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性婚育行为特征与家庭结构变动研究

育龄女性是生育行为的直接承担者,婚内或家内生育是我国历史与现实中的主流文化观念和主导生育行为。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是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基于北京市东城区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采用出生队列分析、时期分析、人群类型比较分析和二元逻辑斯蒂模型分析等方法,考察了超大城市女性婚育行为和家庭结构的特征、变化及相互关系。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女性人群的婚育行为和家庭结构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人群类型和婚育状态对女性所处家庭结构产生显著性影响。研究认为,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必须聚焦女性的婚育行为及其家庭结构,需要根据其婚育状态、人群类型和家庭结构等特征来加快建立健全针对性、差异化、协同性和系统化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乡镇增长与收缩对经济韧性的异质性影响与作用路径:基于人口结构视角

基于甘肃环县不同乡镇的人口特征空间分布和人口结构差异,将乡镇分为收缩型乡镇和增长型乡镇,采用模糊推理方法测算环县各乡镇经济韧性水平,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分析乡镇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最后对比不同乡镇类型人口结构变化对乡镇经济韧性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收缩型乡镇和增长型乡镇的人口结构存在明显差异;环县乡镇之间经济韧性水平发展严重不均衡,乡镇经济韧性水平受人口密度、总人数、高中及以上人口比例、批发与零售业人员比例、科技人员比例、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多个因素影响;批发与零售业人员比例和科技人员比例对于增长型乡镇经济韧性的影响较大,人口数量和质量对于收缩型乡镇经济韧性有重要作用.研究旨在将人口增减与乡镇重构相结合,为黄土高原乡镇多方位发展和城乡融合提供参考借鉴.

四川省民族地区育龄期女性社会支持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

目的了解四川省民族地区育龄期女性生活质量现状,探讨社会支持水平对其影响。方法于2023年1月—5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茂县、壤塘县393名育龄期女性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生活质量量表及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进行调查。结果民族地区393名育龄期女性生活质量总分为(102.94±9.85)分;社会支持总分为(34.39±5.78)分,社会支持是四川省民族地区育龄期女性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可解释生活质量总变异的43.5%。结论四川省民族地区育龄期女性生活质量及社会支持处于中等水平,社会支持水平正向影响其生活质量。可通过提升民族地区育龄期女性社会支持水平来改善其生活质量。

互联网使用如何降低女性生育意愿?

低生育率问题是党和国家亟须解决的重点问题。在互联网高度普及的现实背景下,探明互联网使用在低生育率现象形成过程中产生的作用,有利于政府精准施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CGSS2013、2015、2017的数据,使用泊松回归模型,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女性兼职行为,从而提高女性收入,进而提高女性生育成本和传递有关家庭、婚姻的负面信息,挤出夫妻之间的共同闲暇时间,从而降低婚姻稳定性等两条途径降低了女性生育意愿。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影响女性生育意愿存在户籍类型、就业部门、政治身份、年龄等的异质性,互联网使用显著降低了城市、非党员、非国有部门女性的生育意愿,对18~24岁女性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更大。文章为互联网普及背景下我国低生育率社会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解释,为信息时代人口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苦难、重塑与定位转换:1946—1947年元宝镇土改成效探析

1946—1947年元宝镇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诉诸村民生活困顿与自尊认同,通过动员与引导成功将“革命意识”嵌入封建沉寂的北满旧乡村中。元宝镇土改过程中存在上层发动和群众觉醒之间的张力,呈现出超越平分土地之外多维度的重塑与转变,推翻了殖民色彩的文教体系,拯救了备受封建婚姻摧残的妇女,并逐步将社会生活迎入积极健康的正向轨道。正是在不断重塑与调适中,元宝镇土地革命实现了从官本位到民本位的定位转换,彰显出中共所特有的灵活性和长期执政潜力。

算法“控制”下的景观生活——以农村中老年女性短视频观看为考察对象

短视频通过算法技术,为农村中老年女性提供了与外界交流、展示自我、获得社会资源的更多可能,也带来一种虚实相融的景观生活。运用深度访谈、主题分析与文本挖掘法,对农村中老年女性短视频观看内容、行为与感受展开研究。发现:她们观看的短视频内容多是围绕既有家庭关系与自身际遇展开,并且更喜欢观看情感色彩鲜明的短视频;与自身经历相仿的短视频引发的共鸣,使其情绪价值与个人感受获得被尊重和理解的可能,但也容易使其产生潜意识的比较和自卑心理;她们的短视频观看有着显著的中辍行为,时常被打断与干扰,这可能会加剧其对现实生活的焦虑与不满。算法要真正赋能农村中老年女性,应更多考虑家庭亲密关系提供的社会在场的内层情感支持。

