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空间规划与治理的融合路径

乡村公共空间是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乡村人居环境和谐、空间公平正义以及社会关系凝聚有着重要的意义。乡村公共空间治理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从“空间—社会”互嵌视角出发,解析乡村公共空间内涵,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界定乡村公共空间的类型和范畴。基于对乡村空间规划与治理的现实逻辑分析,从公共空间治理缺失视角总结双轨制乡村空间治理呈现的治理边界扩大、治理权责模糊及治理功能弱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公共空间为接点,回应乡村空间规划与治理融合的现实需求,并探索乡村公共空间管控与建设、公共空间治理共同体构建以及公共空间治理功能再造的实施路径,为实现乡村空间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春秋》经传对世卿阶层史事的历史书写与解释

有关世卿阶层的史事是《春秋》经传历史书写的主体,但经传对于史料的编纂与解释存在明显差异。《左传》预设了一种对世卿之“世”与“不世”原因的解释,并在历史书写中力图通过史事之间的联系来揭示这种因果关系;《公羊传》则是在构建历史解释时就抛弃了《左传》所提供的史料,转而通过对《春秋》叙述的模糊化解读来构建一组信息因果链,进而提出“世卿,非礼”的历史认识。西汉以后的史家多继承了《公羊传》的历史观,在历史书写的证据选择上,则是通过从《左传》的整体叙述中抽取部分例证来验证《公羊传》“世卿,非礼”的合理性,《左传》、《公羊传》皆以各自预设的历史解释来完成对世卿的书写。这些书写方式上的不同,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在历史解释方面的差异性,而且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在认识论形成路径上的差异提供了一个视角。

明清之际川藏道的兴起及在中央和西藏地方中的连接作用

明清之际,川藏道逐渐兴起,并成为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的重要连接纽带。除了中央政府的主动开拓,西藏地方也参与到了整个进程之中。自明中后期开始,大量藏族僧俗人员自川藏道前往内地朝贡,并将巨额茶叶、布匹、金银等物资带回西藏,这是“汉藏金桥”兴起的重要背景。当康区的白利土司阻断了川藏道时,以五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支持蒙古首领固始汗,攻灭了白利。清初,西藏地方与内地在川藏道东端打箭炉广泛开展贸易活动。康熙三十九年(1700)“西炉之役”与五十九年(1720)清军进藏驱逐准噶尔后,川藏道沿线多数地区逐渐纳入四川省管辖,清朝为保障道路畅通,以巨额茶叶与白银对西藏地方进行经济补贴。由川藏道的兴起及中央与西藏地方的互动,可以深刻理解该道成为双方连接纽带的原因,以及西藏地方牢固纳入中原政治体系的内在逻辑。

宫观官制度与南宋前中期信州文人群体

宫观官制度对宋代士人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他们的退居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促进了地域文学的繁荣。南渡初期,吕本中与曾几先后领任宫观官寓居上饶,在他们的吸引下,信州一带的文人士大夫时常聚饮酬唱,形成了颇为闻名的地域文人群体。南宋中期,赵蕃监南岳庙闲居玉山30余年,接续吕、曾倡导的文化精神和文学传统,与当地耆旧诗人往来频繁,成为信州文人群体的核心人物之一。与此同时,辛弃疾因罢官而主管冲佑观赋闲带湖和瓢泉长达20年,其信州诗词透露出闲逸自适与愤懑不平交织的心态,塑造了人生最后阶段的双重自我形象:赋闲归耕的“稼轩居士”和壮志未酬的爱国文士。

