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备军兴起对近代早期法国历史的影响

法国从15世纪中期开始走上发展常备军之路,历经两个多世纪,最终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建成了一支规模庞大且门类齐全的常备军,并成为当时欧洲各国学习的样板。大规模常备军的出现给法国带来军事上的优势,但也促使欧洲列强联合起来对抗法国。供养常备军的压力迫使法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扩大财政收入,进而导致财政—军事国家的形成。有一支强大的常备军作为后盾,法国君主成功压制了一切企图限制王权的努力,确立了法国版的绝对君主制。

法国政治格局的重塑:原因与影响

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及随后提前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加速了法国政治格局的重塑,在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力量迅速崛起的同时,形成了左—中—极右“三派割据”的结构,进一步激发了法国政治生态的碎片化。导致如此政治生态的原因主要为三重危机:一是在法国经济发展重重困顿之下所出现的民生境遇的严重恶化;二是在日益复杂的社会情势之下民众的认同危机逐渐加剧;三是在传统政党政治式微的背景下民众意欲寻找新的替代方案。如此局势对法国的影响将会是深远的:首先,未来短期内法国在深化经济社会改革方面将面临重重阻力;其次,法国社会的内在分化或将进一步加剧;最后,新的政治生态或将催化法国政治制度的深度变革。未来法国政局的稳定将依赖于各方如何在新的“社会契约”重塑中形成共识。

戏剧中的共和观念:“布鲁图斯”在16-18世纪英国与法国的政治传播研究

政治传播通过传播形式达成政治性目标,即形成政治权力的观念之维——意识形态。戏剧,不仅是剧作家个人观念的表达,亦是社会中民众观念的集中体现。在英国现代国家建构前期,莎士比亚对布鲁图斯的戏剧呈现出明确的现代性的政治洞察。光荣革命前的一个世纪,英国社会已经初步生成了后世意识形态的内核理念。在法国现代国家建构之际,伏尔泰对布鲁图斯戏剧的改编呈现出法国独有的反抗性与悲愤感,并以颇具法国趣味的父权叙事、伦理冲突框架进行故事编排,这些传播特性在法国大革命中进一步激进化。英国案例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政治之公民服从目标的达成,具备大众生成的性质。意识形态的形成需要辨认事先存在于社会之中的观念,观念影响智识性的政治思想,进而可能简化为意识形态表达。如此,政治传播才能实现自发传播。法国案例则表明,政治传播有必要克服现代性政治中因传播泛化而可能导致的阴暗面。

法国极右翼崛起牵引世界目光

2024年6月欧洲议会举行新一届选举,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获得超过31%的选票,远远领先总统马克龙领导的复兴党14.6%的支持率。面对极右翼迅猛发展之势,马克龙于6月9日突然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提前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以令竞争对手猝不及防的方式进行一场“政治豪赌”。国民议会是法国政治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577个席位,通过两轮选举产生。在第一轮选举中,如果候选人在所在选区获得绝对多数票(即超过50%的得票率,且其票数超过选区登记选民数的25%)便可自动获胜;那些没有获得绝对多数票但得票率超过12.5%的候选人可进入第二轮选举,第二轮选举采取简单多数原则,即得票最高的候选人赢得一个国民议会席位。

海外传真

巴黎大区研究院启动巴黎奥运会城市影响研究2024年6月10日,巴黎大区研究院发布《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城市影响:如何进行赛后评估?》文章,介绍了巴黎为举办2024年奥运会所采取的规划和准备工作,以及奥运会对城市影响的评估内容。巴黎奥运会申办工作以城市遗产(L'héritage)为主题,强调与国际奥委会(IOC)2020年新议程的契合,旨在通过奥运会的契机,改善塞纳—圣但尼(Seine-Saint-Denis)地区长期面临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问题,实现城市遗产的可持续性。

十八世纪后期法国的政治变革与科学理性

启蒙时代的科学与理性精神为18世纪后期法国知识界处理社会与政治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改革派精英期待将科学理性运用于人类事务中,并且认为科学理性及其内在的普遍适用性高于历史传统和个人意见,从而可以克服旧制度的等级特权制,实现国家治理的合理化;依据自然和理性拟定的标准就本质而言应成为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准则。这种在旧制度后期形成的政治与科学理性的互动关系既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也给随后的法国政治文化打上了烙印。

法国市政警察制度探析及启示

法国警察由国家警察、国家宪兵和市政警察三个部分组成,其中市政警察是由地方政府组建和领导。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法国市政警察管理体系框架下的执法依据、组织架构、工作职责、招录晋升、教育训练、福利保障等制度逐渐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在保障警察合法权利、明确警察职责任务、加强警察内部管理、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法国市政警察制度的发展历史和特点,可为我国公安工作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法国警察暴力执法原因探析及启示

