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史学对“三权分立”的比附--以隋唐三省制研究为中心

“三权分立”概念在清末传入中国后为学人所熟知,梁启超等学者开始将隋唐三省比附于“三权分立”,具有以论代史和历史为现实政治思想服务的时代特色,逻辑并不严密。20世纪中叶以后,钱穆等学者认识到了生硬比附“三权分立”的不足,将“三省分权”的理论重点放到了分割相权上来,又借此构建了“三省分割相权导致政事堂成立”的主观联系,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三省分权学说的解释力。改革开放后,“三权分立”等西方政治学说再度激起了大陆学界的讨论,将隋唐三省比附于“三权分立”的研究重现世间。尽管这些论著基本忽略了学术史梳理与概念界定,却展现了不俗的影响力,法制史领域亦对相关结论有所吸收。借助学术研究的新进展,将分权学说应用于隋唐三省的疏误可以得到辩驳和纠正。

九品官人法研究:以一品并非虚设为中心

国内学者多认为,九品官人法之一品虚设。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其一,乡品一品为虚设的理论根据,是学者认为九品官人法的分类方法与标准源自班固的《古今人表》。而事实上,九品官人法的具体内容不是源自《古今人表》,而是源于《周礼》《礼记》与《左传》的有关记载。其二,魏晋时期起家官品与乡品、官品晋升与乡品、乡品评定与父祖官品等诸多关系,决定了一品实际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即乡品一品者才有资格升至一品官位,一品官的子孙与宗室子弟能被评为一品,他们皆从五品官起家足资证明。由于二品膨胀和西晋朝廷“以二品系资”的影响,宫崎市定的起家官品比乡品低四等的论断,仅适用于曹魏和西晋前期。其三,多种典籍均记载,魏晋、后赵与北魏都存在着乡品九等,乡品“二品以上”的大量史料,琴品、棋品、书品、画品的一品与九个等级,更佐证乡品一品和九等的实际存在。

我国封建社会政治话语权阐析

政治话语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其演变反映了历史发展和社会格局的变迁。在我国封建社会,政治话语权主要由皇帝、官僚、宗教和军事力量掌握,用于巩固皇权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话语权通过政令发布、决策阐释和意识形态塑造等方式,实现对社会的全面引导和控制。这种话语权具有绝对权威性和严格等级性,以及利益分配上的内部封闭性和稳固统治下的观念单一性,呈现出金字塔式结构,普通民众难以享有政治话语权。

中国传统乡村治理制度的历史变迁与价值重拾

中国传统乡村治理制度以乡里制度为基本载体,历经了从秦汉时期的“乡官制”、唐宋时期“乡里制”与“保甲制”并行、明清时期的“乡绅之治”到晚清民国时期“宪制自治”“乡村自治”“新县制”的演变历程,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创新留下宝贵资源。然而,中国传统乡村治理思想的宝贵价值却因对“现代性”的片面追求、对“城镇化”的错误解读以及将“西方模式”视为“治理范本”等而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只有重拾中国传统乡村治理制度对于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意蕴,推动传统乡村治理资源中的治理智慧同我国乡村实际相结合,才能为我国未来乡村治理奠定更加坚实的历史根基以及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唐代政治制度架构中的监临官和监临权探究——以《唐律疏议》为中心

监临权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行政权限。“监临权”一词出现较早,经过长期发展至唐代才通过律法的形式正式加以规范。通过对“监临”的发展演变、唐代对监临的界定、监临权的分设和行政层级上的区划、唐律对监临渎职行为的确准、规范、强弱等差惩处等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辩证地认识监临法制问题。唐代监临法制建设是在吸取前代制度精华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与政治状况而逐渐形成的,在封建制度的背景下虽然有其弊端与历史局限性,但在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发展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新思路新实践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已形成了新的边疆治理体系;认为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的特点是一个核心,两大目标和三大格局:一个核心——"治国必治边"的重要思想;两大目标——维护边疆地区的发展与稳定;三大格局——边内治理、边疆治理与边外治理的结合;新时代的中国边疆治理体系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在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的指导下,党中央在边疆治理实践方面开创进取,因地制宜地制定了相关边疆区域发展战略;重塑了中国边疆的历史社会地位,使之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核心区""枢纽""窗口"和"支点"。

