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下的中国香港双重转型

中国香港经历了从西方世界与内地物资交流主要通道向内外资交流合作枢纽的转型,背靠祖国是中国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最重要因素。美对港政策与其在港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更多服从与服务于其对华战略。美国对华政策从“遏制+接触”战略已经转向“遏制+竞争”战略,对中国香港曾经的“西式民主橱窗”和“经济金融桥梁”的定位也随之转向“遏制中国前线”定位。这种定位转型,意味着中国香港历史的特殊性红利基础动摇,利益固化藩篱所导致的各种结构性社会撕裂将进一步凸显。拥有全球最大实体经济的中国将以更大开放应对美国的选择性对华“脱钩”,这就要求中国香港在全球化秩序的重新洗牌和重构进程中,尽快找准自己的新定位,将联通世界和融入祖国有机结合,积极有效地推动自我转型。

从“实习交流”到“暂驻交流”:一国两制下香港地区与内地公务员交流的发展变迁与比较分析

在一国两制背景下香港地区与内地公务员交流历经了从“实习交流”到“暂驻交流”若干阶段的发展变迁。在我国公务员交流制度实践中有实习交流、挂职交流与暂驻交流三种主要方式,三者的性质、内容、实施依据、运作向度、时间跨度和适用对象等都有所不同。当前香港地区与内地公务员交流面临诸如公务语词、工作模式、规则机制以及行政文化的两地差异带来的难题和挑战,对此,公务员交流有必要开展职前培训,以目标为导向匹配城市“精准”派遣,兼顾工作生活习惯做好岗位适配,对接跨境规则与机制并以制度促进交流效能。

“占中运动”与“香港修例风波”比较分析

2014年的“占中运动”与2019年的“香港修例风波”,是自1997年香港回归后发生的两起规模较大的社会抗议运动。相同之处,两者都有大量的青年学生参与其中;反对派皆打着追求所谓“民主”的幌子,要求言论自由;背后都有境外势力暗藏其中;网络和媒体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同之处,“占中运动”和“香港修例风波”两者性质不一,前者尚处在香港特区政府与警方控制下的和平静坐示威,后者却是一次彻底的暴力运动;两者的民意支持不一,“占中运动”前期虽然有数万人静坐,可到后期人数锐减,而“香港修例风波”几乎波及整个中国香港社会的民众,随着时间推移人数未有大幅减少,后者民意支持度显然比“占中运动”要高。结论,需通过立法途径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反制体制机制。

香港国安法笔谈

香港国安法:寻求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的平衡自由与安全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在疫情期,人类经历了自由与安全、自由与秩序价值之间的冲突,不得不面临优先保护权利的选择。特别是后疫情时代,自由与秩序、自由与安全、尊严与自由等话题将成为影响法治发展的核心命题。香港国安法颁布后,对本法所体现的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之间的相关问题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与讨论。法律文本已公布,我们需要把相关问题的讨论纳入具体法律规范之中,并运用法律解释学方法合理解读规范内涵,在法律规范体系内平衡多元的价值冲突,以实现法治的目的与功能。

老年社会福利的香港模式解析

香港的老年社会福利由老年社会救助、养老保险和老年福利服务三大子系统构成,并具有福利主体的多元化、福利对象的补救性与普救性兼顾、高福利支出与低福利系数并存、高福利服务质素及福利资源有效整合等特征,同时也存在着福利经费来源可能单一化和非政府福利服务机构可能"行政化"等问题。香港老年社会福利模式对于内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腐败容忍度与“社会反腐”:基于香港的实证分析

研究关注民众对腐败的容忍度,也即民众对腐败的接受程度。对腐败容忍度的研究有助于揭示一个社会及其文化内生腐败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对如何从社会层面自下而上有效遏制腐败,也即"社会反腐",有现实意义。研究以香港为个案探讨腐败容忍度的测量及影响因素。腐败容忍度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整体的腐败容忍度、具体情形下的腐败容忍度和反腐败的行动意愿。基于2015年对香港市民1 025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市民对腐败的容忍度总体上很低。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则显示,教育水平能够显著地降低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此外,腐败经历和年龄也是影响腐败容忍度的重要因素。