法国国家警察历来在法国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地位,然而外界关于法国警察暴力执法的说法甚嚣尘上。近年来,法国警察暴力执法的案例屡见不鲜,不胜枚举。2023年6月,法国多个城市持续暴发不同程度的骚乱和袭击事件,导致249名执法人员受伤,超3625人被逮捕。引发冲突的导火索是6月27日17岁非裔青年纳赫尔·梅尔祖克在巴黎郊区遭警察近距离射杀。此次暴乱直接激化了法国民众的愤怒情绪,将本就紧张的法国警民关系推到风口浪尖。本次事件波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恶劣,已经成为自2005年班列动乱以来法国发生的最严重的社会事件。骚乱的发生令人始料未及,但矛头直指法国社会中长期潜伏的隐患——警察暴力执法问题。

中世纪晚期的勃艮第与法国民族国家建构

传统观点认为,中世纪晚期的英法百年战争强化了西欧国家的民族意识,促成了英、法两个民族国家的形成。但是,勃艮第国家的建构却表明这时期同质性的法兰西民族国家远未形成,瓦卢瓦王朝国家也并没有完成国家建构。位于法国东部的勃艮第公国通过联姻、扩张,不仅从法兰西王国独立出来,还通过制度建设和首都营建加强地域性的国家建构,几乎成为一个包括法国北部、东部,以及比利时等区域的独立王国。勃艮第公爵努力拓展和整合其封建领地,为国家建构奠定了基础,也留下长时段的影响。在中世纪晚期,从封建领地衍生出来的领地国家促成了城市和区域空间的变革,体现出西方从封建时代向近代转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现代国家的“雅努斯”:官僚制与民主制的共生和紧张--基于对1789-1794年法国大革命的观察

官僚制与民主制的结合,构成了现代国家最为突出的特征。以1789—1794年法国大革命为观察窗口,可以发现:大革命之初,革命者试图借助一部成文宪法,依据权力划分和权利限制原则去控制官僚制。这一制度框架,伴随着无套裤汉运动的出现而被打破。凭借直接诉诸民意的民主制的正当性,无套裤汉得以侵夺官僚制的权力。受此压力逐渐建立起来的革命政府在吸纳了激进民主的力量和正当性,建立起专政统治的同时,也官僚化了。民主制与官僚制之间共生而又紧张的关系,促使我们去反思现代民主政治的困境。

流行病与15—17世纪法国城市治理体制的转变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鼠疫等流行性疾病仍然构成法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反复面对的恐惧和威胁的一部分。从14世纪中叶到1670年,地方性或地区性瘟疫在法国几乎没有中断过,而且对城市的影响要远大于乡村地区。百年战争结束后,部分城市才逐渐将应对鼠疫等流行病的防治作为市政管理职责的一部分。从15世纪下半叶到16、17世纪,无论是建立封锁和隔离,重视城市清洁卫生治理,聘请专职医师医治病患,抑或是建立专门的医院和隔离所,设立专门的公共健康机构和管理人员,并出台日益精细化的瘟疫管治条例,市政当局渐趋系统化的抗疫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近代早期法国城市治理范围的扩大和治理手段的发展。17世纪,伴随着法国绝对君主制的发展,瘟疫治理的权力主体逐渐从城市当局转移到了君主及其代理人手中。

启蒙时代巴黎小人物的世界——阿莱特·法尔热的民众史研究

阿莱特·法尔热是18世纪法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半个世纪以来,她以丰富的著述呈现出启蒙时代巴黎民众艰辛酸楚的城市生活轨迹。其作品既体现了法国史学发展的传承,同时也折射出从经典社会史到新文化史的转变。作为年鉴学派传人,她响应费弗尔与芒德鲁研究感受性与情感的倡议;同时她拒绝社会史研究中对结构与进程的偏好。她并不考察历史中的大事件,转而在大背景中关注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微观事件以及他们的身体与言语。她深受福柯影响,坚信历史中无名者的重重艰辛凝聚在只言片语中。她拒绝长时段,反驳心态史关于死亡心态与儿童研究的某些结论,批判心态史很难重现社会关系中的张力。长期钻研司法与警方档案的法尔热,致力于书写社会生活中的分歧与对抗,就此而言,其研究保留了法国经典社会史的底色,同时又拓展了社会史研究的边界。

反移民因素与法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及其发展前景

法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全球移民流动大潮与反移民因素之间的巨大矛盾背景下的产物。右翼民粹主义以反移民为基础动因和核心诉求。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化的加速、移民流动现象大为增加,使得右翼民粹主义的反移民主张备受欢迎。法国的主流民意认为移民已经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且大多数支持限制移民。法国的移民政治议题仍然在继续发酵,马克龙政府也在进行新的移民法案改革,试图掌握移民议题的主动权。包括法国在内的欧美右翼民粹主义不会轻易消退,甚至在某些条件下还可能不断产生冲击。同时,欧美始终存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强大声音和力量,其与右翼民粹主义也将产生持久的碰撞,深刻影响着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前景。

