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中的共和观念:“布鲁图斯”在16-18世纪英国与法国的政治传播研究

政治传播通过传播形式达成政治性目标,即形成政治权力的观念之维——意识形态。戏剧,不仅是剧作家个人观念的表达,亦是社会中民众观念的集中体现。在英国现代国家建构前期,莎士比亚对布鲁图斯的戏剧呈现出明确的现代性的政治洞察。光荣革命前的一个世纪,英国社会已经初步生成了后世意识形态的内核理念。在法国现代国家建构之际,伏尔泰对布鲁图斯戏剧的改编呈现出法国独有的反抗性与悲愤感,并以颇具法国趣味的父权叙事、伦理冲突框架进行故事编排,这些传播特性在法国大革命中进一步激进化。英国案例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政治之公民服从目标的达成,具备大众生成的性质。意识形态的形成需要辨认事先存在于社会之中的观念,观念影响智识性的政治思想,进而可能简化为意识形态表达。如此,政治传播才能实现自发传播。法国案例则表明,政治传播有必要克服现代性政治中因传播泛化而可能导致的阴暗面。

英国第一个“城市村”的塑造(1884—1914)——基于汤因比馆的社会组织分析

19世纪末,英国严重的阶级分化以及工人“公民”身份的确立使贫民治理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慈善机构作为当时的应对主力军,从乡村获得灵感,希望通过复兴传统乡村共同体的方式解决城市危机,由此催生了第一个“城市村”汤因比馆。它首先在伦敦东区建造了一个空间上的“城市村”,并通过教育和娱乐塑造共同体价值。然而,工业城市与传统乡村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城市村”的理想无法实现,但公民纽带对土地利益纽带的取代使“城市村”逐渐演变为地理上的基于公民服务的现代社区中心。这一进程并不局限于一地,汤因比馆模式还传播到欧美其他国家,从而使其具有了世界意义。可见,乡村在城乡发展中并非完全是一个被动的存在,睦邻慈善组织则是其发挥影响的重要媒介。

英格兰议会公共请愿的创始及特征

13世纪,公共治理在英格兰王国的兴起,引发了公共利益的维护问题;由贵族向议会呈递公共请愿,遂成为处理该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具体来说,从1290至1314年,利用优越的社会地位,贵族不断以王国共同体之名向议会呈递请愿,以维护其认可的公共利益,是为公共请愿的创始阶段。与传统的议会请愿相比,公共请愿涉及较为重要的公共治理问题,由此体现了广泛的公共利益。在此后的公共治理权之争中,公共请愿逐步具有了两个主要特征,成长为一种新型的议会请愿,最终推动了公共立法的发展。所以,公共请愿的创始是英格兰王国公共治理兴起的一个重要表现。

左翼回归:英国政党政治新变化与外交政策走向

在2024年7月举行的英国议会下院选举中,工党获得压倒性胜利。这意味着英国政党政治发生了以左翼力量回归为主线的新变化。与此同时,以改革党为代表的右翼民粹政党的力量也得到了增强,英国政党格局的碎片化程度进一步加剧,其选举制度中本已存在的“民主赤字”现象更加严峻。受工党自身的锐意改革、保守党糟糕的执政表现、改革党的参选导致右翼选民分散及“政治钟摆”效应等因素综合影响,工党在14年后得以重新执政。在此背景下上台执政的工党力求变革,提出“进步现实主义”的外交理念,并将安全作为外交重点议题,将欧洲作为外交重点方向,但在处理大国关系等方面其延续将大于变化。

英国议会圈地中的补偿原则

英国是世界上首个在理论和实践上确立起明晰土地产权的国家。18世纪的议会圈地运动是确立土地财产权的主要途径。产权人获得权利补偿的依据既不是持有地面积,也不是共用权利的数量,而是土地和共用权利的市场价值。土地权利的补偿通过一系列具体程序得以完成,体现出公开性与法制性的特点。土地权利补偿的结果表明,议会圈地不是对农民土地的暴力掠夺,其目的是对各类产权人的土地权利进行确认与补偿,且兼顾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需求,体现出公平性、公开性以及公正性原则。

近代早期英格兰乡村精英与基层执法

在近代早期英格兰,警役作为负责收税与治安的基层官员,在国家建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主要由一批在财产、年龄、男性家长和老住户身份等方面占有优势的乡村精英担任。受制于王室官员与村民代表的双重身份,一方面警役认同国家权威,积极执行国家法律;另一方面,他们作为当地社区的一员,又会考虑邻居的意见,有时为照顾周围村民利益,不惜违抗上级命令。从17世纪后期开始,警役人员的具体构成发生了变化,大量一般村民出任此职,而众多乡村精英则逐渐退出,这使得警役的官方属性逐渐超越社会属性。从基层执法看近代早期英格兰国家形成,需要认识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乡村精英参与基层执法的具体情形有所不同。

