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形成过程、丰富内涵和实践伟力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革命中,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什么是全面深化改革、怎样进行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创立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涵盖改革的地位论、领导论、价值论、方向论、目标论、原则论、全面论、重点论和方法论等方方面面,指导新时代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历史性突破。在新征程上,我们依然要坚持以这一重要论述为指导,不断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动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建设的现状、任务与路径

话语体系建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三大任务之一。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建设呈现出论从史出的历史论证、守正创新的理论阐释、质性叙事的大众传播、国家民族的实践面向等良好发展态势。在民族复兴和强国建设新征程中,需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坚持“两个结合”,从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中汲取话语力量,基于话语对象、概念阐释、主题选择、陈述形式等要素进行话语框架建构,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引领,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话语建设的双向赋能,着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国际化与外来话语本土化。

中国式现代化:活力与秩序的辩证统一

活力与秩序是现代化的两个关键要素,二者既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活力以自主探索开拓创新为建构取向,秩序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内核;活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秩序是社会发展的平衡机制。中国式现代化较好地协调了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人民创造活力充分迸发、改革创新活力全面激发、精神文化活力持续焕发,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劲动力;经济发展安全有序、民主政治稳定有序、精神文化健康有序、社会治理和谐有序、生态环境优美有序,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更好地把握活力与秩序的辩证统一关系,保持活力与秩序的动态平衡,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时代方位

以历史、现实与未来贯通,国内与国际融通的眼光系统审视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可以发现,其承担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使命,面临着在“两个结合”中推进文化建设的新任务,正处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坐标。置身人类历史长河,以话语变迁为切入点,能够帮助我们全方位探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方位与丰富内涵,不断开拓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新局面。

准确领悟习近平对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的系统阐释——兼论如何在“两个大局”中维护并延续战略机遇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如何把握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既有借鉴又有超越,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深化了全党对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互动的理解和认识,把对战略机遇期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和境界。在新征程上应该怎样理解、把握和用好战略机遇,不仅是关系“十四五”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重大战略部署能否贯彻落实和顺利实施的先决条件,也是影响能否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因素。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之中既催生机遇,也充满挑战。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握战略机遇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既要立足当前、更要放眼长远,充分发掘中国战略机遇期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性变化互动交汇的客观规律,积极发挥国际形势有利于国内建设的方面,协调处理好公平和效率、资本和劳动、技术升级和保障就业的矛盾。同时,认清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既对立又统一,还可以互化的内在特点,及时更新看待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的观念,坚定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的信心,深刻体会战略机遇中挑战更具复杂性、全局性和可转化性新变化的要义特质,在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环境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更为有利的战略机遇。

用新发展理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的实践形态和具体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文化根基,“民为邦本”积淀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的思想源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支撑,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走向,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核心要素,需要在破解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法治文化建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法治基础,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强大合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全新实践,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政治保障。

撤县设区、空间一致性与县域经济发展

县域经济是我国实现城镇化发展的主战场。本文利用夜间灯光数据代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突破统计数据受制于行政区划的空间限制,获得空间一致且跨时间可比的县域经济衡量指标。这不仅可避免因使用统计数据可能导致的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还可以同时分析“撤县设区”对县(市)和市辖区的影响,为“撤县设区”的研究提供更细致完整的图景。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改革无论对被撤并县(市),还是对原市辖区的经济发展均未产生显著影响。原因在于,尽管“撤县设区”能够促进县域企业吸收更多人力资本,但却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固定资产净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撤县设区”改革不能显著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原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两种观察视角——兼论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道路,其根本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由此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现代以来我国政治建设长期内生性演化的成果,是对世界政治格局演变作出的一种回应,也是新征程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一种新的政治发展理念,也是具体的政治制度实践。从制度实践的角度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持续探索的实践结晶,代表了新时代以来人民民主的最新形态。从重大理念的角度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过程中得出的民主新认识,是新征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遵循。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先进性和文明性、实践性和人民性,符合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共同价值和科学理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应当高度重视并大力加强对有关国家和地区对中华法系以及域外法律文化转化融合经验的比较研究,走出一条“借鉴”与“双创”相结合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构建之路;应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法治基本原理同中国法治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推进“中医法学”与“西医法学”有机融合,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法治文明新境界。

中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

围绕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主题研究,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做了历史回顾,分析了中国式经济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五位一体”的发展历程。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已经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与关键所在。展望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经济实力、工业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为此,根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决定,分析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及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历程,旨在大力发展中国经济生产力、农业生产力、工业生产力、科技创新力及基础设施现代化等,全面推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

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定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新征程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中心任务,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和必由之路,二者深刻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项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开创性事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新问题、新挑战、新考验。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背景下,保持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定力对全面深化改革显得尤为重要。保持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定力既是改革目标前瞻性、改革谋划全局性、改革执行稳定性的重要保证,也是在改革实践当中检验政治定力、高扬道路自信和提振内外信心、应对改革风险和掌握战略主动的必然需要。发挥领导之能、坚持民生之要、确保制度之效、稳固经济之实、激扬改革之力、厚植文化之根,有助于保持战略定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保持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定力当中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历史续篇也是时代新篇,而保持战略定力则是全面深化改革能够朝着正确目标和方向前进的有力支撑与重要保证。