后疫情时代的法国教育国际化:对非洲援助的动力与发展路向

教育援助是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法国尤为重视在非洲进行教育援助,在国际教育交流过程中培养本土技术管理人才,吸引来自非洲的优秀人才赴法学习,从而增强法国在非洲的文化传播、渗透和影响力。本文聚焦后疫情时代法国在多个层面对非援助策略调整,从资金、项目到教学资源等角度开展多样援助措施,创新在非教育实践,促进法非教育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巴黎夜景照明管理与启示

巴黎享有“光之城”的盛誉,这归功于其历史悠久的公共照明。巴黎夜景照明在给行人提供安全和便利的同时,又成为彰显巴黎城市文化和内涵的手段。本文从管理部门、法律法规、美学实践等方面对巴黎夜景照明的管理情况进行阐述,提出了四点启示以供参考。

法国旧制度时期治理史的日常生活视野——专题导语

法国绝对王权的性质和能力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一个焦点,研究的重心多是放在王权能力的强弱、效率的高低以及权力的限度和范围。在这种视域下,权力被看作是一个实体,机构或个人像拥有财产一样拥有它。福柯颠覆了对权力的传统论述,他认为,我们不应只关注国王的“脑袋”,只关注国家的“神经中枢”(财政和管理架构),还应研究“四肢”和“躯干”(国家用以统辖和指导人口的实践与制度网络)~((1))。

“后政治”视域下的右翼民粹主义与历史的“空位期”

“后政治”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状况下,在西方社会形成的一种掩盖政治性的政治统治。在“后政治”所造成的政治空场之下,西方民众的利益诉求和不满情绪无法在政党政治和代议民主的框架内得到承认和表达,因而逐渐被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所俘获。右翼民粹主义是“后政治”时代所积累和压抑的社会矛盾及政治情绪的暴露和表达,反映了人民群众在主流政治空间之外寻找新的政治代表性的希望。但是它遮蔽了资本主义本质性问题,把结构性的、纵向的阶级矛盾转化为横向的民族矛盾和种族矛盾,从而掩盖和保护了全球资本主义剥削体制。它无力解决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反而会把人类带向更灾难的境地。

大众政治的觉醒:法国总统选举中的“空白票”评析

法国选民在选举中投“空白票”已经成为一种醒目的政治现象。通过对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法国总统选举(1965—2022)的相关投票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本文发现“空白票”在数量上呈增长态势,并且在时空分布上与主流政党的衰落、边缘力量的崛起具有同步性。对此进一步的解释性分析认为,选民会在对执政党不满、对一般政治失望和对首轮结果有异议的情况下采取投“空白票”这一“投票但不选择”的政治表达方式。这种具有大众政治属性的参与手段不仅显示出公民权对政府代表性的修正,其民主内涵还会牵涉法国总统的合法性问题,甚至导致有组织的民粹势力借大众之名冲击选举政治。

马克龙第二任期对非政策的趋向、动因与前景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成功开启第二个执政任期后,在对非政策上将延续第一任期的政策精神,即尽可能地显示出与殖民色彩浓厚的“法非特殊关系”决裂,进而建立新型伙伴关系的决心,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法国在非洲的利益。但他会对具体政策进行一些改变或发展,从目前看主要体现在“优化军事安全部署”“继续金融改革与加强发展援助并行”以及“多管齐下开展公共外交”这三个方面。政策调整的动因包括之前的政策凸显出局限性、法在非洲的形象未得到有效改善、域外势力在非竞争加剧以及俄乌战争的影响等。然而,内政因素、政策本身的争议性以及非洲方面的现实情况都会对政策的实施形成挑战。

个体化是生育的滞碍吗?从法国家庭政策的演变历程与底层逻辑讲起

个体化常被当作生育率衰微的重要原由,二者的反向关联借由全球诸多国家的人口演变轨迹暂时得到承认,却在法国家庭政策成功实现生育反弹的历程中被消解。这一历程围绕对待家庭个体化的态度分为前后两段: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以压制个体意识、重塑家庭秩序为核心理念,结果是婚姻家庭越发多变,生育水平不升反降;自70年代起,法律政策转向顺应个体诉求、尊重个人选择,同时又在经济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上注重对弱势个体的帮扶和对强势个体的监督,由此带来了从90年代至今的生育水平的回升。后一段的经验投射出法国学界与政界对个体化两重意涵的充分认知:一方面,接纳且善用个体化展现的能动性,另一方面,防范且遏制个体化导致的不公正。由此,在家庭政策的建构中逐渐形成兼顾个体自由和社会公平的底层逻辑,并以此为准绳一以贯之地进行政策的修缮和执行,最终疏通个体化对生育率的阻滞。这段历史不单旨在呈现具体的措施,更在于追问如何恰切地借助政策介入来扭转个体化对生育的抑制,以此为徘徊在崎岖路径上的各国提供思路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