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政治艺学策”与清末科场风气

“策问”本为明清科场考试时务和经史的科举文体,然而由于殿试重楷法与乡会试偏重头场的风气,实际泛滥“空策”之风。鸦片战争前后,变革科举以求取真才、挽救时局的取向之一即为革新策问,强调应专试各种实际学问,以及容纳西学。梁启超、康有为、张之洞等人先后主张以各国政治与艺学选拔人才,由此形成“各国政治艺学策”这一新科举文体。随着新章推行,坊间反应积极,编选各类选本,供应试士子揣摩,成为一门火热的生意。就各级科举考试衡文校士的实际情形而言,新科举文体渐冲破中国文章之学的藩蓠,但也因文体之变引发科场风气浇漓的非议。“各国政治艺学策”旨在以中国固有文体容纳西学、西政及西艺,这不仅是清末科举改制艰难进程的一个缩影,而且折射出中西学相遇相融的基本面相。

明洪武开科诏福建解额二题

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下诏开科取士,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每省按给定解额录取考生。学者注意到史籍中对两广分配解额多有相异记载,认为基于全国总额500名,应天府解额100名,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广九省每省解额又为确定无疑的40名,则广东、广西解额应各20名(汪维真:《明洪武三年乡试解额献疑》,《江汉论坛》2009年第2期)。

科举停废后童生、生员的多种出路和选择——以四川南部县为例的考察

停废科举是清季制度与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对后世影响深远。为缓解停废科举可能引发的士心震荡,清廷尽可能多地为身处科名底层的童生、生员安排出路,如兴办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出台优渥的科举善后考试政策等。在四川南部县,童生和生员还有从事新政公务、私塾教读等出路可供选择,且童生还能通过获取“训生”的方式来弥补旧学功名缺失的遗憾。此外,清廷及各直省地方在学堂入学和科举善后考试中亦多有变通,为年龄较大的童生、生员以及转习新学成绩不佳者宽谋出路。然而,由于清廷对学堂、科举二途的理想化预设,低估了“科举情节”的影响力,加上忽略州县公务对解决童生、生员等旧学人员出路的重要作用等因素,出路过多也带来诸多问题并引发系列乱象。这不仅影响清廷疏通旧学之成效,也给新政运行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失之于“多”的科举善后举措,其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教育改革亦有镜鉴与启迪意义。

清代武生童试中的“冒籍”问题

科举制度是一种相对公平的官员选拔制度,还是一项教育和文化促进制度。此项制度促进了国民素质的提高,也促进民间学风的提升,更推动了中华文化的进步。清朝“上承明制”,通过科举考试取士笼络知识分子。然而,在分区定额与原籍应试原则之下,冒籍成为清代科举的一大顽症,为了维护科举秩序,通过稽查户籍、严格廩生保结、验对亲供、严格选拔监考官员、制订严厉的惩罚制度等手段,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系统完备的冒籍防范机制。其中,“审音”这种方法对于预防冒籍,“端士习厚民风”,起到了重要作用。

科举制度如何推动唐代文学发展——评《唐代科举与文学》

唐代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颗耀眼明珠,尤其是唐代诗歌,是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唐代文学得以繁荣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社会稳定、经济高涨等因素以外,科举制度对于文学的影响也极为重要。唐代以诗赋取士以及统治者对文学的重视,是唐代文学得以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笔者在主持2023年度河北大学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地域文学视域下的唐代赵郡李氏家族文学研究”(项目编号:HBU2023BS012)过程中,研读了傅璇琮先生撰写的《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该书通过科举展示了唐代文人生活道路与心理状态,进而探索了唐代文学的发展风貌。

明代会试分卷录取制创立、实施及变迁考实

为保证边远落后地区的举人应考会试具有一定考中率,洪熙元年,明仁宗与杨士奇创立了会试“南六北四”分卷取士制度;宣宗嗣位后又予重申,并在宣德二年和宣德五年的会试中得以切实执行,宣德八年会试得到基本执行。正统元年会试又进一步细分为南、北、中卷,各按“六、三、一”的比例录取;正统四年会试复改为各按“五五、三五、十”的比例录取;其后,又经历了诸多科次的分卷占比波动甚至短暂的罢行、改制,自嘉靖二十九年会试开始,“南五五、北三五、中十”的录取比例才获得稳定、严格的执行。对上述史实的审慎考证,既反映了明朝会试在以考试成绩为取士决定因素前提下对科举欠发达地区士子予以适度照顾的长期摸索和坚持,也说明了对相关史料进行严谨考订和溯源辨误在史学求真中的极端重要性。

