麴氏高昌世系、職官補考——以《麴仕悦像記》爲中心

麴氏高昌國延續約一百四十年,並非短促的政權,所以能在歷史舞臺上發揮持續性的作用,並留下較爲豐富的歷史遺存。同時高昌又地處中西交通的咽喉要道,在當時的中西交流、民族互動中發揮重要作用,與中原政權體現出來的密切聯繫也可作爲我們審視中原内地歷史的參照和補充。也正是基於其重要性,學界依據目前已出土的大量文書、磚誌及其他考古資料,對麴氏高昌政權的各方面進行了探討,並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

本色出身與本司遷轉:論唐代伎術官的形成

漢代的官制體系中,中朝官·外朝官、文官·武官等是常見的職官分類方式。魏晉南朝以降,雖然舊的職官分類仍然存在,但清·濁官已經成爲最爲判然的官職類别,其特徵在於官以人分。(1)進入唐代,以人爲中心的品位性分官不再具有那麽高的優越性,重新統合職官體系勢在必行,一些新的職官分類出現了,伎術官就是其中之一。以往的制度史研究僅將伎術官視爲邊緣化、地位低下的文官,較少將其作爲專門的職官類别與序列加以措意。

中華書局點校本《晉書》職官問題考辨

在中國古典學研究領域,魏晉南朝(或曰“六朝”)通常被視爲一個整體的時段。20世紀70年代,中華書局陸續出版了《晉書》和“南朝五史”(《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的點校整理本,其中的《晉書》由吴則虞先生點校、楊伯峻先生編輯整理,訂正了此前流傳文本的不少訛誤,取得很高的學術成就。筆者近來閲讀此書,發現其中頗有職官混誤的情形。

论南宋时期的一种新型官职——借补官

借补官出现在北宋末年战争时期,是诸军将帅或监司郡守等用白帖临时为有功之人补官的一种权宜之制。借补入官者主要是平民百姓和低级军官,他们通过战争时期的特殊入官方式成为官员。借补官虽然只是一种“临时”官职,但也有着一套比较规范的授官程序和严格的付身文书规定。借补官之所以在南宋能够成为定制,与当时处于特殊的“战时状态”有着一定的关联。

试论麴氏高昌中央诸曹职掌

试论麴氏高昌中央诸曹职掌孟宪实，宣红麴氏高昌（５０２—６４０年）的政治制度，自从运用了吐鲁番出土资料后，研究已取得很大的进展①。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只就麴氏高昌中央诸曹的职掌进行一些讨论，不妥之处，敬请批评。１、诸曹概说关于麴氏高昌中央行政部...

辽朝南面官研究——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碑刻资料证明,辽朝南面官的结衔总计包括10个方面的内容,依次为:功臣号、职、阶、官、散官、宪、勋、爵、邑(封)、赐。职是实职,官代表品级,其他皆为虚衔。官员在职、阶、官、勋四个方面的升迁并不同步,但官与职大致存在对应关系。根据碑刻复原的辽代南面官的散官系统,既不同于唐代的实职官,也不同于北宋前期的寄禄官。从门下省、尚书省及六部等机构的属官多作为官称而非职名来看,辽朝并未实行三省六部制,南面朝官的主要权力机构为枢密院和中书省。

五代巡检研究

巡检作为官称大体始于中晚唐 ,五代时 ,已逐渐形成按行政级别分层设置的模式 ;此外 ,在盐池产地、交通要道和军队中也大量设置。充任巡检使者的身份地位高低不等 ,但都由武将充任。五代巡检使所带之兵由几百至几千人不等 ,甚至有带上万名兵士的 ;所带兵种有禁军、州兵、乡社兵 (民兵 )等不同种类。五代巡检作为一种差遣 ,其设置、任命都体现出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意图 ,这一制度对宋代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唐代城主新议

关于城主一词的含义,学术界众说纷纭。目前所知有关城主材料多见于唐西州。本文主要从吐鲁番地区旧有和新出的唐西州文书、墓志出发,考辨出唐西州存在着县以下、里以上,乡一级的城主。在此基础上结合对唐代乡里运作机制的考察,进一步讨论了城主的职掌。本文认为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所见城主并非传统认为的乡长,而主要是在乡城中负责守城、防御和城内治安等事务的下级官吏,具有一定的权力,又形同色役,是敦煌、西州两地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与唐代乡里制度相交融的产物。

论明代俸禄制度演变的原因及其影响

俸禄制度是古代职官制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制度之一,俸禄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官员的廉洁状况。明代官员的俸禄是典型的薄俸制,历来有"最薄"之说。明代的薄俸制,严重影响了明代的政治生活,造成廉吏难支、贪风不息等恶果,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试论唐代市舶使的职能及其任职特点

试论唐代市舶使的职能及其任职特点宁志新市舶使，是唐代始设的管理海外贸易的官员之一，且为以后的宋、元、明三代所长期沿用。因此，深入探讨唐代市舶使的职能变化及其任职特点，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试就这两个问题略抒管见，敬请方家教正。（一）唐代市舶使于开元初年已...

