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赋能社区应急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基于上海市L街道“社区大脑”建设的案例分析

依托数智技术理顺社区应急治理内在机理并突破治理阈值,已成为社区应急治理创新的可行路径。上海市L街道“社区大脑”建设催生了以“大数据+网格化管理”为特征的社区应急治理新模式,充分利用当前数智化发展的有利契机,既从主体、空间、规则以及方式等维度重塑原有的社区应急治理结构,又将数智赋能落实到社区应急治理的全生命周期,集中体现为社区应急预防、应急准备、应急响应以及应急恢复等动态接续的行动环节,切实保障社区应急治理全过程的高质量运行。因应数智技术赋能社区应急治理的双重路径,需加强顶层设计、畅通多元参与、保障信息安全以及创新人才培养等机制建设。

以培育促进协同:社会生产理论视角下协同治理的变迁逻辑——基于广州市社会应急力量发展的研究

在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发展是协同治理得以实现的前提。社会生产理论能够为理解中国的协同治理实践及其深层次逻辑提供理论参照。基于广州市社会应急力量发展的经验观察,协同治理经历了社会自生产下的弥散型协同、社会被生产下的整合型协同和社会共同生产下的共生型协同等三个发展阶段。在不同阶段,国家对治理环境的变化进行回应,在不同的社会生产形式下通过促进社会生发、释放社会活力、实行力量整合,推动协同主体的生成、协同活力的激发和协同秩序的建立,体现了“以培育促进协同”的逻辑,推进了协同治理的实践进展和理论演进。

基于感知公平理论的公共危机事件后政府信任修复研究

从公平视角探讨政府信任修复的机理,对于危机管理和信任修复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感知公平理论和归因理论构建了政府信任修复模型,分析了公共危机事件后公众感知公平、危机事件归因对政府信任修复的作用机理,并采用情景实验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结果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修复策略能有效地修复政府信任;(2)三种公平修复策略对于政府认知信任维度和情感信任维度的修复效果存在显著差异;(3)政府对危机事件的责任归属、稳定性归因会影响三种公平修复策略的修复效果。公共危机事件后,政府可以根据信任受损的维度及事件归因选择适当的公平修复策略。

数字技术介入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研究——基于“技术—场域”的分析框架

在遵循标准化程序和规则的科层体制下,将多元治理技术与治理场域相结合,对不同实践样态下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因而,亟须深入思考如何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治理技术,在应对公共卫生风险和危机时,不耗损其适应性和有效性,推动公共卫生安全治理技术与场域适配,进而更好地完善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建设。

“平急转换”:理解基层韧性治理的新视角

随着社会流动性增强,基层治理面临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挑战,提升公共部门应对风险的组织韧性,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通过区分基层事务的常态与急迫议题,从政策反馈视角构建“平急转换”分析框架,根据公共权力的介入程度,剖析基层韧性治理的两种模式,即规则引领的协同治理模式及权威引领的整合治理模式,并阐述两者的适用场景。基于北京市S区物业管理改革的案例研究发现:在急迫场景下,公共部门深度介入物业事务,提升了问题处置能力;随着问题趋于缓和,公共部门调整注意力分配,减少直接介入,从应急物业转向常态物业。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韧性治理意味着决策者需要区分公共事务的轻重缓急,根据政策实施的反馈信息,把握好调整时机,在整合治理与协同治理模式之间进行灵活转换。

安全应急产品服务供需均衡:产业与文化的智慧化协同发展

安全应急产业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目前,安全应急产品服务的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也面临供需不均衡的突出问题。研究从供需视角出发,在梳理安全应急产品服务供需形势的基础上,分析了该产业中的外部性和公共物品属性如何导致市场供需内生动力不足、信息不对称如何导致市场供需的信息联动不力、自然垄断如何导致市场供需匹配效率不高等市场失灵成因,提出安全应急产品服务供需“时间失衡”这一关键问题主要源自消费需求偏重事后事件驱动而非事前文化驱动。由此,构建了“文化—智慧—示范”政策分析框架,并提出通过安全应急文化事业与产业交融互促以扩大需求量,优化安全应急产业示范基地体制机制以激发市场竞合,借助安全应急智慧技术及平台以赋能供需信息匹配,从而促进安全应急产业和文化智慧化协同发展,为安全应急产业和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文化驱动、技术支撑和政策支持。

算法推荐场域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机制研究

随着数字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由算法推荐技术构建的算法推荐场域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地,因此可通过根本立场方向、话语解释权力、信息呈现样态和信息筛选分发模式等路径深刻影响意识形态建设。当前,多样错误价值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置换、技术中立对价值观念内核的隐藏、资本逻辑主导对人本逻辑回归的梗阻和特定信息投送对整体事实面貌的遮蔽共同呈现了算法推荐场域中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样态。针对此,必须协同构建主流价值引领机制、算法素养培育机制、算法技术管理机制和算法法律规制机制,有效防控算法推荐场域内的意识形态风险,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城市工程建设项目风险及其数智治理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