论无权者之权力的生成以香港利东街居民运动为例

香港利东街的反拆迁运动是香港近年来抗争历史最长、反响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居民运动。作为"无权者"的组织,"H15关注组"凝聚和动员外部多元化的行动者和网络,开展文明而具有建设性的抗争行动,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展示了普通人在城市规划与重建方面也具备强大的生产性力量。政府部门也因此在具体施政和治理理念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和改进。"无权者之权力"的生成和增长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改变具体情境下的原有权力关系结构,推动社会变迁。

从歧见到共识:香港青年国民身份认同的政治价值观探析

国民身份认同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归属性国民身份认同,二是赞同性国民身份认同。当前,部分香港青年国民身份认同的分化与偏离主要表现在赞同性国民身份认同上,这种分化与偏离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香港青年持有的政治价值观明显异于中国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尤其是随着香港政治实践的发展,其原有的西式政治价值观开始走向异化、走向极端,并带来强烈的价值冲突。政学两界应该着重探寻遏制香港青年政治价值观异化和极端化之势,进而弥合归属性认同与赞同性认同的分化,协力推进陆港政治价值共识的形成。

香港公屋管理出现的问题及对内地的启示

基于对香港公屋管理的研究,首先分析了香港在公屋对象的进入与退出机制、公屋的后续管理与维护和公屋社区建设等方面出现的问题;然后针对内地保障房管理,提出了建立严格的资产和收入审核制度、服务为导向的专业化物业管理制度、政府主导和居民参与相结合的社区管理制度等建议。

澳门多元经济与珠澳整合

改变目前博彩业一业独大的产业结构,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已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以澳门多元经济为主题,在寻找澳门比较优势和反思珠澳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澳门多元经济的出路在于,以发展文化产业、促进旅游国际化为重点,以珠澳深度整合为承接点,站在更高更广的角度思考多元经济与区域合作的关系。

表达自由的理念与限度——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国旗案与美国最高法院焚烧国旗案比较研究

表达自由权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该权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实践中表现出与美国宪法上的表达自由权很强的可比性: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所秉承的表达自由基本理论以及所适用的法律解释方法和司法审查标准等都极为相似;与此同时,在个案处理上,两个法院又结合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保持了必要的差异性。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已经初步形成了比较鲜明和稳固的表达自由权的法理。

香港特区政府与第三部门在公共服务提供领域的关系分析

在不同历史阶段,香港地区政府部门与第三部门之间的两者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格局和不同的特点。作为"现时态",在公共服务领域,香港特区政府部门与第三部门之间存在着四重关系:以强制性命令—服从为主要特点的行政管理关系、以平等互助为主要内容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合同规范权利义务的行政契约关系和以非强制性鼓励为特征的行政指导关系。

论香港高等法院对“菲佣居港权”案的判决——兼论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法律效力

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在"菲佣居港权案"中,以所谓的普通法的解释方法,判决香港《入境条例》有关条款抵触了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的规定。香港法院的判决涉及中央与香港关系中的若干重要的法律问题:一是香港法院解释基本法刻意偏离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在有关的"释法"中明示的基本法的解释方法,香港法院片面地强调依所谓字面解释方法解释基本法也偏离了普通法惯用的对宪法性法律采用的目的解释方法;二是香港法院对基本法第24条中有关"通常居住"的理解也是错误的,非中国籍人无法凭藉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的判决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三是应当正确解读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效力,只有根据基本法的规定,才能建立起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释法方面的良性互动关系。

香港公屋政策的历史沿革及其对内地的启示

香港公屋政策先后经历了应对和规划两大阶段,前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政府为消除房荒而兴建徙置大厦和廉租屋,后一阶段可分为前后相继的政府主办和政府主导两个时期。在政府作用定位、社会力量协同、公屋发展动力、公屋建设质量及公屋社区建设等方面,香港的做法都值得内地参考和借鉴。