法国中央与地方教育立法关系的调整

世界各国的教育立法,根据其订立机构的不同,可以分为国家教育立法和地方教育立法两大层次。其中,在以集权教育管理体制为主的国家里,国家层次的教育立法占据着明显重要的位置,而在以分权教育管理体制为主的国家里,地方层次的教育立法又有着明显的优势。二战以来,为了更好地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世界各国通过国家与地方教育立法关系的调整,使集权制与分权制教育管理体制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开展国家与地方教育立法关系的研究,不仅能够使我们清晰地认识两大层次的教育立法机构不同立法地位形成与变迁的过程,同时,通过对一些深层次问题的挖掘,也可以使我们准确地把握世界各国教育管理体制中集权制与分权制相互融合的一些内在趋势。本次笔谈选取了五个国家作为研究的样本,其中,中国、法国、日本作为集权制教育管理体制的代表,美国和澳大利亚作为教育分权制国家的代表;同时为了更加清晰地说明问题,5篇文章有的是从宏观上对立法关系进行概括,还有的是从微观层面结合具体立法探讨此种关系。当然,从所选择样本的广度和对问题研究的深度来说,本次笔谈还有许多可以商榷的地方,但瑕不掩瑜。愿本次笔谈能够为包括中国教育立法体制在内的全方位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迪。

试论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及其精神

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体系中的轴心性的制度。对于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研究是近来学术界的一个热点。本文从讨论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含义范围出发先后分析了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两种不同的形态,解释了这一制度背后隐藏的精神,及其转化问题。指出了汉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特性。

清末新疆善后局刍议

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奉命带兵收复新疆,在此过程中,针对新疆政治混乱、经济衰败的局面,设立了临时性机构抚辑善后局。该局的设置,使收复后的新疆政治趋于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并且为1884年新疆建省奠定了基础。同时,该局的设立也改变了清代管辖以来新疆各地官员民族成分的构成,对新疆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秦汉郡县制对我国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启示

秦汉郡县制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 ,对秦汉乃至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与其本身所蕴涵的文明的制度机理是分不开的 ,如通过改革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精心设置行政区划、重视构建权力制约体制、建立灵活的用人机制等。这些文明的制度机理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具有启示作用。

邦国、王国与帝国:先秦国家形态的演进

先秦是中国文明史的开端 ,是中国文明从逐步萌生走向繁荣昌盛的重要时代 ,其内涵十分丰富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有待深入开掘的地方也比较多。其中对先秦社会形态的研究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也可以说是一个学术热点。先秦社会形态的研究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大学术工程 ,其主要内容大体包括早期的国家形态、社会结构、社会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社会文化和社会思想等方面。为了推进这一学术领域的探讨 ,本刊邀请国内部分专家学者 ,从不同的学术视角撰写了以下一组笔谈文章 ,并从各自的切入点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以期推动先秦社会形态诸问题的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中国的民本思想与民主意识

在提高全民民主意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有些学者主张批判地改造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创立新民本主义，用以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哲学的基础。由于这种观点颇有一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意味，很得一些刊物的肯定和宣扬。笔者疑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已有...

宋代功臣配享述论

功臣配享是古代帝王对有功之臣的最高酬劳,也是激励其他臣僚、引导政治舆论的重要方式。宋代在继承前代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配享之制。在配享功臣的选择上,宋代君臣本着尊崇宗庙和激励后继大臣的原则,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并依据了较为严格的标准。功臣配享与宋代政治关系密切,它反映了当朝君臣的政治态度,是当权政治集团利益和要求的直接体现。

