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渝省际毗邻经济新区户籍制度改革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以川渝高竹新区为例

重庆市、四川省积极实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在两地交界地区携手共建川渝高竹新区,着力开展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推进产城景乡深度融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级新区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囿于行政区划、经济基础、社会发展等因素,川渝高竹新区规划范围内的渝北区、邻水县两地的户籍人口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保障政策上差别较大。为提升川渝高竹新区吸引企业和人才的能力、增强户籍人口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应遵循经济建设“政策就高不就低、成本就低不就高”的原则,坚持以行政区经济理论、府际关系理论、跨域治理理论为指导,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流动人口管理中户籍立法嬗变的审视与反思

对流动人口管理的行政法治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既有助于推动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机制改革,又有利于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流动人口管理与户籍立法发展历经严密控制、管制调控、逐步放开等发展阶段,展现如下特点:从强制人口流动转化为引导人口流动;从强化中央管制转变为扩大地方政府权力;从建立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为突破城乡二元格局。国外在平衡人口自由迁移与城市有限资源的关系方面,有一些经验可供我国参考借鉴。我国现行的有关流动人口管理的户籍法律制度在实践中虽具有可行性与合理性,但在服务行政视阈下,仍存在一些亟需重视与解决的不足,亟需加强《户籍法》的引领与保障、推进统一的法律制度体系建设、积极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和落实居住证制度拓宽的福利与便利。

新一轮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在中国人口红利机会窗口逐步缩窄背景下,需要对新一轮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进行评估。通过构建一个劳动力多元化流动决策的分析框架,阐释户籍改革影响劳动力城乡再配置的理论机制,并基于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一轮户籍改革显著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未放开户籍管制的城市相比,放开落户限制城市持有农业户口且在农村地区就业的劳动力减少了3.4%,该效应可进一步分解为持有非农户口劳动力比重增加1.9%,流动人口比重增加1.5%;户籍改革引致的落户门槛降低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在降低迁徙成本的同时提高了迁徙收益,促进了劳动力城乡间的再配置;城市财政压力、户籍所在地的农地价值、迁徙的心理与社会融入成本以及不稳定就业均会对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形成制约。拓展性分析表明,城市间落户政策差异引致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会进一步扩大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人力资本差距。因此,应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一线城市落户门槛,同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释放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潜力。

不同城市落户门槛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差异--基于CMDS2011和2017的分析

本文基于2011年和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结合城市层面落户门槛指标,利用多层回归模型,分别从超大、特大城市(以下简称“超、特大城市”)和其他城市角度探究了城市落户门槛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通过分析,本文主要有以下三点发现。第一,整体来看,城市落户门槛会降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但在不同类型的城市间呈现差异化。第二,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政府流动人口包容度会中介超、特大城市落户门槛对其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提升性影响,但其并不能中介其他城市落户门槛对其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降低性影响。这意味着政府流动人口包容度是超、特大城市落户门槛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影响的主要机制。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超、特大城市中,城市落户门槛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正向影响在非农户口以及高收入人群中更加强烈;而在其他城市中,城市落户门槛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负向影响在非农户口、高学历、精英职业和高收入人群中更弱。这说明,在不同类型的城市中,非农户口以及高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的自主性都更强。

数字时代公安政务服务的实践裂隙与优化路径

数字时代,国家宏观战略与新兴科学技术为政务服务在理念、服务模式、服务内容等方面的迭代升级创设了条件。公安政务服务的系列政策为公安机关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然而,在开展公安政务服务的实践过程中,部分公安机关在思想理念、数字资源、系统适配、权力贯通等层面仍存在不适应性。因此,从多维度循证式提出数字赋能优化路径,即以政工建设与试点先行强化服务意识、以流程再造与跨域治理打破权力壁垒、以技术赋能与人才吸纳撬动效能提升、以建章立制与全程监管回应公众期待,以期对各地公安机关回应数字时代发展需求并提升公安政务服务的质量与效率有所启发。

城乡户籍差异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11291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证分析

培育、发展、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中国农业产业现代化的重点任务。利用农业农村部“头雁”项目数据,研究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的户籍差异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与负责人为城市户籍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比,负责人为农村户籍的新型经营主体,其经营绩效较低。这一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以后,依然成立。类型异质性检验表明,负责人为农村户籍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绩效的负向影响仅在农业企业中成立;区域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负责人为农村户籍明显降低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进一步研究表明,与负责人为城市户籍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比,负责人为农村户籍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联农带农水平也较低。因此,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应逐步开放乡村,引导城市人才到农村成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流动人口社会保护治理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为例