新公共管理与社会服务:香港的案例

自20世纪70年代福利国家危机以来,新右派对社会服务进行市场化改革,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并以物有所值、问责和顾客为本等新公共管理价值对社会服务购买进行管理,使福利国家转型为管理型国家。不过,新公共管理在社会福利领域的适用性一直存在争论。中国香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循着类似的思路启动了社会福利津贴制度改革,并建立整笔拨款资助制度。本文以中国香港作为个案,考察新公共管理引导下的政府购买服务对从事社会服务提供的非政府组织在资源和权力方面的影响,并为中国内地的社会建设提供参考。

香港政治文化的嬗变：路径、趋势与启示

梳理回归前后香港政治文化的历史嬗变,可将自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以来,香港政治与社会系统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其政治文化也相应地呈现三种不同形态:第一阶段,政治与社会系统呈现"低度整合"的关系结构,该时期的政治文化由"地域型"开端并逐渐转变为基于政治系统"输出"机制的"依附型"。第二阶段,政治与社会系统在港英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下接触并互动,该时期的政治文化,除延续以往的"依附型"特征以外,逐渐凸显民众对政府"输入"机制的认知、评价与参与。第三阶段,政治与社会系统的关系在社会自下而上的参与式压力下联系得更加紧密,政治文化由"依附型"逐渐转向"参与型"。

澳门回归十年综合生活素质研究

在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之际,本文通过对其综合生活素质指标体系的分析发现:由于澳门特区政府"一国两制"和"澳人治澳"的成功实践,回归后澳门居民在经济、教育、学习与信息取得、就业、家庭、公共安全、文化与休闲和两性平等方面得到显著改善。但与此同时,人口结构、自然环境与建构环境、健康与医疗、房屋等问题也日益凸现。展望未来,为实现澳门"全面提升市民综合生活素质"的目标,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完善养老制度,应对老龄化问题;提高空气质量,加强个体废料回收利用,加大市政园林绿化建设;加大政府医疗保健设施投入;增加公屋的建设,提高低收入者房屋补贴;加强收入分配调节;加大政府教育投入;关注单亲家庭儿童。

香港“青年危机”:表征、影响及策略

在全球青年运动此起彼伏的背景下,以青年或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违法"占中"等事件给香港社会各界敲响了警钟:香港青年出了问题。种种现实和数据统计表明,香港青年也确实面临着一系列有形无形危机,主要表现为:持续递减的人口危机、前景不明的职业危机、难以脱贫的贫困危机、日趋延迟的过渡危机和迷惘模糊的认同危机等。这些问题给陆港关系的深化融合、香港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青年个体的信心提振都带来极大隐忧和冲击。鉴于此,建议政府尽快出台青年发展战略、加大青年帮扶力度、广开青年民主言路和畅通青年晋升通道,以期消解青年危机,促进青年长远发展。

以全球视野审视和推动粤港澳全面融合

区域融合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一,我们必须站在全球视野来审视粤港澳全面融合。通过区域全面融合,粤港澳可以联手参与国际分工,加快产业升级,构建国际大都市圈,做大做强知识经济,更好地发挥中西文化转换桥作用,最终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的制度优势。本文试图在破解粤港澳融合所面临的难题,寻求更深层次的合作与创新,强化粤港澳全面融合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并着重探讨制度创新对粤港澳全面融合的促进作用。

澳门居民的主观幸福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收入是影响幸福的主要因素。但大量的研究发现,收入仅仅是影响人们幸福水平的因素之一。影响人们幸福的主要因素,不同的经济体和不同的社会群体可能存在差异。本研究通过随机抽样和电话问卷的方式,调查了1506名澳门居民,应用方差分析和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澳门居民的主观幸福水平平均为6.83分;影响澳门居民主观幸福水平的因素有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教育水平等;收入仅对低收入者的主观幸福水平有较大的影响,对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影响不显著。本研究支持了Easterlin的结论:收入对达到一定经济水平群体的主观幸福水平的影响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