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维度的创新和突破,又对文化工作布局作了新部署、新要求,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坚持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立场,坚持自信自立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气质,坚持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发展路径,坚持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原则,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思想方法,坚持胸怀天下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境界格局。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开放的和发展的理论体系,必将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不断丰富和完善。

深刻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重大论断,表明了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内容丰富、开放发展的思想体系。其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百余年来党领导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成果,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坚持“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其三,习近平文化思想是21世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具有突出特性的现代文明,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现代文明,是新时代的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新时代新征程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突破;必须持续加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研究、阐释,并将其自觉贯彻落实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凝聚民族复兴力量,共同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新华章。

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理与激发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离不开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的有效激发。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合规律性和主动建构性的统一,既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具有中国发展现代化的独特性,这种特点也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方面。本文从中国式现代化主体的视角探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理与机制。从机理上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来自中国式现代化主体强烈的实现现代化的意愿,来自中国式现代化主体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必将取得成功的信心。从机制上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激发由中国式现代化领导主体的动力产生与增强机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主体的动力激活与凝聚机制和中国式现代化外部力量的辅助性动力调动与协调机制共同完成。三个子系统机制既各自独立又相互统一,在共同作用下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

数字赋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进路

社会组织是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和推动力量。基于“技术—组织—环境”的TOE分析框架,数字赋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生成逻辑主要表现为数字技术双重赋能角色的驱动、社会组织发展束缚破解的推动、国家方针政策引导的拉动,其在实践中主要面临数字阻力、主体约束和结构掣肘等三个层面的现实困境。因此,数字赋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需要充分考虑数字技术、环境建构与组织形态所形塑的复合情境,从环境、组织、技术多维度建构复合赋能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态建构、动力要素与实践进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分析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人类文明和现代化发展规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超越了西方现代化道路与模式。文本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视角展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态建构,从政治领导力量、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等方面探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要素;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生态文明发展的现代化新道路,追求“五个文明”相协调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既为后发国家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又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城镇化快速推进背景下新乡村的空间分化及其治理转向

进入新时代以来,城市化的持续扩张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积极推进极大地促进了乡村传统物理空间的迭代更新、传统社会空间的现代性转变以及新型数字空间的全面建设。在城镇化发展较为突出的新乡村,乡村社会从静态稳定的空间状态向流动易变的多维空间复合体迅速转型。基于此事实,为了回应时代发展要求,科学建构与乡村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空间治理范式,有必要深入分析城镇化快速推进地区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空间机制和空间变化过程,充分揭示其衍生的多维空间张力,从而为新乡村社会空间治理实践提供理论基础。新乡村社会空间治理须注重乡村社会的多维空间特性及其治理的空间内涵,将乡村空间视为重要的实践对象和治理资源,重视空间正义,尊重村民主体性,科学整合多重空间资源,进而推动乡村社会从静态的“空间中治理”到动态的“空间治理”的治理转向。

人工智能赋能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发展及其生态系统优化策略研究

伴随人工智能技术在养老领域的应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呈现协同演化的发展趋势。这既为人口老龄化下破解养老服务供给不足难题带来重大机遇,也给传统居家养老服务模式转型升级提出新的挑战。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从“技术创新—要素整合—系统优化”过程维度揭示人工智能赋能的居家养老服务发展路径,并以生态系统理论为分析框架,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剖析人工智能赋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面临规范性与引领性政策缺位、参与主体协作网络不紧密、养老服务供给和需求结构性失衡三个障碍。据此,应从宏观层面完善配套政策,加大对人工智能养老服务的支持力度;从中观层面推进数据汇聚与整合,促进多主体协同联动;从微观层面精准识别老年人需求,提升养老服务供给效率与能力。

层层加码与层层递减:不同类型公共政策自上而下执行的权变逻辑

公共政策自上而下执行中层层加码的现象由来已久且较为普遍。基于不同类型公共政策主要直接功能存在的差异,对规范性、分配性、导向性等3类公共政策自上而下执行中对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监控层层加码或层层递减的表现和结果展开分析,从利益逻辑、行为逻辑、制度逻辑探寻行为背后的逻辑动因。要消解政策执行中的层层加码或层层递减现象,应制定明确的政策目标并运用有效的政策工具,健全公共政策执行者激励相容机制,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增强目标群体的民主法治监督能力和公共舆论客观理性,在减少政策执行层级的同时加强跨层级治理。

枢纽型社会组织高质量参与基层治理的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

在街镇社区层面,枢纽型社会组织在党和政府与一般性社会组织间扮演着枢纽桥梁角色,为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提供了动力来源与创新载体。借助于上海市25个街镇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样本,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了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力度、社会组织互动、社会关系链接、组织硬件基础和组织软件条件等组合下枢纽型社会组织高质量参与基层治理的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研究结果显示:(1)组织硬件基础是枢纽型社会组织高质量参与基层治理的必要条件;(2)枢纽型社会组织高质量参与基层治理具有资源赋能型、社会撬动型、复合推进型、内外协同型四种“殊途同归”的实现路径。本研究丰富了社会组织理论研究,研究结论可为地方因地制宜地推进枢纽型社会组织高质量参与基层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风险及应对

近年来,我国网络游戏玩家中未成年人数规模不断扩大且呈现低龄化特征,网络游戏沉迷问题日益严重,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亟待加强。网络游戏沉迷对未成年人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如造成未成年人认知偏差、情感麻木、社交障碍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率上升等问题。本文从未成年人保护视域出发提出网络游戏沉迷应对机制,如加强网络游戏立法及监管,以制度保障未成年人精神健康;强化媒体宣传引导,限制不良网络游戏广告投放;凝聚家庭学校社会合力,多元干预网络游戏沉迷。