跨区域流动人口的社会保护水平,是衡量城市融合发展水平的“晴雨表”。本文基于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社会保护指数(SPI)视角,评估粤港澳大湾区流动人口的社会保护水平,梳理了粤港澳大湾区流动人口社会保护的困境和治理策略。实证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的社会保护可分为福利型、储蓄型和保险型三种模式,其政策特征和社会保护的深度和广度都具有显著差异。基于此,本文对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社会保护体系提出建议:以政策供给服务质量为基础,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社会保护成效;以多元社会保障需求为靶向,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社会保护整体统筹效能;以跨境统筹协调机制为保障,打造流动人口社会保护的“湾区模式”。

京津冀地区日常人口流动特征分析——基于百度迁徙大数据

以京津冀地区的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基于人口普查资料、年鉴数据与百度迁徙大数据,对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的内部、外部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河北省人口以省内流动为主,北京市、天津市则以人口跨省流动为主。京津冀内部形成“一主(北京市)三次(廊坊市、天津市、保定市)”的核心网络结构,优势流多为北京市向外指出。京津冀内外联系网络表现出强烈的地域邻近性,有着很强的空间不均衡性,整体表现为东密西疏的态势。京津冀三地对外联系度与优势流排名前五的城市在同一省份,只有贡献度稍有差别。研究结果可为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管理与区域发展提供理论与现实参考。

城乡多元共治:城中村流动人口治理的机制创新——基于广州市N街道的调查分析

流动人口治理的路径和发展方向,不仅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还是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变迁的缩影。当前,我国城乡关系正处于加速重组阶段,流动人口治理中最重要的工作在于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以保证人口的有序流动和构建城市和谐秩序。通过研究广州市N街道流动人口治理机制创新,发现组织联动机制、资源联动机制、空间联动机制、技术联动机制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治理机制的创新,不仅有利于整合治理资源和力量来化解治理压力,还逐步形成了多主体参与、多单元联动、多维度合作、多层面治理的多元共治新格局,实现了对流动人口治理体系的整体性重塑。

融合物联感知数据的流动人口数字服务技术方案

针对当前出租房管理乱象,对如何使用数字身份、大数据建模和物联网技术实现流动人口的数字服务和管理进行了研究,构建出租房流动人口数字服务与管理的新型解决方案,对于推动城市服务和治理向智慧化转型有重要意义。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重要要求。对于流动人口市民化,本文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出发,对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与总结,发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正负面影响并存。针对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及现实的市民化困境,需要在政策制度上提供分流机制:对市民化意愿不足的流动人口给予返乡鼓励与支持,而对于市民化意愿较强的流动人口则需要助其处理家乡土地产权红利相关问题。

大数据背景下户籍档案数字化、信息化管理路径分析

户籍档案作为反映社会广大群众的社会属性、法律身份、个人信息的重要载体,是记录公民户籍信息的重要资料,关系到其切身利益,具有较强的民生价值。文章以大数据背景下户籍档案数字化、信息化管理路径分析为题,在发展思想、标准制度、信息技术、人员培养等方面发现问题并提出优化策略,助力户籍档案管理人员转变管理思路、优化管理手段、提升服务水平,充分利用新兴技术实现一站式、区域化、网络化通办的目的,进而全面发挥户籍档案的功能效应。

云南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途径研究——基于对Z县JS乡的思考

中缅两国国境线长约2185公里,缺乏天然屏障。在漫长的历史演进发展过程中,云南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居民存在互市通婚的习俗并沿袭至今,跨国婚姻在区域发展、社会治理等方面呈现明显的正反效应。梳理现阶段云南边境多民族聚居区域跨国婚姻的现状、特点、治理困境,有助于实务部门进一步探索社会治理理论体系语境下涉缅婚姻管理的有效路径。

超大城市的基本权益型居住证:制度功能与限度

《居住证暂行条例》确立的居住证是基本权益型居住证,具有加强流动人口属地服务管理、突破户籍藩篱、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等重要功能,但居住证权益负载薄弱,居住证与积分落户之间赋权断裂,居住证申领门槛偏高、程序过繁等因素,抑制了其制度功能发挥。超大城市应降低居住证申领门槛,规定流动人口持居住证即可享有基础性权益和便利,但在子女教育和居住等关键服务上,应以合法稳定就业年限为主要依据,参考其他因素,建立梯度合理的有序赋权体系。拓展居住证功能,增强其通用性,使其由“一证一能”变为“一证多能”,成为流动人口的“一证通”。