构建“我们”——以“共同缔造”的理念与实践为例

将个体化、单体化的“你、我、他”变为具有共同目标、共同行动的“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追求。“共同缔造”作为一种施政理念和政策行为,其核心价值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构建“我们”。“共同缔造”是在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实践表达、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有效载体、提升党的组织力的重要纽带、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体现、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方式,着力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体制机制改革。它注重在微观场域、凝聚共识、共同行动、治理体系和共同精神中构建“我们”。

文化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主体性的建构

文化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在整个演化过程中所要突出的就是主体性。因此,文化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文化主体性的生成。就内容规定而言,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认同密切关联,是人们在民族国家共同体中长期生活形成的对该民族国家文化精神的肯定性体认。它集中体现为对民族核心价值的认同,是文化自信自强的基础。就实现路径而言,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要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重视主流文化的引导作用,凸显各层次文化共同体的建构以及全球化视野,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动力和策略而言,应强调主体的主动性,注重主流引导、多元文化共同体建构、世界视野等方面。

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与遵循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迫切要求和历史使命出发,对如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了全面部署。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文化类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其重要属性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然是其重要属性和思想灵魂。《决定》强调“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整体性。对此,需要认识到,割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整体性,是形而上学在文化上的表现,往往导致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决定》聚焦“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力和比较优势指明了方向。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推进,也关系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整体格局中的定位和作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整体性、注重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践原则,对坚定文化自信、保持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具有重大意义。

网络犯罪防治中的轻罪扩张及其限度

网络犯罪的防治目标导致刑法不断扩张。当前最为典型的问题是如何理性认识并调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防治功能及其限度。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起诉人数爆发式增长的背景下,应当认为本罪的出台和适用基本符合刑事正义,但需要做出一定的调适。其一,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基本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被帮助的行为类型属于刑法上规定的行为类型即可,这平衡了应对网络社会风险和满足公民可预见性的需求,是在网络空间中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最新趋势。其二,根据罪刑相当理念,从一重罪论处不应当仅仅看重可能判处的刑罚,还应当考虑罪名标签是否适当、全面评价了帮助行为的性质和危害。在帮助多种犯罪行为类型时,认定为本罪更加适当、全面,但可能需要法定刑幅度的增设与匹配。其三,在程序正义上,客观罪量和主观“明知”可以通过严格的程序得以确认,但在打击“两卡”犯罪导致案件“井喷”的态势下,需要调适“两卡”犯罪线下帮助行为的入罪标准。

海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多维解读

海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解读涵盖理论追索、动机研判、影响评价、挑战剖析四个方面。在理论追索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西方共同体思想的超越。在动机研判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立足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既展现着实现中国梦的内在需要,又彰显着对国际社会的现实观照。在影响评价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世界人民思想同频、利益共振,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具有全球性的教育意义。在挑战剖析方面,受限于“西强东弱”的话语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面临话语理解和情感认同的双重挑战。

国家认同与政治义务的概念理解

尽管政治义务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概念,但是在对政治义务概念的理解上存在着分歧。不过,分歧并没有消解政治义务概念,反而塑造了政治义务概念的理解空间。在这一空间中,我们主要以“我对谁负有政治义务?”“政治义务是一种道德义务吗?”和“政治义务是一种独立于内容的义务吗?”三个问题为规范性导向,将国家认同纳入政治义务概念的理解当中,进而把政治义务概念理解为公民出于国家认同的理由而服从国家的一种道德义务。当然,国家认同与政治义务的概念联姻或许存在不确定性,但却值得尝试,毕竟我们致力于在一种可能性政治的范畴内寻求对政治义务概念的理解。

地级城市基层社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对策论析——基于辽宁省阜新市的调查研究

基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有着特殊地位。当前,地级城市基层社区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普遍存在安全防范意识不强、工作队伍素质不高、沟通协同机制不畅、设备资源配备不足等现实问题。因此,基层社区应重点从增强防范意识、完善风险评估机制,优化应急队伍、完善居民参与机制,明确工作职责、健全沟通协同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健全资源保障机制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不断提升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

现代化、治理与国家发展的进路

国家的持续改革和发展,对于推进现代化进程是一个根本性举措,这已成为20世纪的共识,意味着国家在现代化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被重新认识。近代西方国家更多地是充当资本扩张和阶级统治的工具,这样的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眼里是不可改良的。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的国家都纷纷试图强化其治理功能,虽然有的成功,有的不那么成功,但都体现出国家发展的意愿。以治理为中心的国家发展,逐渐取代了以制度模仿为主的国家建设,成为一种新的历史趋势。从中国国家发展的实践来看,治理呈现出四个基本维度,包括以政党为引领、以社会为基底、以创新为动力和以全球为前瞻,这代表了中国之治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的新选择。

国家治理视角下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研究

民族事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既是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缩影,也是推动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立足于中国民族事务治理实践,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围绕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方向,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根本目标,国家权力机构与各类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主体结成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关系格局的进程。中国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吸收了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优势,但摒弃了西方治理理论“去中心化”“去国家化”的理念,与西方治理理论强调政府与非政府、公共与私人的二元对立与分离存在根本不同。党的领导、政府的统筹和组织,在构建稳定有序和谐高效的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中发挥着核心引领作用。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对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强调,为增进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