帝德构建:咸通二年试《盛德日新赋》的文化导向

唐懿宗朝咸通二年进士科试《盛德日新赋》是从“取士”角度表现了对上层建筑的关照,彰显着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在朝代实貌上,“盛德日新”是社会现实条件下对帝德的必要性呼唤。就主司和考生两个层面而言,此题有对懿宗成为圣主贤君的期待及对帝德建设的自觉参与,这也是“士”阶层自我意识的高度展现。咸通二年试《盛德日新赋》一方面表现出儒家文化在李唐王朝运行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体现着“士”阶层希望用自己的思想来匡正帝王行为的意识。最为重要的是,咸通二年所试《盛德日新赋》彰显着帝德构建的鲜明政治色彩。

数困棘闱:徐渭科考探赜

徐渭参加乡试8次均落第,一方面受到明代中后期科考大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其个人户籍、家境、课业等原因综合所致。纵观徐渭科考生涯,可以从3个角度来考察其科考的具体情况:一是父亲(徐鏓)、仲兄(徐潞)均利用军籍入卫学参加科考,而徐渭未利用军籍而是直接入县学;二是徐渭参加科考时,生员中举率极低,竞争异常残酷;三是徐渭落第后的治生问题,治生水平、方式直接关系到其能否继续参加科试。

唐代选官制度得失——以科举制为中心的思考

选官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僚运行机制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唐代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高度发展的时期,其科举制选拔人才具有选拔范围的开放性、选拔标准的全面性等优势,在吸纳人才、促进社会流动、扩大统治基础、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有着积极意义。但唐代科举制也存在忽视公平、选拔的人才行政能力欠缺、忽视道德问题以及科举中的一些陋习易滋生朋党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制定并实行实际的选拔标准及规章制度,保障其有效实行。

以诸城市博物馆馆藏文物、诸城名人透视清代科举文化世家与翰林群体的崛起

诸城自古多名士,特别是明清两代,境内相继出现了“东武西社”“诸城十老”“张氏四逸”等文学社团和著名文人以及臧、王、刘、李、丁五大世家望族。他们出则为民请命、整顿时弊、造福一方,入则以文会友、相互唱和、寄情山水。他们秉承祖风、诗书绍继,促使诸城文化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论经学流变、政治文化对中国科举史的影响

中国古代科举史在取士科目上经历了从唐、宋的多科目取士到元、明、清的“有科无目”的变化过程,在考试文体上出现了从诗赋取士、经义取士发展到“专重四书文”的变化过程。在这过程中,王安石在其科举改革中提出“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虽然仅仅推行数十年,但对当时及元、明、清三代的科举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学界已经充分注意到王安石提出的罢诗赋而重经义,但是王安石的“罢明经、诸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有科无目”的制度特点更应该引起重视。元代不但沿袭了王安石的“有科无目”的制度设计,而且首次将四书作为整体确立为明经科中的第一科目,从而将理学置于经学之上。这种理学试士的做法为明、清两代所继承。元代以来的这种科举制度的变化与其政治文化上的“一学术”“一道德”的取向是紧密呼应的。

论清代贵州武举兴盛的表现、原因及影响

清代贵州武举肇始于康熙五年(1666),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结束,前后历时235年,是贵州武举走向兴盛的重要时期。其兴盛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清代贵州武进士的总数是明代贵州开科取士(乡试)后武进士总数的三倍以上;二是清代贵州武举与开化较早的周边邻省相比并不逊色;三是清代贵州武举出身者被授予的官职普遍高于明代。究其原因可归于四大因素:一是“文武并重”思想的推行;二是贵州的军事战略地位日益凸显;三是战乱呼唤武举人才;四是厚重军事文化的熏陶。其产生影响主要有三:一是培育了大量戡乱的军事人才;二是提高了贵州军人的声望和贵州在全国的地位;三是改变了外界对贵州的观感。