“农转非”人口政府照护责任认知的特征及其生成机制

随着户籍改革持续深入,中国数亿人口经历了“农转非”过程,深入分析“农转非”人口的福利态度,可拓展对福利态度与福利制度、人口迁移间关系的讨论。本文对CGSS数据的分析发现:“出身乡土、告别农村”的“农转非”人口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低于城市原住民。农业户籍生活经历塑造了“农转非”人口自身承担更多责任的福利伦理,跨制度转移通过提升其对社会与自我发展的积极预期,抑制了其对政府照护的偏好。由于“政策性农转非”和“选择性农转非”的路径差异,“农转非”人口内部也存在观念异质性。该研究结果启迪我们,经典福利态度理论的内涵和生成机制具有复杂性,其对于确定我国政府福利责任边界的参考价值有待商榷,决策者更需考量客观福利供给水平。同时,福利态度研究还需进一步对其伦理内核加以阐释,才能为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差异及解释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采用Dagum基尼系数、Markov链等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变化动态差异,借助Tobit面板模型对上述空间变化进行解释,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协同发展路径。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值呈上升态势;经济圈整体Dagum基尼系数差异表现出“缩减-增强-缩减”的动态变化趋势,区域间相对差异是影响经济圈相对差异的主要因素;传统Markov链和空间Markov链分析结果均证实存在相邻关系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较强溢出性;区域创新指数、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区域产业结构、吸引外商投资能力、环境规制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等指标能显著提升经济圈经济高质量发展。

户籍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就业选择的影响--基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公共部门就业数量和质量明显扩张,导致劳动力资源错配阻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户籍制度是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落户”是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必须考虑的问题,公共部门就业即可破除户籍藩篱,进而导致公共部门就业不断扩张,户籍制度改革成效对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充分释放配置型人口红利至关重要。利用2011~2016年城市落户门槛指数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库(CMDS)匹配的混合截面数据,探讨户籍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公私部门就业选择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第一,城市落户门槛指数每降低一个单位,流动人口进入公共部门就业的概率将会下降1.2%;当城市落户门槛降低,高学历群体比低学历群体更倾向进入私人部门就业,发达地区高行政级别城市流动人口进入私人部门就业的概率最高。第二,非农户口流动群体相比于农业户口流动群体拥有更好的社会保障,当城市落户门槛下降时,非农户口流动群体更倾向进入私人部门就业。第三,当城市落户门槛降低,女性在服务业等相关行业比较优势突出使其更倾向进入私人部门就业,高学历女性进入私人部门就业的概率也明显提升。第四,城市落户门槛下降会通过减少流动人口福利获取成本,从而降低其进入公共部门就业的概率,福利获取成本的中介效应占比为9.683%。

流动人口管理行政法治实证分析与研究——以公安机关户籍管理为视角

流动人口管理的行政法治建设,有必要从服务行政的视角,在比例原则和正当法律程序理论的指导下,从理念、制度和实践三个维度逐步推动:树立流动人口管理的服务行政理念,在公安户籍管理中彰显平等、尊重与合作的意识;修订《户口登记条例》,突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立法目的与价值,促进户籍管理法律制度由管理向服务平稳过渡;完善公安机关关于流动人口户籍管理机制,提升政府治理水平与能力;用服务行政理念和制度,引导流动人口管理的行政法治逐步发展与完善,并在实践中提升服务行政理念,建设与创新流动人口管理的行政法律制度,进而形成理念、制度、实践三维互动,促进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力度、温度并重,与行政法治建设同频共振。

个体化与制度化编织的人生: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学术议题,大致可归纳为群体特征、城市融入、心理健康、社会认同等研究面向。在此基础上,生命历程理论开辟了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新路径,致力于更好地把握该群体微观际遇与社会宏观结构的互动关系,从而厘清其复杂困境的形成过程与影响机制。但既有研究成果过于倚重埃尔德范式,且大多着眼于显在的制度变迁与生命事件,与潜在的社会环境变迁联系不够紧密。本文将个体化与制度化视角引入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研究,通过叙事研究方法,梳理新生代农民工迄今为止各个生命阶段中的个体化与制度化影响,发现后者在其生命历程中营造了“轻易脱嵌”与“艰难再嵌入”的矛盾困局。在个体化、制度化与个人能动性的共同构建下,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呈现出行动自主化、目标个人化、情感孤岛化、生平“去标准化”四大特征,并集中表现为“个人奋斗者”这一有别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群体形象。藉由对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的考察,实现了对其生活境遇结构性解释与主体性解释的统一,并彰显了个体化与制度化视角下生命历程议题之于当下中国社会的意义。

我国出生登记法律制度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现行出生登记的法律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已不能满足现实需求。针对当前我国出生登记面临的一些问题,理论结合实践,从出生登记的落户原则、申报义务人、申报地、申报时限、登记内容和法律责任等几个关键问题开展研究,提出新生儿在落户时除遵循随父随母原则外还应明确几点特殊情形,申报义务人除父母外还应包含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申报时限应由1个月延长到42天,申报地应包含婴儿出生地或常住户口所在地,以及进一步明确申报义务人法律责任等意见建议,以期对出生登记相关法律制度的修订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