城市工程建设项目涉及具体的城市改造和开发工作,不同利益主体对城市工程建设项目存在差异性利益诉求,其存在的利益冲突和风险问题可能影响到工程建设项目的顺利推进以及城市公共安全。为了确保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居民的安居乐业,必须有效地治理和应对城市工程建设项目中的相关风险。政府和居民作为核心利益相关者,在城市工程建设项目中应协力互助;商户和租户作为潜在利益相关者,应在城市工程建设项目中进行多方利益协商;技术机构和公共平台作为边缘利益相关者,需加强技术安全建设,并建立更为完善的平台机制。

数字时代中心化治理何以应对电诈去中心化风险

电诈犯罪已成为数字时代社会安全治理领域亟待重点关注的新型风险之一。以“技术-组织”关系、风险治理为理论基础构建电诈治理双重转型的分析框架,聚焦A省个案研究发现:数字时代电诈犯罪的转型已经形成了去中心化组织结构和众包犯罪模式,其危害与后果已经演化为一簇去中心化的风险综合体。与之相应,电诈治理通过组建任务型组织、建立技术平台等方式极大地提升了治理效能,但仍然基本延续了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中心化治理模式。面对问题侧与治理侧双重转型持续推进的治理情境,中心化治理如何动态适应去中心化风险,成为数字时代社会安全治理的关键所在。

紧急行政:非常状态下的政府治理模式研究

现代社会已然成为公共危机高发的风险社会,对突发公共危机的高效处置是现代政府的法定职责。作为专务公共危机治理的一种公共行政模式,紧急行政是在特定的突发事件出现之时,有权机关展开识别和研判,并决定进行社会情境切换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特别的应对策略和治理手段。紧急行政涉及情境、制度和行动三个方面基本要素,即突发公共危机诱发了社会情境切换制度的运行,从而进入异于日常状态的、兼具事实性和规范性的非常状态,围绕紧急行政开展的公共行动也由此获得了出场的合法性。相比于日常状态下的公共行政,非常状态下的紧急行政的特殊之处在于任务的综合性、权力的优益性以及效力的时空性。基于此,应从情境转换机制、制度衔接机制以及行动协同机制等方面搭建和完善紧急行政的运行框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公共危机情境下政府网络沟通的角色重构——基于2010—2019年六次地震中的政府政务微博发布情况

基于网络的公共危机沟通是数字应急时代的重要研究议题,而政府在其中的角色转变影响着危机响应模式的变革。分析2010—2019年10年间6次重大地震的133,440条相关微博数据可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运用现代通信技术健全基于社交媒体的危机沟通模式,包括增加政务微博的数量、高频发布危机信息。同时,政府还担任着网络危机信息聚合者与分发者的角色,打造集聚式的信息联动模式以强化权威信息供给,降低民间谣言传导的可能性。在这一模式下,公众的自产信息不断减少,对政府信息信任持续增强,公众倾向于接收、转发政务微博的公共危机信息,成为信息传播的中转站。这既扩大了政府权威信息的传播面,又生成了信息“生产-传播”的流水线。基于网络公共危机沟通概念,构建不同类型的微博用户在线参与模式有助于完善政府应急管理体系,打造“应急共治”的合作局面。

强化人工智能安全治理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人工智能在为各行各业赋能的同时,也带来了系统性的安全风险,主要体现在伦理和军事安全风险方面。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抓住人工智能带来的战略机遇,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同时,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大安全理念为指引,加快构建涵盖人工智能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从统合动员到善治塑造:我国社会安全范式的转型及其构建

随着社会空间的扩展和国内外安全联动的日益深入,社会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社会安全直接影响社会面和不特定多数人生命财产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一个新概念,具有新的定位和特点。社会安全具有社群性、原生性、复合性、基础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安全实践先后经历了“统合动员型—宽严相济型—社会管理型—复合治理型”范式,当前正在转向“善治塑造型”范式,这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逻辑。根据善治塑造型范式的八个基本要素,新时代新征程构建善治型社会安全的基本路径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善治理念统筹发展与安全;努力提升治理效能,建立评价体系;加强结构机制建设,形成共治体系;加强过程机制建设,形成全生命周期治理体系;加强价值机制建设,塑造积极的社会安全环境。

规划何以提升应急管理适应性

应急规划可作为提升应急管理长周期适应性的主要手段。基于应急管理适应性这一理论范畴,规划提升应急管理长周期适应性有三种作用机制:一是力量统合机制,通过重点任务的设置,实现应急力量自上而下的整合,提升极端突发事件应对的适应性;二是融合发展机制,通过推进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的融合发展,提升复合灾害应对的适应性;三是约束引导机制,通过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目标的分解,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强化防灾减灾能力,提升应对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的适应性。基于28份涵盖国家和省级“十四五”应急体系规划的实证分析,验证了上述三种作用机制的存在及其具体表现。以计划性提升适应性,应急规划还需要更加贴合地方风险的现实特点,加强综合应急支撑能力建设,重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的均衡发展。