数字政府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挑战及其应对

数字政府建设是适应数字化发展趋势、推动政府治理变革重塑的关键举措,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变量。数字政府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体现在数字政府对“国家-社会”关系、权力组织结构和财富分配机制的改变上,能够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重要契机,同时也面临着“数据壁垒”“数字鸿沟”“数字异化”等问题对共同富裕的挑战。只有进一步加快数字政府的整体协同,促进数字资源的公平分配,坚持发展与监管规范并重,才能更好地实现数字政府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化繁为简 深耕内容 多维联动——2024全国两会报道融媒体产品创新研究

2024年,是我国媒体融合成为国家战略十周年,十年来各媒体的融合报道能力显著提高,全国两会正是各大媒体展示其融媒能力的竞技场。本课题组自2015年以来已连续十年考察全国两会融媒体产品,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主要分析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和中国日报五家代表性主流媒体在网站、微信、微博、客户端等平台上发布的2024年全国两会融媒体产品,同时参考其他中央媒体、地方媒体及商业媒体的两会融媒产品,旨在全面描绘全国两会融媒报道图景,探索我国重大议题融媒报道方面的实践动态与创新趋势,为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的时政传播提供参考与启示。

推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当前,与人口老龄化形势和人民群众的养老服务需求相比,我国养老服务发展质量和发展水平总体不高。为此,需要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体系,加强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培养专业人才队伍,整合医养康养与养老服务资源,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强化部门相互协作,形成高质量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整体合力。

中国式社会服务国家:内涵特色、发展取向与实现路径

从世界范围看,社会服务国家成为新风向标。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社会服务国家建设有利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本文认为中国式社会服务国家能彰显人民性、体现家国情怀,全周期提供各种社会服务,并且实现全民覆盖,能充分发挥社会服务的基础性作用,更具包容性、发展性、综合性。为此,应在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选择全民基本社会服务的发展路径,强化社会服务的社会投资功能,用数智化深度融合社会服务,以社区为载体走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社会服务国家发展之路。

实现精神自信自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旨归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系统回答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有利的文化条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内涵、特质与实践逻辑

“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从哲学高度认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映现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双重功能。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深刻领悟和切实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而言,可从自然观、历史观和方法论层面领会和把握其深刻内涵,从鲜明的阶级立场、深厚的中国底蕴、科学的创新意识、宽广的世界情怀总结其鲜明特质,在路径探源、价值指引和方法拓新中全面厘定其实践逻辑和创新实践路径,将党的创新理论贯穿治国理政各领域全过程,切实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领奋进新征程、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

中国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法制70年历史轨迹、制度特征和基本经验

1949年以来,我国经历了国家职能的历史性转变,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制度发展亦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2021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了绝对贫困,标志着我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进入了新阶段。本文以社会政策与社会立法为切入点,选择现代、广义社会福利理论视角,将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法制建设划分为六个主要阶段,概括社会福利政策与社会福利法制九大结构性特征,总结六大基本历史经验。总体来看,70余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走过曲折坎坷、波澜壮阔的历程,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蕴含现代法治的普遍性规律。主要启示包括:家庭化保护应升级为国家层面的福利制度;现代社会发展应避免社会政策被经济政策化;最佳的社会政策也是最佳的经济政策;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关键在于推动现代社会福利财政制度建设。

社区基金会多样态发展成因及其优势比较

当前,我国社区基金会发展日渐呈现出企业发起型、政府发起型、社会组织发起型、居民发起型和混合发起型等多样态实践,虽其整体上有共性特征,但在实践中每一类型社区基金会甚至每一个社区基金会均有其特色。从合法性获取差异、核心利益相关方构成以及发展策略差异等角度入手,有利于厘清和把握不同类型社区基金会在基层治理新格局中功能发挥的异同之处。为了在实践中科学指导不同类型社区基金会实现差异化发展,使其更好地在多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作用,需要在深入分析不同类型社区基金会内在行动逻辑的基础上,精准理解其组织运行逻辑以及制度蕴含。

对称式互嵌:政社互动关系的新形态及其形成机制

随着政府向社会购买养老服务的深入推进,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更加频繁和复杂。以天津市F养老院与地方政府的长链条互动过程为案例发现,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养老服务的过程中,二者存在形成“对称性”关系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打破了二者为“非对称性”半依附关系的常规认知。具体来看,在“主体跨界—网络再造—空间生产”三个发展阶段,政府与社会组织同时或交替采取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对方的行为活动,并同时受到对方“即时性回应”的行动影响,其关系逐步实现了从“非对称性”互动到“对称性”互动的跨越转型,最终演化为“对称式互嵌”的新形态。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其基本理论之一就是孔子总结的仁学礼学,仁学要求君子治国富民,礼学要求君子按公认的准则获取有限的私利,旨在社会共同富裕,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优秀之处和核心价值观所在。根据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可将中国思想文化史分为五个时期: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治国理论产生并定型的“先王之道”时期;九代后九代之交孔子师徒祖孙总结发展“先王之道”,创造“新王之道”的时期;后九代“百家争鸣”的战国子学时期;汉至清代反复解读“先秦经典”,间出己意的经学时期;清末民国要求全盘西化实未全盘西化的时期。如此分期长处有二: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理论和核心价值观发展脉络很清晰;二是可实证每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虽然千差万别,言人人殊,但基本理论和核心价值观一以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