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文化视阈下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策略与路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在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以“美国例外”“有限干预”和“战略拒止”为特征的战略文化。基于“美国例外”,美国提出需保持对“自由联系国”的“绝对权威”;基于“有限干预”,美国寻求与太平洋岛国建立机制化合作关系;基于“战略拒止”,美国对域外国家介入太平洋岛国事务保持高度警惕。在战略文化的驱动下,美国积极改善与南太平洋区域组织的政治外交关系,加强顶层设计,由美国国际开发署统筹对太平洋岛国的对外援助事务,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树立美国正面积极的国际形象,并将太平洋岛国纳入伙伴关系网络,在太平洋岛国及周边地区扩大军事部署。即便如此,由于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发展问题缺乏认知,忽视双方历史、文化差异并与太平洋岛国存在现实利益分歧,美国在太平洋岛国的战略文化辐射效果有限。

新形势下中国对外话语的新天下观与国际传播的优化

面对当今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的对外交往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在对外话语、国际传播等问题上需有与之相适的措施。由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而来的新“天下观”,以其独特的政治哲学视角,为我们认清世界格局、处理国际关系打开了新的思路,也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为对话世界提供了框架式构想。“天下”观的理论精神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一致,以实现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谐关系和携手发展为根本目的,从国际关系治理入手,以文明共生为目的,将政治生活和文化关系作为抓手,为我国的对外交流和文化传播设计出了系统化的工作格局和实施方案。

联盟管理视域下美国推动“五眼联盟”转型的策略分析

[研究目的]探究在新的历史时期,美国推动“五眼联盟”转型中使用的政策手段,为中国应对“五眼联盟”转型带来的问题提供参考。[研究方法]使用案例研究法,以“五眼联盟”相关的研究成果及与“五眼联盟”相关的政策文献、新闻报道等文献材料作为案例进行阅读分析,从中总结归纳出美国在“五眼联盟”转型过程中采取的联盟管理措施。[研究结论]面对“五眼联盟”转型过程中的新联盟困境,美国从认知、权力、制度、利益四个层面采取措施进行了联盟管理。这些联盟管理的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得“五眼联盟”在行动上基本保持一致,顺利地向针对中国的“大国竞争”联盟转型。

中美大国竞争视角下的美国全球数字战略研究

当前,数字化转型正在重新塑造全球化,国家之间的数字竞争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美国虽然在当下的格局中依然具有全球领导地位,并通过掌握数字技术标准和数字贸易规则的控制权成为世界的数字霸权国家,但中国数字实力的崛起正在打破美国的数字霸权。美国渴望继续保有自己的霸权地位,赢得与中国的数字竞争,为此描绘出一副全球数字战略的图景。美国的长远战略目标是构建一种美国主导下的“自由数字秩序”,将自由主义带入数字世界。现实做法则是实施战略分层,针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通过一系列多边平台和协议加强与盟友的数字关系,拉拢对打造中国数字包围圈有重大意义的“印太”地区国家,同时防止“数字丝绸之路”继续扩大影响。从大局角度理解美国全球数字战略,对中国突破美国对华数字封锁、发展数字伙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安全治理理论研究述评

[研究目的]安全治理理论不仅是当前国家安全治理所应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也是国际安全治理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深入挖掘安全治理理论,对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国家安全体系构建和提升具有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研究方法]从研究缘起、学术观点两方面对安全治理理论的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总结出安全治理理论的基本观点,进而挖掘出安全治理理论的价值贡献、研究不足,并且提出对应的完善对策。[研究结论]作为一种新的分析工具,安全治理理论为观察国际合作带来了新的观察与思考面向。但其理论研究仍面临如下困境:主要包括“国家中心主义”加速回归引发的理论挑战、安全治理的概念缺乏可操作性、对安全治理的理解存在差异以及对区域安全治理的重视不够等。未来推动安全治理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发展,需要从重新评估国家在安全治理中的功能角色及其与非国家行为体间关系、系统化考察并定义“安全治理”、推动和实现以地域为基本单元的“多元化”安全治理研究格局等方面着手。