人工智能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及其风险分类——基于文献与案例的综述研究

随着新型工业化发展稳步推进,人工智能(AI)在应急管理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灾害情境下的应用日益增多,风险也呈现新的特征和态势,但对AI赋能应急管理的应用以及存在的各类风险仍缺乏系统性梳理。为了提升AI赋能应急管理的效率与效果,亟待厘清AI在应急管理中的具体应用及其风险类别。因此,研究结合相关文献与具体案例,对AI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与潜在风险进行文献回顾。综述发现,AI广泛应用于风险管理、应急准备、应急响应和应急恢复等四个时期,涵盖风险预警、模拟预测、心理辅导等十六类具体应用,适用于洪灾、地震等多种情境。同时,基于“人—AI—人与AI交互”等三个维度,整合AI应用于应急管理面临的个人隐私与数据安全、数据偏差与算法歧视、交互稳健程度等九类风险挑战,并由人与AI交互维度的系统与算法、价值与伦理、公众可接受度、组织可接受度等问题对AI赋能应急管理进行系统性风险分类。

应急领导力的维度结构与量表开发:来自中国场景的研究

应急领导力是微观尺度应急管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也是非常态情境中亟待进行理论建构的重要领导力类型。应急领导力能够从情绪、时间、信息等方面满足身处公共突发事件中的人们对确定性的需求,带给追随者在不确定性中保持发展和应变的能力,从而减缓公共突发事件对组织带来的负面影响。新开发的应急领导力量表包括抗逆心态、韧性思维和应急素养三个维度,实证检验显示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可以作为应急领导力的测量工具。

共存·共治·共益:基层应急管理效果提升的新思路

风险社会中的基层应急管理效果不仅影响着突发事件本身的发展情况,更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72起突发公共事件的案例分析结果显示,诱发危机的初始风险状态可划分为确定态、暂定态和不确定态三种类型。而事件风险状态、事件严重程度、预防能力、响应能力、学习能力、主体及资源协同、参与文化建设以及信息技术水平这8个核心因素的不同组合,则构成了6条影响基层应急管理效果的共治路径,突出表现为以多元主体驱动的协同路径、以文化建设驱动的聚合路径、以复合能力驱动的增效路径、以信息技术驱动的赋能路径等。基层应急管理效果的提升,不仅取决于前端的有效共治,还有赖于后端效果的长效保持,通过共益正向反馈于共治,从而避免新的多态风险生成,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均衡型决策:基层官员的风险决策行为模式——基于对S县特大洪灾人员撤离的案例研究

决策是风险治理和突发事件应对活动的关键环节。县级党委、政府在我国纵向国家治理体制中是具有完全制度架构的政治实体,处在承上启下的“接点”位置。在风险情境下,作为“接点者”的基层官员在进行决策时并非是完全自主的,而是面临一系列外在条件的约束,他们必须在多重因素制约下进行价值排序、利弊权衡和方案取舍。基于中国情境构建的“上级支持度-制度清晰度-个体经验值”三因素模型,把县级党政官员的风险决策行为看作是他们在上级支持、制度规范和个体经验三个因素之间努力实现均衡的结果,三个因素中任何一个因素的缺失都可能导致风险决策的失败。要提高县级党政官员的风险决策质量,必须同时增强上级的支持度、制度的清晰度和个体的经验值。

数字经济治理对公民安全感知的影响机理研究

数字经济治理对于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已成为我国新发展阶段的重要课题。为深入探究数字经济治理与公民安全感知之间的“黑箱”机制,本文基于B市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一系列假设推演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治理会显著正向预测公民安全感知;数字经济发展评价在数字经济治理对公民安全感知的正向预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数据隐私安全可对上述中介产生调节效应;数字技术普及正向调节数字经济治理与公民安全感知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结果可为我国数字经济治理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风险灾害危机连续统中的行为应急管理研究

“行为+”作为一种学科交叉的趋势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面向风险社会知识生产的应急管理学科,也需要推动与行为科学的交叉领域研究。当前行为应急管理文献分散在多个不同的学科中,使得研究者和实践者很难了解其发展现状,更不利于学科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应急管理的本土化理论“风险灾害危机连续统”提出了应急管理多学科范式的整合逻辑。结合这一理论对行为应急管理发展现状进行梳理发现,风险、灾害、危机三个概念主导下的行为研究呈现出“政治-社会”“工程-技术”“组织-制度”三种研究传统的鲜明特征,表现为差异化的研究议题和研究范式。从目前的研究不足来看,行为应急管理仍需要更多地关注灾害和危机场景、政府和专家等多元主体、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融合,推动学界与实践部门的合作,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实践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