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制约因素分析及预测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利用2009—2012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组的户数占调查户比重的统计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农村社会阶层的12个制约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财政支农政策、城镇化水平、农业现代化投入水平、产业结构、从农人员教育程度和农业劳动产出率等因素是制约我国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主要因素。在分析基础上,使用灰色GM(1,1)预测模型预测2013—2016年农村社会阶层的人口比重,表明我国低社会阶层比重大的局面逐步调整,向良好态势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农民主体意识建构的着力点

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农民群众这一群体始终是主体力量,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当前农民主体意识建构仍然受到小农经济思维尚存、民主素质有待提升、文化涵养重视不够、社会生活慢于时代、主体能力拓展不足等不利因素影响。因此,应当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加大政府购买农村文化服务力度,防范城镇化进程中的潜在风险,大力培养农民职业能力,多措并举推进农民主体意识建构。

县域农二代生活方式的“中产化”转型

随着城乡社会的快速变迁,农二代进入县城成为重要的生活主体,并开启了新的生活方式转型,通过聚焦县域农二代的生活实践可以透视中国社会转型的微观脉络。调查发现,县域农二代落脚县城后在生活方式上出现了“中产化”的转型,主要表现为:日常生活的品质升级、独生子代的优质教养以及个人与家庭的双重休闲。而这种跨阶层生活方式的转型,是农二代立足县城这一阶层化的表达空间,在阶层身份建构和阶层流动的强动力下,通过三代家庭的代际整合所实现的结果。然而,从客观结果来看,县域农二代的“中产化”生活缺乏职业阶层晋升和稳定可观的收入水平作为支撑,超前地、盲目地进行“中产化”的生活方式转型,导致农民家庭可能陷入过度透支的风险和家庭稳定的危机中。

土地流转:一个农村阶层结构再构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讲,地权变革是一个农村各阶层利益的再分配与重组过程,并不断重组着既有的社会阶层结构。近年逐渐兴盛的土地使用权流转作为一项重要的地权变革实践也正在深刻地重构当前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一些农村社会群体(成员较多)借土地流转引发的职业结构变动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实现了阶层地位的上向流动;也有些农村社会群体(成员较少)则因先天不足而沦入社会底层,并进一步边缘化;还有一些成员极少的社会群体借制度性的权力和以此织就的社会网络以及区位优势,垄断和控制了更多的社区资源和机会,形成和巩固了其超社区的精英地位。土地流转已经或正在成为农民实现流动的特殊社会阶梯,其重构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亦开始呈现日渐定型化等新的特点和趋势。

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的权利贫困及其救济策略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与城市公民相比,农民不仅在物质生活上相对贫困,而且在权利享有上相对贫困。农民权利贫困的主要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造成国家权力对农民权利忽视和对农民权利保障的法律救济不力的社会制度根源,而且是造成农民的权利意识薄弱和农民维权组织失声的重要因素。消除农民权利贫困,使农民权利脱贫,既是农民脱贫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推进中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农村社区治理主体及其权力关系分析

近十年来,通过良好的社会治理来实现农村地区的和谐与稳定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题之一,而鼓励和推动民间组织的参与则被视为在农村地区实现良治的重要途径。民间组织的参与不仅使得农村治理主体日渐多元,同时也改变了不同治理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如何在厘清不同治理主体间的权职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多方合作共治,是未来中国农村社区能否实现良治目标的重要前提。

农民的地权选择与农地制度改革

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度得到多数农民的认同。但是,当前农村的土地权属关系仍不明晰、不稳定,农民最担心和反对的是国家或集体剥夺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农民不仅要求土地承包权的长期稳定,还有实行土地私有化的愿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完善的总方向应该是:完善土地二轮延包,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建立农地退出机制,实行"农地稳定、公地调整"的政策,建立农村地价评估机制,从而进一步明晰和强化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确保"农民对土地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将长期保持不变,也就是永远不变"。

全面性表现、结构性成因与对策性建议——当代中国农民弱势地位问题研究

本文以“全面性弱势”来描述农民弱势地位的表现状况,指出他们的弱势地位绝非仅限于经济上的贫困,而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政治参与的“结构性缺席”、公民权利的缺失、发展机会的匮乏和文化贫困等;以“结构性弱势”来概括农民弱势地位的成因,并结合建国后的现代化历程分析了这种弱势地位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消除农民的弱势地位,从长远来看,其根本保证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从近期来看,其现实选择是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逐步消除。

论当代中国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

农民利益表达是我国利益多元化背景下的必然要求,是政府合法性资源积累的重要途径,是保证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是政府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还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由于当前我国农民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相对不足,农民在利益表达中尚存在不少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重要时期,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成为必须。要改革完善原有的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加强大众媒体在农民利益表达中的作用,加强农民专门利益表达组织建设。