数字人文推动下的中世纪史研究——从亨利三世罚金卷轴的数字化看中世纪史发展的新趋向

亨利三世罚金卷轴是研究13世纪英国史的重要史料。有关罚金卷轴的出现时间、罚金数目的确定和缴纳、罚金卷轴与原始卷轴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值得注意。亨利三世罚金卷轴工程被视为数字开发和利用的优秀案例。为了维系学术的严谨性,项目组采取文本搜索和数字摹本等诸多措施。基于罚金卷轴工程,围绕英国社会各阶层对普通法的态度、“四骑士制”的运行、亨利三世对《大宪章》的态度等问题,学界对亨利三世时期的政治与司法展开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相应进展,着重表现在确证旧观点、得出新答案、发掘新史实等层面。

18世纪英格兰的家庭养老模式及其性别差异

18世纪被史学家誉为英格兰老人的黄金时代,是家庭养老、教区养老和济贫机构养老模式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家庭养老模式更受老人欢迎,主要由老人、配偶、子女、亲属或亲近者提供衣食住行、医疗和精神抚慰等养老资源,更适于有居家意愿,对家庭有依赖,并具一定经济来源的老人。这一模式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转向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老年群体在财富、资源有限情况下的习惯约定与暂时满足,它除了具有通常意义上的阶层差异外,还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老年男性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他们更容易获得养老资源,依赖配偶和未婚子女照料。而老年女性则依赖丈夫收入,更倾向子女的家庭照料。以上差异反映了18世纪英格兰社会养老资源的覆盖程度、家庭养老的承受能力以及老年女性的社会地位。

2024年英国大选走势及其对中英关系的影响

根据最新的英国民意调查、地方选举以及议会补选的结果分析,工党在2024年英国大选中有很高的可能性击败保守党,赢得单独执政的机会,结束其长达14年的在野地位。工党的选举前景之所以积极明朗,一方面源于长期执政的保守党因多起丑闻和严重内讧,公信力遭到重创,民众支持率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归功于斯塔默领导下的工党积极调整政策走向,转向务实的中间路线,从而成功吸引了更广泛的选民支持。鉴于当前工党影子内阁核心成员积极向美国靠拢,热情支持“英美特殊关系”,预计未来工党政府的对华政策将更趋近于美国的对华政策,使得未来中英关系下行的风险加大。

基于“涉华报告”的英国情报机构对华“威胁”认知研究

[研究目的]近年来,英国情报机构不断对外散布中国“威胁”认知,对此问题的探析,有助于更好应对国际挑战。[研究方法]以英国发布涉华报告为起点,在总结、归纳其情报体系三级架构基础上,借用社会学框构视角,剖析英国情报机构塑造对华“威胁”认知中使用的“聚焦”“桥接”“转换”等手法。[研究结论]通过研究发现,英国情报机构对华“威胁”认知的塑造,是其利用情报泛安全化迎合美国、借助情报意识形态化制造对立、主动设计情报以服务政治需要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对此,在重视对英美等西方情报界动向的基础上,既要加强情报的研判、预警能力建设,更要加强情报斗争能力和话语权建设,以铸牢国家安全底线。

英国共同体凝聚政策:背景、描摹与启示

英国多元文化主义的长期实践,造成了移民融入困难、少数民族政治单元离心、主体民族的右翼民粹等问题。为解决相关问题,英国推出了共同体凝聚政策,以替代原有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经过多年的完善,共同体凝聚政策对多元交融与共同愿景的诉求愈发明确,形成了四个主要诉求:共同价值愿景、公民责任关切、多元互鉴尊重、公正透明平等。共同体凝聚政策在政治层面关注政府的引导作用,强调对政治精英规约和对多元身份的政治吸纳与互嵌,重视组织多元对话交流协商和公民入籍活动;在社会事务层面积极完善共居环境与机制,推动社区组织建设,重视语言与技能培训,促进教育领域的多元交融。共同体凝聚政策的不足在于:政策关注议题局限于移民事务,加剧少数民族政治单元离心问题,不能有效应对宗教对族裔认同的强化。

中世纪英国封臣死后调查考察

诺曼征服后,随着封地的传承,国王可获得的骑士役和大侍君役日渐减少,亨利二世着手进行封臣死后调查,以获取更多的军役。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采邑的不断分割,调查目的逐渐转向增加财政收入,最终在13世纪初确立了由复归财产管理官和调查陪审团构成的封臣死后调查制度。封臣死后调查是继承封地以及封君实行监护权和婚姻指定权等封建附属权的重要前提。若继承人未成年且尚未婚配,则需进一步廓清封君权责。封臣死后调查推动了封建权利传承的法理化,调查陪审团作为媒介提供了平衡机制,稳定了封建制度的运行与存续。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的郡政官员与地方治理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的地方治理体系中,郡长是最重要的郡政官员之一。早期郡长职权范围十分广泛,其中军事职能是其职位身份的显著特征。郡长通常领有一郡,随着其权势地位的发展,后来可统治数郡。10世纪末,由于丹麦人入侵,同时伴随着国王对郡长的态度变化,郡长数量减少,开始走向衰落。克努特时期,伯爵逐渐取代郡长占领了郡社会。直到盎格鲁-撒克逊晚期,随着伯爵退出郡政统治,郡守渐渐成为地方社会的实际管理者。此外,在这一时期郡政官员的发展中,国王的里夫、郡管事和郡执行吏也在不断磨合共生。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郡政官员对早期地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奠定了中世纪英格兰的地方治理模式。