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的时间贫困及其影响因素

城乡二元制下的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面临养家糊口和照料家庭的双重压力,她们不得不牺牲个人时间以兼顾工作与家庭,易陷入时间贫困。文章采用解释性混合研究方法,基于2020年CFPS数据,测算三类时间贫困指标并分析影响因素;深入访谈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探寻其对于时间贫困的主观感受。研究发现,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的时间贫困是社会结构和群体特性综合作用的结果,劳动市场的不公平待遇、无酬工作的“隐形”和家庭内部的角色固化、个人主体意识的缺失使其更易陷入时间贫困。由此提出规范有酬工作时长、实施发展型家庭支持政策、完善兜底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模拟政策改变后的积极影响,以期改善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的时间贫困问题。

育龄女性生育焦虑现象的生成逻辑与应对路径

在中国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研究女性的生育焦虑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研究发现,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她们“生还是不生”焦虑情绪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捉襟见肘的家庭经济与育孩成本存在张力、育龄女性在职场普遍面临生育惩罚、“丧偶式”育儿及代际支持能力不足以及社交媒体对生育风险的扩大化宣传。作为生育政策的可为人群,可从育儿成本社会化、育儿体系公共化及生育环境友好化三个方面进行优化,以舒缓育龄女性生育焦虑,提振生育意愿,实现均衡人口结构的现实目标。

基于CiteSpace的我国女性就业研究可视化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在2014-2023年期间发表的有关女性就业内容的期刊为数据样本,通过检索筛选共保留826篇文章。运用CiteSpace软件对这826篇文章进行热点研究主题、关键词共现、文献年份发布及时区分布等分析,从而获得有关女性就业领域的热点研究主题和发展趋势结构变化。结果表明,我国一直都有对于女性就业领域的研究,2017年研究成果出现高峰,其余年份呈现较平稳态势;研究对象主要针对已婚或育龄女性、流动职工女性、农村女性;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女性就业性别歧视、生育政策、女性就业权益保障等几个方面。

从“庭院”到“田野”:新中国成立初期南疆少数民族妇女劳动观念与劳动实践重塑

新中国成立前的南疆社会在劳动观念与劳动实践上以男女两性自然分工为主,劳动内容上存在性别差异,劳动场所上存在空间区隔,劳动价值上存在有酬与无酬的认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整体变革中,党和政府坚持将农村妇女运动和农民运动紧密结合,倡导和树立“劳动光荣”观念,鼓励南疆少数民族妇女参与到大规模社会生产劳动当中,在农业、手工业和副业以及现代化工业生产中崭露头角。通过建立劳动互助组提高生产效率,在合作社和工厂中初步形成了对妇女的劳动保护,不断变革传统家庭内部分工,探索家务劳动社会化。南疆少数民族妇女劳动观念的变化与深度参与农业生产劳动的实践,有力提升了妇女社会地位。

Energizing Yiwu with Language Learning Yiwu businesswomen are picking up more English as business booms

Recently,a video of a businesswoman in Yiwu practicing English received impressive views and comments.Many echoed sentiments like,“Yiwu businesswomen are so dedicated,”and“They are either making money or studying to make money.”

抖音中新女性农人形象研究——以“东北雨姐”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媒介技术下沉,使得抖音等头部短视频平台开始关注农村,也使得农村女性有了更好的自我呈现的机会。本文以抖音账号“东北雨姐”为研究对象,从其呈现的新特征出发,分析其形象建构的策略及技术逻辑,以期为新女性农人短视频创作提供有益参考。