威海市农民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威海市农民主观幸福感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按照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威海市4550位农民,按照性别、年龄、婚姻、文化程度、职业、是否贫困、是否患慢性病及2006年是否住院等情况,对其主观幸福感进行分析,并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结果:有46.09%的农民主观幸福感好,6.79%的农民主观幸福感差,影响威海市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主要有年龄、婚姻、文化程度、职业、是否贫困、慢性病患病与否以及2006年住院情况。结论:增加农民经济收入,提高农民健康水平对于改善农民主观幸福感有重要意义。

农民文化主体性困境及其出路

新农村建设和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凸显了构建农民文化主体性的紧迫性,农民文化主体性概念的提出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当前农民主体性的确立存在着诸如经济社会政治等分主体性尚未完全确立、自我认识缺乏及社会认识不到位等困境,应采取确立公众的文化主体意识、着眼农民文化需要、深入调查农民主体性现状以及积极探索农民主体性构建规律等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精神压力研究

文章通过运用安徽省调查数据,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精神压力。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城市融入意愿和现代意识,现实社会藩篱使其难以真正适应城市生活;市民认知、文化缺位以及制度阻碍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精神压力产生的客观因素;自身文化水平、理想与现实差距以及其游离心态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精神压力产生的主观因素;从而提出从个人层面、社会层面以及制度层面来消减该群体城市融入中的精神压力。

农村权力结构嬗变与农民权利实现的互动关联

农民权利的实现问题是当下农村问题解决的关键,对农村乃至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农民权利的实现困境根源在于权力结构与农民权利诉求未达成契合,权力运行与权利实现之间缺失了均衡性。因此必须合理调适农村现行权力结构,以对农民权利的认可和保障为旨归,在权力与权利的互动关联中,构筑农民权利实现的屏障。

农民的认同逻辑、行动单位与乡村研究的基础

乡村社会是与城市社会相对的一个社会子系统,其内核是乡村地区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乡村人口不断结构化而形成的群体存在状态。因此,认识乡村社会,就是要认清农民的群体存在状态,而理清这一状态的关键是搞清楚农民的认同逻辑与行动单位。讨论农民的认同逻辑与行动单位有利于建构乡村研究学术对话的统一基础。笔者认为,农民的原初认同逻辑来源于农民以认同单位为言说对象的价值判断,这一判断的实质内容是农民能够在基本生活单位里生活更好。进而,农民的认同逻辑决定了农民的一般行动单位,农民的一般行动单位又决定了乡村研究的基本单位和基本视角。

进城农民的“农民市民化”意愿考察——对武汉市782名进城务工农民的调查分析

本文是就进城农民对“农民市民化”的意愿进行的一个实证调查分析。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市民化”不仅仅是一个户籍或身份变化的问题,相对于户籍和社会保障而言,进城农民更关注的是到城市是否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和较合理的收入水平。同时,调查发现年纪较轻的进城农民及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都较高者在城市就业及生活非常自信,他们并不十分在乎目前的身份,但认为应该获得市民权,且更愿意在城市定居。论文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福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农民抗争及对策分析

文章以笔者在福建农村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对福建林改中导致林权过度集中而引起农民抗争的原因进行一个初步的分析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农村基层组织与“农民精英”

本文对转型时期我国乡村治理的结构变迁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农民精英”这一特殊群体的制度原因和社会背景及其与农村基层组织之间的冲突关系,提出改善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客观认识、高度重视、理性对待农民精英,并从化解冲突、寻求合作入手,重塑国家权威、基层权威与民间权威的良性互动机制。

试论我国乡村精英研究的范式转换

中国传统社会的"皇权止于县政"为乡村治理留下了相当的"自治"空间,乡村精英人物顺势担负起了这一职责。随社会历史的发展变革,国家权力逐渐深入下沉到乡村社会基层,加强了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和资源获取,因循这一现实,乡村精英人物也不断受历史的裹挟发生演变分化。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一百多年来,乡村精英研究的范式经历了如下转换:从乡村精英地位和功能的研究到乡村精英角色的分类研究再到乡村精英的结构及其变迁趋势研究等逻辑嬗变过程。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少数民族人权的保护

在我国，建立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国情、族情决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少数民族人权的保护主要体现：保证各种不同聚居情况的少数民族都能行使区域自治的权利；保障少数民族公民担任国家机关和区域自治机关公职的权利；少数民族的经济权利得到了基本的保障或较好的改善；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得到了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当代世界性的民族问题的解决和民族人权保护的潜在价值在于：它为多民族国家，特别是与中国的族情相类似的国家，找到了一条可供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