英国分权式文化资助模式的形成

英国分权式文化资助模式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资助模式。之所以独特,一是因为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二是因为长期以来各种政治力量围绕文化政策的激烈博弈。此外,这一模式把“一臂之距”机制引入文化资助中,建立非政府组织的中介机构,从而在政府文化行政机构和受资助者之间建立合理有效的连接,进而对受资助者的创作、民众的文化参与和创意产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英国工党通往执政之路:机遇、基础与挑战

2024年英国大选将于7月4日举行,工党极有可能在大选中获胜,重新执掌国家权力。从当前英国政治发展形势来看,工党面临有利的政治机遇、具备稳固的政治基础。保守党因政治丑闻、派系斗争深陷政党治理危机,无法提供解决英国经济社会发展难题的有效方案;工党则通过加强自身组织管理,调整政治战略,推进政治理念和政策纲领革新,走出一条温和左翼政治路线,为其赢得国家权力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工党也面临多重挑战。保守党将抓住工党的政策漏洞发起政治攻击,以便在大选中争取政治机会;工党集中化政党管理方式的悖论和意识形态的模糊性是其竞逐国家权力的潜在威胁;英国政党政治不断加剧的碎片化特征与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严重危机,也将对工党产生长远、持久的影响。

英国非正式照料者支持政策及其启示

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结构变迁对老年照料体系的挑战,对照料老年人的家庭给予支持成为长期照护制度中的新路径。我国老年人家庭照料支持体系处于探索阶段,兼具普惠性与兜底性的英国非正式照料者支持政策具有借鉴意义。英国的照料者战略在推进照料者价值认可、落实照料者权益保障和完善照料者支持政策体系中扮演了重要作用,形成了由经济支持、就业支持、服务支持为主要内容的照料者支持体系,在老年照护政策上实现了从单一的个人福利视角向系统的家庭福利视角的转变。我国可通过舆论引领和法治建设加强照料者价值认可和权益保障;通过引入照料者支持视角并界定政府职责来完善老年照护政策体系;通过完善协同合作、共建共治的家庭养老支持格局来保障充足且优质的照护和支持服务供给;通过发展养老顾问制度和搜集照料者信息来落实以需求为导向的政策理念。

英国网络去极端化政策评析

为打击恐怖主义极端思想,英国自21世纪以来开展的反恐斗争重点之一就是实行一系列去极端化政策。去极端化旨在切断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防止其发展成为恐怖主义,或者,对已经极端化的个人或群体进行去极端化改造,使其彻底放弃极端主义思想和行为。英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去极端化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些政策的实施主要依赖政府与易受极端主义影响的风险场所之间的合作。英国政府2011年的《预防战略》(Prevent Strategy)对风险场所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即那些容易滋生恐怖主义意识形态及助长相关宣传不被质疑。也没有被自由、公开讨论的场所或机构。

19世纪后期英帝国的帝国联邦诉求及其形成原因

19世纪下半叶,急速扩张的英帝国开始遭受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压力,这些危机迫使同时期的英国人开始思考帝国的未来。放弃帝国,对于那个时代大多数的英国人而言,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因此,如何在预见现下危机可能带来的分离主义时,还能保住帝国的统一,这是19世纪的英国人政治思考的主题之一。基于此种目的,帝国联邦的设想应运而生。其基础理念在于共同防御和地方自治,并以联邦制为主要的政治架构,构建代表制的帝国议会,从而维系帝国的统一,应对国内外的威胁。

美国数据与算法安全治理:进路、特征与启示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重塑全球经济,数据与算法成为新科技革命的重要驱动,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安全风险。长期以来美国对数据与算法安全治理十分重视,研究美国数据与算法安全治理特征,能够对我国建立并完善数据与算法安全治理机制与体系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从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治理制度及机构两个维度入手,系统梳理美国数据与算法安全相关制度及机构权责,以研究美国数据与算法安全的治理进路,并综合治理进路从治理制度和治理机构两个方面总结其治理特征。最终基于治理特征并结合我国治理现状提出四点建议:构建“分领域、精细化、多层次”的个人隐私数据安全监管体系,构建“硬法到协同”的数据与算法安全治理机制,建立具有“国际话语权”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建立“层次分明、多方共治”的协同治理机构。

超大城市警务数字化转型的伦敦经验与启示

当前,智慧城市、智慧治理等发展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播,许多国家尝试利用数字技术让城市变得更加智能、便捷、高效、清洁。(1)在全世界城市中,伦敦是较早认识到数字化转型必然性的城市。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全球影响力和地位的超大城市,自2009年以来,伦敦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数字化发展的政策和规划,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数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