美国情报界对华威胁认知论析--以《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为分析对象

[研究目的]分析美国情报界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与评估,有助于理解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及其未来前景,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方法]以历年《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为分析对象,采用案例研究法和文献分析法,探讨美国情报界对华威胁认知、影响因素、危害后果与中方应对。[研究结论]随着美国外部安全环境和中美关系的变化,美国情报界日益视中国为“首要威胁”,对中国国家利益构成愈加严峻的挑战。中国应基于对美国情报界对华威胁认知趋势及其危害的全面分析,制定应对之策。

美国对华科技政策中的智库角色——基于话语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研究目的]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智库在美国政府对华科技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美国主流智库为研究对象,从微观视角分析和研判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大致走向。[研究方法]以话语制度主义为理论基础,使用文本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和批评性话语分析法,深入剖析美国六家主流智库在对华科技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作用。[研究结论]美国智库以话语或观念与美国决策者进行“协作性对话”、与美国公众进行“沟通性对话”,分别致力于影响和形塑美国决策者对华科技政策和公众对中美科技竞争的认知,推动了美国国内对华科技政策的演变,进而牵动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变迁。

21世纪美国科技外交评析:从合作性外交到竞争性外交

科技与外交的结合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专门的科技外交概念及相关的政策话语兴起于21世纪初期,目前仍是一个较为新兴的概念。在“知识-权力”的视角下,科技外交的本质是国家行为体通过调节不同知识载体的跨境流动方式,从而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外交实践。科技外交的实践模式可以是竞争性的,也可以是合作性的,且往往呈现为合作性措施与竞争性措施并存的政策群。纵观21世纪以来美国所推行的科技外交政策和背后的战略动因,可以发现,在决策圈的操纵与科技界的文饰下,知识载体的跨国流动或封堵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工具。在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初期,恢复美国的“海外声誉”是美国科技外交实践的重心。在奥巴马执政期间,随着“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美国科技外交的实践重心逐步由“恢复海外声誉”向“强化实力地位”转型。自特朗普政府起,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框架下,美国的科技外交实践完全倒向以竞争性手段追求绝对安全、护持霸权利益的一侧。眼下,拜登政府虽然强调科技接触对管控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意义,但不会影响其继续对华深化竞争性科技外交实践的进程。

大国博弈视角下美国反情报活动趋势及拜登政府对华反情报战略

[研究目的]总结归纳冷战后美国反情报活动的演进趋势、探明美国如何依靠反情报活动服务其整体对外战略,并对当前拜登政府的对华反情报战略加以分析,以期服务于中美长期大国博弈,赢得战略主动。[研究方法]运用系统分析法,在场景驱动的视角下将冷战后美国反情报体系的演进历程划分为战略寻锚、战略转型、服务大国博弈三个阶段,并着重对当前这一历史时期美国战略化使用反情报行动的措施和思路加以剖析。[研究结论]2017年后美国政府的反情报改革全面转向于服务大国博弈,当前美国政府正试图战略化的使用反情报工具全面打压、遏制我国。我国应积极吸取他国利用反情报工作推进整体对外战略的既有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情报研究和工作体系,以避免在中美长期大国博弈中陷入被动。

我国能源转型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外部风险与化解策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视角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我国推动全球能源转型治理的理论基础。我国能源转型话语权提升面临来自外部的多维度风险。提高我国能源转型话语权,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促进文化交流,提升理念认同;依托“一带一路”开展国际合作,推动构建国际能源治理体系;通过媒体平台广泛传播我国能源转型治理方案与成效,提升我国国际形象。

