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北京慈善救助的现代化转型(1911—1937)——兼论社会救助与社会工作的同源与分殊

民国时期北京贫困问题与所伴生的弱势群体问题突出。西方在华教会兴办的慈善组织引入了先进的管理和服务技术,中外社会精英一道推动了社会救助事业的现代化转型。社会救助向“社会服务”的转型促成了中国早期社会工作的发端。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北平家庭福利协济会与燕京大学“学院派”等带有“专业化”和“本土化”特征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推动了社会工作的落地生根。通过梳理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在北京经由社会救助被引入和落地生根的历史过程,澄清了社会工作与社会救助乃至与更为宏观的社会保障之间的历史关系。

民国时期五邑侨乡丧葬习俗革新探析

民国时期五邑侨乡社会针对以往丧葬习俗中的迷信色彩浓厚、坟山纠纷激烈、停棺久丧厚葬等陋习,积极进行丧葬习俗革新。移风易俗举措包括批判旧式丧礼、破除丧葬风水迷信以及建立新式公墓、义坟等,使五邑侨乡逐步形成具有现代特征的新式丧葬习俗,有助于建设文明进步的侨乡社会风气。

信任体系与慈善权威的建构机制——以《近代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研究》为中心

《近代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研究》一书从生成机制、实践效果和评价标准等角度考察了近代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强调内部自律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的共同作用,为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生成和维护提供了制度保障、法律制约和社会监督。这种底层逻辑的运行使信任原则的公共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树立,为当今社会慈善提供了共性和普适性的标准参照,堪称一部兼具学术史性质与现实价值的连珠之作,给我们辨析慈善组织的运行机制与近代公信力体系的建构带来了一维标准。

民国时期河北灾荒防治及成效述论

民国时期河北灾荒较前更为严重 ,无年不灾、多灾并发 ,危害面广是这一时期灾况的基本特征。在诸多自然灾害中 ,以水、旱、蝗三灾为主 ,其中 ,又以水灾危害最大。面对灾荒 ,各届政府都采取相应措施救灾 ,但由于重视程度不同 ,防治成效存在很大差异。另外 ,政局动荡、战乱不断、经济凋敝、民力衰竭等客观因素也严重制约了防治效果。

论新时期国企政工工作的职能定位与工作模式创新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国企也面临着转型的新机遇。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定政工工作的功能和工作方式,就成了企业关心的问题。文章对新时代国有企业政治工作在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定位和有效创新进行了探讨。文章指出,创新工作理念、完善管理制度以及给予群众监督机制是确保政工工作与时俱进的关键。通过这些策略,国企不仅能够保持与员工的良好关系,还可以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新型风险共担机制优势凸显--政府救助与民间救助如何对接

在此次汶川地震的救灾现场,活跃着一批比较特殊的群体,那就是各种各样的民间公益组织。在地震发生后不久,民间公益组织立刻行动起来,向社会宣告了自己对救灾的参与。

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的仓储与农业仓库建设

自清末以来 ,仓制废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为应对频繁的灾荒 ,加强了仓储建设 ,到抗战爆发前 ,仓储制度基本得以恢复 ,并有所发展 ;同时 ,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 ,鼓励农业仓库建设 ,丰富了传统的仓储备荒模式。农仓与农业仓库对备荒恤贫、调节粮食赢余 ,减轻各种灾荒带来的损失 ,具有积极作用 ,此外 ,农业仓库还具有储押放款活泼农村金融的作用。但仓制发展不平衡 ,东部地区发展较快 ,中西部地区发展缓慢。

华洋义赈会的农村赈灾思想及其实践

华洋义赈会成立于 1 92 0年赈济华北五省大灾荒之后 ,从实践中提出并实施了“建设救灾”、“防灾救灾”等颇有特色的指导思想与原则 ,发展、完善了一套赈灾运作机制 ,并在农村灾区实施了一系列赈务活动 ,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中的用人制度及其自律--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催生了各种救灾组织。这些组织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运营有方的机制。新机制选拔出一支新型的救灾队伍——官民合组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国水委"系统职员群体的社会文化资本构成进行分析,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严格的用人制度与有效的自律机制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提高赈灾组织的工作效率和提升组织的公信力至关重要。

当前我国社会救助的现状和前瞻

1992年,上海市开始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线保障制度,从此,拉开了中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序幕。当前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呈现出以下特点: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象逐年减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象持续增加;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财政投入逐年增加;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财政投入增幅更大。2014年5月1日实施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标志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迈入了一个全面依法管理的新阶段。这无疑会推动社会救助工作迈向更加系统化、规范化、社会化、人性化的新高度,同时更希望制定出一部真正的层次足够高的《社会救助法》。