明代中央王朝与播州杨氏土司的文教互动研究

中央王朝与治下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文教互动是巩固国家大一统局面、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性的具体体现。明代中央王朝为强化对播州的统治,在“以夏变夷”“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下,与播州杨氏土司展开了积极的文教互动。在双方互动中,直接或间接、明里或暗里展示出各自的利益诉求与博弈。这些诉求与博弈客观上为双方构筑起了彼此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合理空间,促使双方在儒学建设、儒学教育、史学教育和凶礼等方面总体展现出自觉、有序、和谐、积极的发展态势。双方的文教互动不仅提升了播州官民对中央王朝文化、政治的认同感和接受度,强化了明代中央王朝对播州的统治,也促进了播州杨氏土司的政治存续和播州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一道平冈是九边

长城是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设施,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进攻的重要防线。明代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尤为明显。明太祖开国时期,西逃蒙古余部势力还在,东北女真部落逐渐壮大。为应对边患危机,明代加强长城修筑,形成“九边”军镇的抵御体系,大小堡垒数百座,构筑了一条较为坚固的防线。清政权建立后,长城内外各民族交往频繁,关外少数民族与清廷不再是紧张的对峙关系,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发生了改变。

明代“金牌信符”制度管窥

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各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维持着紧密的联系,彼此间进行着频繁的经济往来。其中,长期存在的“茶马互市”成为显著的经济交流形式。这种交流通过以马匹交换茶叶的方式,促进了中央王朝与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唐宋时期,汉藏民族之间的茶马交易被视为自愿的经济活动,几乎没有强制性成分。然而,明朝的茶马贸易逐渐脱离纯粹的经济范畴,呈现出更多的政治因素,并且由于封建体制经历了初期的变革和巩固,形成了具有强烈中央集权特征的政治结构,明朝将中国古代国家机器中至关重要且不可或缺的符牌与茶马贸易结合,推行了“金牌信符”制度,这一制度的出现不仅仅是赋予符牌新的特殊功能,更是给明朝中原王朝治理少数民族地区提供新的政治工具。

“治”、“道”之间:清代土司与圣裔五经博士承袭制度比较研究

中国历史上治统与道统理念的变化是学界关注的重要学术论题,对于清代官方所推崇的治统、道统理念研究,可以通过边疆与中原相类似的制度安排对二者进行考察。清廷在边疆地区、民族群体中施行的土司制度与其在中原地区为优待圣贤后裔而施行的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制度,在地域、身份、权力等方面不尽相同,但具体到二者的承袭制度却可以看出,承袭资格中的身份、年龄、身体条件与承袭程序中的题请主体、承袭时限、承袭考试方面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清代统治者基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和多民族共同体渐趋形成的现实,针对治统与道统关系进行的“治道合一”、“治主道辅”和“继道统而新治统”的理解与构造,对两种承袭制度特点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土司应调从征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以“保靖土司”征调为例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的共同认同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持续增强并逐渐升华。土司作为少数民族社会的政治精英通常也是其对应民族的军事精英,所参与的少数民族应调从征为中央政权组织的多民族军事活动提供了重要佐证。以保靖土司为个案研究,对明代土司应调从征进行了梳理,认为保靖土司参与中央政府各种性质的应调从征中,彰显出了超强的军事实力和对中央政权深刻的国家认同,自觉融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了中华民族由“自在”共同体向“自觉”共同体的转变,加速了“西南蛮夷”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历史进程。

清代旗县并存体制的形成与各民族相互依存关系研究——以内蒙古东部地区为例

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旗县并存体制源于清朝,是封建社会的一种地方行政组织形式。即在同一地区设置两种的政权体系,由旗札萨克管理蒙古族,府厅州县管理汉民。旗县并存制度从清中期出现至清末时期成为北方地区的管理模式。它的出现对内蒙古地区的社会生活及民族间交流交往交融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分析清代内蒙古东部地区旗县并存体制的形成与各民族相互依存的历史,从区域社会层面挖掘内蒙古东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经验,能够进一步了解清代对北部边疆治理所作出的贡献,了解“悠久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深刻内涵,对各民族守望相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