“主权”与“自由”的地缘博弈——论法国大战略的演进逻辑

不论是欧盟的法德和解、北约的空椅子危机还是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人们从中总是可以发现法国外交许多“特立独行”之处,这也成为法国能够在国际社会“持二等车票坐头等舱”的重要原因。因此,研究法国大战略的演进逻辑有助于认清法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及战略思维,为中国在欧洲及全球事务中以更加恰当的方式增进与法国的关系提供经验。究其原因,独特的地缘环境赋予法国主权独立与自由开放两种思想,共同作为大战略的原则基础,同时三元地缘结构深化了大战略的相互作用网络。在国际国内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两大思想原则在各个区域内以不同形式发生冲突,法国因而需要不断调整其区域及全球战略,任一区域的原则失衡都会影响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青年跨国散居与美国外交的互动方式与机制

在新技术的帮助下,青年散居跨国交往与沟通的方式增多,影响范围扩大。在分析跨国网络对现代青年散居的重构基础上,梳理出青年跨国散居与美国外交的互动的方式和机制。研究发现,这些方式主要有:青年散居与美国公共外交中的信息交流方式,青年散居与美国政治行为体的利益协调方式以及青年散居与美国外交资源共享方式。在此基础上,美国试图通过跨国公私伙伴关系这一新机制将青年散居纳入到美国外交政策体系中,使青年散居成为美国权力资源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来源。

从自由到民主——美国外交理念的转向及其动因

二战以来,美国的外交理念存在重大转向。冷战时期,自由是美国外交理念的核心,它根植于美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成为美国对抗苏联的旗帜。在此期间,美国以“自由世界”的领导者自居,采取经济援助、文化宣传、宗教运动等多种外交策略向世界输出“自由价值”,形成了“自由外交”的模式。冷战结束后,伴随“参与和扩展”战略的出台,美国的外交理念逐渐由自由转向民主,并且采取经济援助与制裁、文化宣传、政治渗透与军事干涉等多种策略输出民主价值和美式民主制度,形成了“民主外交”的模式。美国外交理念从自由转向民主,既与世界格局的变化有关,也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出现、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崛起等因素密不可分。

欧盟对华战略变化中的美国因素——基于大国竞争的视角

自2016年《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发布以来,欧盟对华战略调整持续推进。在这一过程中,美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转向推动了欧盟的印太地缘政治思考和对华战略的调整;二是拜登政府对华竞争“战略同盟”的筹组加快了欧盟对华战略调整的步伐。在美国的影响下,当前欧盟对华政策呈现“价值观”和“规制性”持续增强的特点。同时,美欧“民主技术联盟”的组建也推动了欧盟对华经济竞争向纵深方向发展。未来,欧盟对华政策将表现出战略竞争加深与美欧对华经济“去风险”战略协调深化的趋势,中国面临美欧“携手”对华竞争的战略压力越来越大。

基于及物性系统的中国外交发言的国际生态话语分析

新冠疫情大流行给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外交提出了许多新课题。选取王毅外长在主题为“后疫情时代的世界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发表的演讲(英文版)作为研究语料,借鉴何伟、魏榕建构的国际生态话语及物性分析模式,运用“语料库辅助话语研究法”探讨该语篇及物性资源的分布特征,揭示话语折射的生态取向以及传递的生态意义。研究发现:该生态故事的参与者角色主要为非生命体社会性参与者(78.16%)和人类生命群体参与者(18.72%);生态意义主要是通过动作过程(79.68%)和关系过程(11.76%)进行表征。此外,该语篇有益性过程居多,占比92.62%,其次是中性过程,占比3.74%,没有破坏性过程。综合来看,该语篇呈现出有益性生态取向,传递出促进国际生态系统稳定发展的生态意义。

大选年美国推进“印太经济框架”的战略调整及中国应对策略

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拉开帷幕,拜登政府进一步调整了推进“印太经济框架”的战略目标和具体举措。拜登既希望加快落实供应链协议,推进贸易支柱谈判,以更多实质性遏华成果为大选积攒更多政治筹码;又希望日、澳等关键盟伴能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进一步降低自身为推进该框架承担的成本和风险。为此,拜登政府采取了加紧打造新的区域供应链枢纽、鼓动盟友加大外交攻势、增加投资和援助承诺、重新调整谈判策略和议程等一系列战略举措。在这一背景下,大部分成员对“印太经济框架”的前景变得更加悲观,各成员对该框架的重视程度和采取实质性政策调整的意愿也变得更加分化。文章认为,中国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升级,加强对各地区成员的差别化经营,加速推进RCEP的全面落实和升级,多措并举挫败美国全面遏华图谋。