1948年国民党政府救济特捐的历史考察

1948年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十一个区开展了一项"救济特捐"征募工作。救济特捐由临时财产税发展而来,具体负责征募的机构有中央层面的行政院救济特捐督导委员会和地方层面的各区救济特捐募集委员会。由于当时户籍调查不全,居民财产无登记;特捐系劝募性质,无强制执行之规定;地方当局不积极推动等原因,救济特捐征集过程中困难较大。虽然征募一再延迟,但终归还是募集到了一定数额的资金用来赈恤难民及举办救济事业。

日本养老服务体系对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启示——以日本三重县津市为例

以三重县津市为例,介绍日本多元养老服务网络体系的主要架构和特点,阐述与之相关的法律保障体系,以及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和不同老年群体所采取的多样化服务举措。在此基础上,从法制体系、政府主导、人才培养等方面分析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现状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完善养老服务模式和保障养老对象权益等方面探讨日本养老服务的经验,期望为建设适应我国社会发展水平的养老服务体系提供借鉴。

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养老救济实践

20世纪30年代,由于养老金和退休制度尚未普遍建立、战争及灾害频繁,北平市老年贫民的流离失所、孤苦无依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如果说以往对于老年贫民的社会救济带着浓厚的“施惠”“怜民”色彩,那么20世纪30年代的养老救济则开始具备一定的政府责任意识。北平市社会局救济院与民间力量发起的各种养老院所相辅相成,成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福利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养老救济实践不可或缺的参与主体。尽管由于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这一时期的养老救济事业还存在着种种缺陷,但其对维持社会秩序、保障战乱时的民生还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论网络治理视域中政府公信力提升的新理路

网络治理也被称为网络管理,实质上就是对合作网络的治理,它是一种新型的、有效的治理新方式。在网络治理框架下,政府部门与公民的密切合作关系是保证优质、高效公共服务的有效途径。要提升政府公信力、发挥网络治理的有效性,就必须培育发达的公民社会、塑造政府与公民的合作和互惠的行动策略以及形成政府和公民的良性博弈关系。

民国时期工人的疾病与社会保障问题(1912—1937)

民国时期,工人所患疾病与其职业身份有关。职业性有毒有害物质、工作环境不良、居住环境差、营养不足都影响工人的身体健康,感染疾病。疾病给工人及其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工人群体呼吁实行相关立法并通过罢工表达疾病社会保障需求。北京政府时期开始出台有关疾病保障的法律条文,南京国民政府立法明确了企业的疾病保障责任:对于特殊的行业,企业负担工人一切疾病的医药费及病假工资、病故抚恤等费用,对于普通工矿企业,则只负责和职务有关疾病的保障。立法体现了政府对劳工保护与企业发展的双重考虑。实践中,企业根据自身的经济效益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选择对工人疾病提供何种保障。此时期工人疾病保障受益群体面较窄,待遇水平差别较大,但它是疾病保障制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重要实践。

慈善组织公信力研究中的三个基本问题

当前学界对慈善组织公信力研究中的三个基本问题,一是"慈善组织公信力何为",总结了学界对慈善组织公信力重要性的探讨以及关于公信力在慈善组织运行中的功能分析;二是"慈善组织公信力何在",集中介绍了当前学界对国内外慈善组织公信力现状做出的评价以及评价标准,重点阐述慈善组织公信力测量维度的争论;三是"慈善组织公信力何来",这部分整理的研究成果既有关于公信力如何建构的介绍,也有关于面临信任危机的慈善组织如何重建公信力的研究。

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民主选举探析——以湖南省S县T乡为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村民自治的推进和完善。而民主选举是村民自治的首要标志,也是村民自治的基础。作者在文中以湖南省S县T乡为个案,通过深入调查,介绍该乡民主选举的现状,解析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主要原因,进而提出改进与完善的对策建议。

走出民间救助之困

近一段时间．来自河北省枣强县的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为媒体追逐的热点——“好人林秀贞”．她30年来义务赡养孤寡老人．资助贫困学生．热心为村民办好事、办善事的事迹．感动了全国无数人的心．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在林秀贞的身上．人们看到了中华文明中“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等传统道德观念在当代社会的延续和发展。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虑．林秀贞毕竟只是以个人之力来实践着她的慈善事业。在中国民间普遍缺乏慈善组织的情况下．像林秀贞这样的有爱心的人也许可以帮一个人或几个人，却不能帮更多的人。

民国中期成都慈善事业发展及变化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川省局势复杂,成都贫穷问题十分突出,民间慈善事业较为活跃,贫穷问题主要靠民间慈善团体做有限的解决,即使数量不多的官立善堂也纷纷拨归绅办。传统性是成都慈善团体的主要特征,但与此同时,在施善观念、施善活动等方面又出现了新变化,反映了时代及社会形势的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