晚清督抚衙门房科结构管窥

晚清是我国古代至近代政治制度发展的重要转型期。房科作为清代职官体系外的非正式机构,事实上成为各直省督抚衙门内部行政职能运作的基本载体。随社会变动与政治格局变化,晚清督抚衙署房科结构日趋复杂。其新旧杂揉的特征,与文案处及文案委员的出现相辅相成,既反映出近代行政职能扩展和业务细分化的趋势,奠定了1907年外官改制的重要基础,同时亦表明变化中的旧式督抚衙门已渐具近代省级政府的雏形,成为从传统幕府转向近代职官制的重要过渡。

晚明清初督抚辖区的“两属”与“兼辖”

晚明清初,省域巡抚与区域巡抚的辖区是互相重叠,而不是此盈彼缩,出现了较为普遍的"一地两属"现象。省域巡抚总管一省的行政事务,区域巡抚专管辖区内的军事行动,双方有时也会协商处理一些事务。由于两类巡抚长期共存,在实际政务运作中,"两属"地区的道员会同时向省域巡抚、区域巡抚请示、汇报一些民政事务。晚明的总督名义上管辖数省,实际上只管辖一省的军事、行政事务,对其他各省只是"兼辖"相邻区域。

西汉司隶校尉职务及地位的变化

西汉司隶校尉职务及地位的变化朱绍侯司隶校尉在西汉的官制中，是一个很特殊的官职。不仅职务特殊，其地位也非常特殊，而且其职务和地位也在不断的变化。要研究西汉君主如何加强对中央集权的控制，搞清司隶校尉的特殊职务、特殊地位及其演变的情况，实属必要。《汉书·百...

唐代吐蕃众相制度研究

唐代吐蕃的宰相制度,是吐蕃官制中最具变化和代表性,且影响吐蕃王朝最深者。吐蕃王朝的宰相制度,历经四变:其一为独相制;其二为众相制;其三为僧相制;其四为回复众相制。其中众相制的推动与实施,对吐蕃王朝影响极其深远,包括确保了悉补野氏政权的祚命,稳定了当时吐蕃的政局,阻绝了臣下太阿倒持的现象,赞普重新站上了国家最高领导者的位置,也使得赞普王室手中多了操控吐蕃政治与吐蕃氏族生态的利器。文章以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大事纪年》及吐蕃碑刻铭文为主要史料,勾勒出吐蕃众相制的部分轮廓,并对其内涵进行了分析,包括众相的官衔、员额、任期、职权以及众相是为大论的候补人选等,认为吐蕃成功地师法唐朝的众相体制,且深得众相制的精髓,再次证明了唐蕃文化关系的密切程度。

微博恐惧凸显官员群体几大软肋

中国部分官员还没有从传统政治思维中解脱出来，头脑中依然持有“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落后观念，还没有建立起“官员应该熟练运用大众媒体，甚至驾驭新媒体”

汉西域都护的始置及其年代

本文利用文献资料 ,结合出土汉简材料 。

从职位到官位(一):以汉魏南北朝的校书郎为例

西汉时期的"校书"只是一个职位,是由他官兼领的工作。东汉的"校书郎"是由"校书"职位和"郎"官位组合成的一个习惯用语,其本质是郎官,也就是以郎官去领校书。虽然东汉有校书部这样的机构,但并不管理校书郎。魏晋新设的"秘书郎"本来是取代校书郎从事校书工作的官员,但由于门阀社会的成立,秘书郎异化为高门大族的起家官,当官而不任事。对于这种情况,南朝继续采用以他官领校书的老办法,北朝则在秘书郎下新设校书郎以从事校书工作。两汉的他官领校书与北朝以至隋唐的校书郎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专家治专学,后者可能只是从事简单的文字校对工作。对"校书"从职位到官位演变过程的个案考察,或许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官僚制度形成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唐代县主簿初探

唐代县主簿是县级行政制度中的重要官职。其设置在唐代前期比较稳定,而后期则体现出了不确定性; 县主簿具有勾检、监印及部分司法职能;县主簿的出身有科举、门荫、流外入流等途径,而他们的迁转去向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主要为县政官员及言官、御史等。

宋代县丞初探

县丞作为县内的副长官 ,主要是协助令长通管县事。宋代的县丞虽对前代有较多的继承 ,但仍有一定的时代特色。宋代县丞的废设与县内人口、县务等密切相关。县丞的职掌范围包括负责农田水利、坑冶、常平 ,协助令长处理狱讼、催督赋税等 ,同时还被委以其他任务被檄差出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这些职掌经常由于与令长的权力相冲突而被废弛。此外 ,县丞在宋代还具有监督群吏的职能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令长与佐贰官之间的关系复杂化。

清代州县审断的灵活性——以清代南部县档案中“判词”为例

分析清代川省南部县档案中的"判词"在知县审断中的运用、形式、内容以及作用等呈现出的特征,可以揭示有清基层衙门在审断纠纷上与中央官厅的不同面向,进而从审断中表达知县态度的文本——"判词"——这一侧面,说明了至少清季州县在纠纷审断上所具有的,也是当下司法所不具有的灵活性或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