大国身份叙事重塑与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

俄乌冲突爆发后,开拓“全球南方”新议程成为印度外交的新抓手。莫迪政府之所以会“重新找回全球南方”,不是要回到“动员南方对抗西方”的旧模式,而是为了服务其大国战略转型。在历史化的“全球南方”中,印度作为地缘中心、文明中心的历史地位不仅形塑了其“全球南方”身份,也建构了印度独立以来的不结盟外交传统。但莫迪上台后打破这一传统外交框架,将“领导型大国”“西南大国”和“全球南方领导者”打造为新的身份叙事,加速推进印度大国战略。“全球南方”的作用因此被重新定位。政策取向上,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主要表现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强化以印度教文化为基础的软实力外交,倡导改革多边主义,以及联合西方对华进行“全球南方领导者”的地位竞争。尽管现有的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印度,但莫迪政府过分追求大国地位而虚化“全球南方”身份,将“全球南方”工具化,使之服务于自身的短期收益和地缘政治博弈,势必会受到多方制约。当前,需警惕西方利用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急切心理,操弄“全球南方”议程,激化中印竞争,加剧“全球南方”陷入集团政治困境的风险。

话语转向、安全叙事与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

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以及由此形成的具有竞争性和对抗性的对华战略是当今学界关注的重点议题,但对其进行原因探究时,叙事的作用时常被忽视。实际上,威胁通常经由叙事得以构建,美国如何通过安全叙事识别、塑造并应对威胁是研究其对华战略的起点。鉴于国际关系学科的话语与叙事转向,以及该学科在科学主义和权力导向支配下叙事被忽视的客观现实,有必要解构并揭示叙事的基本假设、隐喻和矛盾。综合分析安全叙事对国家对外战略的作用机制可以发现,安全叙事主要通过塑造叙事角色、设定叙事情节、重构叙事话语以及重设叙事边界为国家的对外战略弥合国内政治的分歧、提供道德上的优越性、塑造背景性知识及扩展政策空间。以此为逻辑,拜登政府的对华竞争叙事也是经由以上四种机制作用于对华战略。这种塑造“自我”与“他者”对立的模式始终处于美式战略思维的核心,美国的身份认同也始终伴随着“恒定正义”的自我与“邪恶他者”的想象。

美国智库对华政策的认知、根源及其应对——基于智库专家涉华研究的比较分析

[研究目的]自拜登主政以来,美国政府继承和强化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竞争与对抗政策,美国各界对华政策认知似已形成高度共识。以美国智库为研究对象,试图分析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认知现状与根源,并提出应对之策。[研究方法]选取6家美国主流智库共18位专家的代表性涉华研究,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智库专家在对华战略、军事安全、经贸科技、对台政策等4个主要议题上的政策立场。[研究结论]智库专家对华政策认知呈现总体认知趋同、具体议题认知趋异的多元图景,对华政策共识远未形成。中国应全面分析美国智库对华政策认知的多重根源,以制定更加科学的应对之策。

沙特主流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评析

[目的/意义]沙特是中东最大的经济体,沙特智库基本上均是官方和半官方性质,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向决策层咨政建言。研究沙特主流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有助于评估其决策层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观念和态度。[方法/过程]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对沙特最具代表性的5家主流智库及其发布的多篇/部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探讨沙特政府及其主流智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方面的认知和态度等。[结果/结论]研究发现,沙特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积极肯定兼具疑虑,尤其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的认知复杂多元化特征突出。这表明中沙双方应进一步通过多轨外交加强双方对话沟通、增进互信,为巩固中沙关系与中沙合作提供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