社交媒体语境下女性服装尺码多样性讨论

文章探讨了社交媒体对女性服装尺码多样性的影响。研究认为,社交媒体的流行促进了时尚趋势的传播,影响了消费者对服装尺码的认知和购买行为。一方面,社交媒体上展示的不同体型、年龄、性别和文化背景的服装风格,提高了用户对不同尺码服装的接受度,推动品牌调整尺码多样性。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如盲目追求理想身材导致的身材焦虑和心理健康问题。大码女装市场的发展满足了多样化需求,但也存在尺码不满足的问题。因此,服装企业需要更加注重尺码标准化和个性化,以满足消费者更好的选择和体验需求。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女性创业的实践与困境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农民创业势头愈发强劲,尤其是农村女性创业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但现实中仍需面对诸多问题。通过对宁夏农村女性个人创业过程的阐述,分析农村女性在创业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困境。研究发现,个人综合素质、家庭约束、性别歧视、社会资本匮乏及服务平台的不足均会对农村女性创业造成困扰,阻碍农村女性作出创业决策或影响其创业过程。基于此,提出推动农村女性创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希望对农村女性创业有所帮助。

“母职惩罚”中的女性平等权及国家保护

现代女性多数面临着家庭与事业之间的平衡问题,但母亲身份却会带来工资下降等职业发展中的不平等现象,这便形成了“母职惩罚”,这对女性平等权保护的形式和实质面向均提出了新的课题。而作为照顾者惩罚的母职惩罚本身,仅依靠家庭内部无法给予充分回应,仍需国家保护的介入。尤其是在生育政策调整之后,不能仅依靠激励型举措,更需强化保护性措施,以回应母职惩罚下的实质公平问题。

平台经济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经验分析

数字革命催生的平台经济以强大的就业效应重塑劳动力就业形态和收入分配机制,为缩小性别收入差距带来契机。文章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平台经济发展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通过改善女性就业条件、削弱女性家庭责任限制、便利女性就业搜寻及提升女性人力资本,平台经济提高了女性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就业机会,给女性劳动者带来比男性更大幅度的收入增长,从而缩小性别收入差距;性别收入差距缩小效果对已婚、中低技能、受雇型及服务行业的劳动者群体更为明显;当今劳动力市场上禀赋收益率差异(性别歧视)依然是性别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来源,女性具备的平台经济接入优势和回报率优势都对性别收入差距起到收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社会支持与农村女性创业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年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女性创业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农村女性创业,且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农村女性创业有促进作用;社会支持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女性创业的影响路径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女性创业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人力资本农村女性创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低人力资本的农村女性创业影响更显著。因此,应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同时加大社会支持力度,最大程度激发农村女性创业积极性。

舞动广场:新时代女性老年人生活意义的再造逻辑

“文化养老”是践行“积极老龄化”战略的有效途径。松散的家庭关系,不断弱化的社会关系网络导致女性老年人逐步丧失话语权,并不断被边缘化和污名化。精神世界的匮乏和情感归属的缺失,让她们感觉生活更加挣扎,生活意义的“路在何方”成为女性老年人挥之不去的魔咒,她们渴望重新融入社会,重建生活意义。广场舞为女性老年人提供了一个载体,让她们获得了一个“为自己而活”的舞台,在这个舞台她们尽情地追求健康,展示美丽,重获国家和社会的认可,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亲密群体,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广场舞成为当代女性老年人追求健康、热爱生活、积极乐观的生活表征,并一步步填充她们的意义世界。

妇女解放与家务劳动社会化

当今时代,虽然大力倡导妇女解放,但家务劳动仍是阻碍妇女走向社会、实现真正自由的最大阻力,且其价值仍未被充分承认,依旧被视为妇女的“天然”职责。不管是在物质资料生产领域还是人口再生产领域,妇女依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压迫,推进家务劳动社会化显得极其重要。家务劳动社会化可以通过发展生产力和树立性别平等意识两个途径来实现,但强调家务劳动社会化并非力图使一切家务劳动全部社会化,有些与两性的生殖特点直接相关的家务劳动仍需由女性来承担。

家庭照顾责任对城镇青年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来自CFPS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采用混合logit回归和Fairlie分解的方法,实证分析城镇青年女性的家庭照顾责任对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照顾责任对城镇青年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整体表现为替代效应,且影响具有长期性。家务劳动和白天负责照顾子女显著降低城镇青年女性劳动参与的可能性,但仅晚上负责照顾子女对就业有促进作用,照顾父母的影响不显著。在分子女数量、分文化程度、分家庭收入水平和分城镇化水平的考察中,家庭照顾责任的影响存在群体异质性。城镇青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显著低于青年男性,两性劳动参与率的差异主要源于其承担家庭照顾责任的差别。趋于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会弱化晚上负责照顾子女的城镇青年女性劳动参与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