抽签式选举:中国古代各民族的实践模式及其理论价值

在代议民主体制的实践结果与原初价值之间出现脱节现象的背景下,为了疗救民主体制,理论界围绕着抽签与选举的争论形成了两大阵营。而论战双方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将抽签与选举视为相互替代的工具。结合抽签与选举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在将选举视为一个挑选过程、抽签作为挑选工具的背景下,以选民和候选人的关系为标准,可以区分出四种抽签制度的理想类型。结合前期研究的成果可以发现,这四种类型的抽签模式在中国古代各民族中都有过实践。理解中国古代各民族的抽签实践,既可以在理论上扩展抽签研究的范围,也对当代民主实践有重要启示意义。

清代贵州科举考场述论

贵州在清代为科举小省,在各级各类科举考场的建造方面,同样处于追赶者的地位。清代贵州乡试贡院的号舍数量少,只有不到5000间;全省各州县建造的县试考棚也只有6座,在全国仅多于甘肃、中国台湾两省。不过,清代贵州的学政试院却有14座,其数量和空间分布率在全国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清代贵州各类科举考场的建造和维修,也都有众多官绅参与其中,这充分体现了清代科举考场“以公益求公平”的核心特质。

树立“以人为本”志愿服务工作理念开创博物馆志愿服务新局面——以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志愿服务工作为例

志愿服务对于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支撑作用,是博物馆借助社会公众力量服务社会的一种重要方式。文章选取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的志愿服务工作为研究对象,从“以人为本”的视角,通过采用案例分析和归纳演绎,探讨如何在新时代创新博物馆志愿服务工作,促进形成社会、博物馆、志愿者良性互动可持续发展的格局。

元代科举与社会舆论的生成及传播

元代科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对于元朝官方和民间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影响之中,有关科举生成的社会舆论及其传播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元代科举在长期废置的情况下举行,引起全国社会舆论的活跃和各社会群体的频繁互动。元朝在后至元元年废除科举,再一次引起社会舆论的高涨,反映了元朝蒙古统治下科举发展的艰难历程。元朝科举实行期间,每次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之后,都是社会舆论生成和传播的活跃时期。元朝科举试题涉及当时现实问题较多,大部分问题都是当时士人和官场热议的问题。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们在分析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传统儒家治国理念为指导,探讨相关问题的解决办法,写成答卷。一些优秀答卷会在科举考试以后出版的《三场文选》之类的科举参考书中收录,促成了这些社会现实问题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被更多的人议论,从而形成社会舆论,促成士人参政、议政,引起士人与官方之间的良性互动。

清初武进士孙开图会试考卷及生平考论

武科考试作为清代系统抡才制度的一环,相沿二百余年。由于武科原始史料相对匮乏,清初尤然,以致相关研究留白尚多。本文以新见顺治六年(1649)武进士孙开图应武科会试考卷为对象,详细解析该试卷的书写体式及关联制度与答卷策论内容,并借此考述孙开图的生平履历。通过此项微观实证考察,尝试从方法论层面针对科场考卷,就其物理形制、文字符号、内容思想及其关涉人物展开综合研究,进而探索科举文献、人物以及关联制度研究并进互补的可能性。

南宋忠州守《王兴孙墓志》考释——兼论南荣“义门王氏”家族的世系与兴衰

王兴孙为两宋之交巴蜀地区南荣“义门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生平事迹罕见于史籍。荣州出土的《王兴孙墓志》对其家族世系、生平概况、为官历程有较详细的记载,据此墓志可解开南荣“义门王氏”家族世系之概貌。结合家族其他人物墓志及传世文献,可考察唐末两宋南荣“义门王氏”家族的兴衰历程及王兴孙相关史实。

重庆历代进士举人高官考

重庆历代进士、举人中,官秩二品以上的有宰相1人,六部尚书23人,翰林承旨1人,左右都御史15人,布政使、巡抚27人,两江总督、总兵、提督、都督、副将13人,民国参议院参政、国务院秘书长2人,均在各自岗位上为社会作出了贡献。

中国科举博物馆文化符号在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科举博物馆携带着丰富的科举文化符号,但此类文化符号应用在设计中却出现同质化、缺乏创新等问题。因此,从文化背景、地域特征、文物载体这三个层面入手,挖掘其中的科举文化符号,并提炼科举文化文创设计的创意来源,推进设计实践,从而帮助提升中国科举博物馆文创的文化性、地域独特性、审美性设计,促进传统科举文化在设计中的创新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