类型、建造标准、使用管理规定、管理机构、运维费用、监督公开、私房监督、离任管理等制度方面都有具体的规定。美国和英国官邸制更具典型意义。借鉴国外官邸制主要经验,我国官邸制构建需要有一套完整统一的官员住房建设、分配、使用、管理、维修、监督、公开参观等制度做保障,中央政府应制定官邸制的相关规定和监管机制,保障并监督各地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实施高级官员的住房制度。官邸制需要和公务员住房保障、申报、监察制度结合起来运行。

公务员“亚腐败”现象的危害及成因分析述评

"亚腐败"是目前流行于社会的一种隐性"病变",具有利己性、广泛性、普遍性、模糊性、过程的半公开性、查处的轻微性和影响的衍生性等特点,以及滥用公款、在其位不谋其职等表现形式,造成行政成本高、"亚腐文化"盛行、公务员清正廉洁形象受损等不良影响。因此,注重分析"亚腐败"现象产生的危害及成因既是现实的呼唤,也是当前预防腐败关口前移的客观需要。

腐败、金融生态环境与地区经济增长

基于2000年～2015年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腐败、金融生态环境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对腐败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增长,腐败的发生则降低了金融生态环境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金融生态环境质量不同的地区存在差异。加强反腐败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策略之一。

世界主要国家反腐败经验对中国预防腐败的启示

世界主要国家已形成比较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反腐败体系,通过分析具有代表性的芬兰、新加坡和日本的反腐败体制的特点,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可以为探索建立和完善我们的预防腐败体系提供有益的借鉴。主要思路应当是建立严密的预防腐败体系及严密而科学的监督机制,努力养成廉洁文化,全面打造清廉环境,积极强化国际合作。

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相互移送案件机制若干理论问题分析

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在相互移送案件过程中,应建立完善的移送案件机制,包括明确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相互移送案件程序属性、提前介入属性和相互借用调查措施的条件、证据转化程序与效力以及严格的监督制约机制。

地方政府腐败风险预警测评指标体系研究

构建地方政府腐败风险预警测评指标体系是建立腐败风险预警机制的重要环节。结合我国现阶段腐败的表现形式和特征,提出了构建地方政府腐败风险预警测评指标体系必须遵循科学性、动态性及可操作性原则。在此基础上,应用德尔菲法设置了指标集,应用层次分析法结构图原理建立了指标体系结构,并依据层次分析法和专家评判法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建构了地方政府腐败风险预警测评指标体系模型;应用模糊综合评判法构建了地方政府风险预警测评模型,通过测评、诊断,发现腐败风险的主要问题及腐败现象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