明史料中关于白莲教徒叛逃土默特部分问题辨伪

明嘉靖年间,明蒙边境因绝贡事件导致冲突升级,最终酿成庚戌之惨剧。而将明蒙关系推向不正常化的关键因素,则来自于叛逃至土默特地区白莲教众的唆使与挑拨。《世宗实录》《万历武功录》《赵全谳牍》《云中处降录》等史料对这段历史均有描述。吕明镇起义作为大同地区白莲教徒外逃的历史起点,在起义时间、参与人员以及外逃原因方面上述文献记载各有不同;而弟子赵全作为嘉靖中后期推动明蒙冲突升级的重要人物,承继师命潜伏隐蔽,秘密煽动教民反叛,事发被迫入蒙描述,文献史料记载大相径庭。以文献资料对比和史学理论分析,来初步对吕赵等人物及事件进行甄伪辨析。

党项族与汉族深度交融的舞台:唐代静边州的迁徙与庆州羁縻三州考察研究

党项族早期生活地大约在甘、青、川三省交界区一带,贞观八年(634),唐行军大总管李靖进军吐谷浑,拓跋赤辞屯狼道坡以抗官军,后归附唐朝,拜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建立静边州。静边州“初在陇右”,后侨治庆州,再迁银、夏之间。唐代党项静边州都督府治所在庆州、银州的具体位置的确定,可以为唐代羁縻州研究以及宋夏战争的研究提供准确的地理坐标。文章在对庆州、银州古城遗址系统考察的前提下,确定唐代迁徙庆州静边州治所为今甘肃省华池县乔川乡阳湾湾古城遗址,唐代银、夏之间的静边州治所为今陕西榆林市榆阳区巴拉素镇白城台村古城遗址,并对古城遗址比对,确认唐代庆州安置党项部落的三个羁縻州府的古城遗址分别是:唐代芳池州都督府治所为今甘肃华池县五蛟乡城壕古城遗址、唐代宜定州都督府治所为今甘肃华池县城壕乡城壕古城遗址、唐代安化州都督府治所为今甘肃环县曲子镇金村寺古城遗址。研究认为,党项族迁入唐代统治中心关内道的庆州,在与汉人的交融过程中,开始了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发生了社会生活的重要变化,民族差距的逐渐缩小成为后来党项人学习汉人建立政权的重要条件。

土司个案研究的重要突破——评葛政委《向心的边缘: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传统中国“齐政修教、因俗而治”治边理念的具体实现。在不同地方和不同历史时期,土司制度实施程度和制度形态各不一样。土司研究若要深入,就需要积累不同类型、“解剖麻雀”式的土司个案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向心的边缘: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是代表土司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

晚清乡村绅权及其运作

晚清以降,咸同军兴,乡村秩序岌岌可危。持续衰弱的国家权力有赖于社会力量以共渡难关。由来已久的绅权因其强大的管道实体功能而成为一种有益选择,即对上作为管道以代行公权职能,维持乡村稳定;对下作为实体以聚合民众,主导乡村自治。从发生论角度,晚清学额制度改革造就了规模庞大的乡绅阶层,而学额增加则进一步激发了乡村读书人的入仕信心。他们将理学和经世学结合,使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为之一新。而这些富有进取精神的乡绅价值一经得到有效释放便在最大限度内缓和了清廷所遭遇的政治危机。当然,绅权主体嬗变也带来了绅权外延的积极扩张。这种扩张的标志性事件表现为绅权外溢到由国家权力所垄断的军事与财政领域。在军事权之授予上,乡绅因获得上下信任,进而在战争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财政权之获得上,政局震荡所引起的财政危机使得中央必须依赖地方经济支持,而乡绅在动员乡村抵抗太平军的过程中获得了法定筹饷权。作为一种制度对价,乡绅在19世纪中期协助清政府渡过危难之际获得了之前三百年间不可想象的权能。有了军事与财政特权,乡绅便可以通过公局治乡和团练维稳,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效用。虽然在法律时效上,晚清乡村绅权早已隐入尘烟,但这段历史呈现的却是一幅精美的绅权运作图景。从中,我们能够得到诸如绅权的属性、界限、规范以及乡村自治等些许制度性启示,主要表现为晚清乡村绅权在运行中实现了从非正式权力向准正式权力、从权力无序扩张到规范期待以及从形成性自治到构成性自治等三个方面的转型。