保育式政体——试论帝制中国的政体形态

帝制中国是封建社会与专制政体,似乎早已成为政治常识。然而,生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常识难免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帝制中国的"专制政体说"产生于清末,源自外部对中国政体的观感与指认,进而被国人所广泛接受。"专制政体说"经由地方性知识到一般性知识的转换,使得帝制中国政体的独特性被忽略,且难以解释帝制中国与现代中国的特殊性及接续性。从地方性知识出发,重新考察帝制中国的政体属性,"保育式政体说"也许更能反映帝制中国政体的特质,且有助于摆脱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削足适履"的思维习性。

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与运作逻辑

传统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促进政府合法统治的重要基础。传统国家乡村治理以乡里制度为载体,历经夏商周到魏晋南北朝的乡官制时期、隋唐的轮差制转折时期以及两宋到清朝的职役制时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士绅精英和普通村民作为乡村治理的四大主体,并非静态的命令服从关系,而是上下互动博弈与合作配合的关系,其中,士绅精英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科举制度、宗族制度和乡规民约共同编织成制度网络,贯穿于传统乡村社会治理过程始终。

明代“限制边茶以制之”立法及其治藏主旨——以边关将吏和茶商严厉禁约为例

“限制边茶以制之”是明朝以“以茶驭番”经济手段促使并强化藏区政治内向的重要而富有特色的政策之一。明朝无论是茶禁立法还是执法实践都恪守严惩把关将吏和茶商违禁。它的形成是与明朝整体的边疆治策和具体的治藏手段密切相关。

皇权如何下县:中国社区治理的“古代样本”

“皇权不下县”很难解释古代基层社会的治理,中国自先秦就开始了编户入里,“里”的范围与功能与今天的社区相近,“里治”可被视为古代的社区治理样本。“里治”经历了“里长官任制、里长职役制和里治官僚化”三个阶段,越到后期,中央集权越得到加强。乡里制度、户籍制度与赋税制度是皇权下县的三条铁链,构成古代“家国政治”的制度基础,古代社区治理呈现出“皇权控里、绅权辅里、民治于里”的结构。受经济结构基础所限,国家权力的扩张限定在“政治性”一侧,剩余的社会治理往往处于“自发秩序”而非“自治秩序”。古代社区治理的部分基因延承至今,是中西方社区治理差异的重要特征。面对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应当将社区视为加强国家社会性职能的窗口,在国家自主性增强的同时,增强社会的自主性,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

我国古代政府质量管理体制发展历程研究

对我国古代政府质量管理体制发展历程的实证考察,有助于理解我国古代政府质量管理体制发展的一般规律。本研究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察,梳理了主要历史时期与政府质量管理相关的机构、职官、职能和管理方式,并分析了我国古代政府质量管理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特点。我国古代政府质量管理的发展历程是由直接质量管理转向间接质量管理,具体表现为:从生产过程的质量管理向流通和交易环节的质量管理转型;从直接行政干预管理产品质量向发挥市场竞争与习惯性规则在质量管理中的作用转变;由单一政府主体管理产品质量向依靠牙侩、行会等多方社会主体参与质量管理转变。

家户制与家户国家:中国国家形态的一个解释框架

家户制是传统中国的基础性社会制度,其内涵包括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方式、以家长为主导的关系模式、以家户为中心的观念意识以及以户籍为标志的国家责任。从基础性制度着眼,中国是典型的家户国家,并由此形成其国家特性,表现为强大的国家能力、国家运行的自给性特征以及国家对社会的纵向支配。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个体主义的兴起和政府权力的介入,典型意义上的家户国家趋于消解。然而,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模式或制度“基因”,家户制并不会被完全取代,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延续,并成为影响中国国家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养老服务项目面临的制度困境——以新制度主义为视角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养老服务项目有力地发挥了辅助和补充政府职能的积极功能,但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复杂的现实关系折射出社会组织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遭遇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制度性困境,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中的劣势导致其过分依赖政府资金,社会组织疲于应付各种台账检查,社会组织未获得政府足够的过程性支持。借鉴新制度主义的观点,制度困境的根源在于政府在转移养老职能的过程中没有为社会组织提供适恰的制度规范,而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应该结合社会文化背景和养老服务的特点,从优化管制要素和内化文化-认知要素两个方面来进行制度创新,以改善社会组织所处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