涉藏地区土司研究回顾与展望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王朝凝聚边疆族群力量的一种重要机制。涉藏土司地区与国内其他区域相比,殊异之处在于其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及其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均涉及到国防安全、国家领土与主权维护等核心议题。历经数十年的传承与发展,涉藏地区土司研究形成了自己的内容体系与研究路径,亦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但该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及较大的研究潜力,值得学界协同努力,深入探研。

炎黄文化与中华意识——以辽夏金元时期为中心

辽夏金元时期是炎黄祖先内化为各民族共同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精神标识的关键时期。契丹和党项效法北朝,重塑或凸显炎黄祖先记忆,皆是中华意识形成的体现。女真、蒙古等民族在追溯族源和祖先时,不再刻意强调炎黄子孙身份,但他们都认同“中华”,继承炎黄以降的历史传统与文化传统。辽夏金元以来,“中华”渐成为超越族属和血缘的、包含中国各民族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各民族渐自觉意识到彼此皆为“中华”,“炎黄祖先记忆”或“炎黄子孙身份”,作为边裔族群形成中华意识的媒介作用或标志意义下降,“炎黄文化认同”“炎黄历史传统”开始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标识。这一时期的炎黄文化认同对明清两朝产生深远影响。明清政权渐抛弃“华夷之辨”观念,在承认民族多元的基础上,确立多民族大一统的中华意识。炎黄祖先记忆亦为明清各民族、各阶层普遍接受。这些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意识自觉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

辽代城址视角下的民族融合研究——以庆州城为例

庆州是辽朝鼎盛时期修建的一座城市,距今已近千年,是辽朝三位皇帝的奉陵邑,具有重要的作用。庆州城的修建、发展是融合了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共同结果,城中的许多遗迹及出土的文物见证了辽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是辽代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印记。

明代赴藏使者的任选、身份及在边疆治理中的作用

明朝立国之初,视妥善治理西藏地方及其他涉藏地区为边政之要务,以和平羁縻政策作为基本治藏方略,先后派遣诸多朝臣、边卫军官和藏传佛教僧人前往乌思藏、朵甘及河湟洮岷涉藏地区招抚、册封、赏赐当地僧俗首领。由于赴藏使者职责重大,使命艰巨,故朝廷特别注重其身份和地位,在任选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考量标准和惯例,以确保能顺利完成诏命。赴藏使者是明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不仅加强了明朝对西藏地方及其他涉藏地区的有效统治,而且增强了汉藏等各民族间的族际交流和文化认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

明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论略

明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发展迅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特征越发突出。明代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思想,致力于构建“天下一家”的政治格局,制定灵活、务实的民族政策,促进各民族在政治上包容共存,经济上交流互补,各阶层的社会流动性增强,各民族从物质生活到精神文化的深度交流和多向度融合不断加深。

晚清旅外士人群体的“中学西传”活动及其影响

在晚清走向世界的国人诸群体中活跃着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旅外士人队伍。他们在域外开展汉语教学与演讲,以及翻译中国典籍等活动。通过与外国人频繁密切的交往,他们宣介了中国元素与中国知识,在展现中国服饰、礼仪,传播汉语言与中国经典,推广中国诗词与书画艺术等方面收到了良好成效,丰富了域外人士的中国文化认知,构成了近代“中学西传”百年历程的重要一环。晚清旅外士人群体之所以在“中学西传”活动中积极作为,既是出于一种弘扬中国文化的自觉,也有改善自身境况之考量。同时,域外世界获取中国与中国文化知识的客观需求,也成为推动“中学西传”的重要外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