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中的国家自主性——基于美国经济制裁案例的研究

一国的国家安全,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建设实践上,其核心内涵或目标应该是使该国最主要政治决策力量具有决策上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构成了国家自主性的主要内涵。从理论上讲,这种决策自主性,不仅体现在对国内事务上,也体现在对国外事务上,主要指该国的最主要决策力量(不完全等同于现任执政者)所具有的可以作出让本国家或民族得以长期存续和发展而不被内外力量打断的英明决策的能力,其暗含的基础性条件是该国的最主要决策力量在制度上、物质上或合法性上得到了一定的支持或支撑。从实践上讲,对当代遭受外来经济制裁的国家进行案例研究可以发现,同等条件下,被制裁国家的决策自主性能力,往往是影响经济制裁效果,进而影响该国国家安全建设成效的决定因素,这在与发展核武器相关的经济制裁案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能否在政治制度上得到持续的和更高的支持,并满足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和获取合法性上民众的普遍支持,将决定一国国家自主性能力的高低,进而决定该国的国家安全成效的多寡。该研究对于广大发展中世界的国家安全建设具有较大和普遍的启示价值。

新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转型变革

科技革命蕴含着推动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动力。从历史来看,科技革命通过推动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军事技术进步和创造新的技术领域,改变了国际秩序中的国家间权力结构、国内结构、国际规则规范和冲突解决机制等关键要素,实现旧秩序向新秩序的转型。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并展现出了一些新的技术特征。对于中国而言,需要在识别这些技术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影响,并抓住规则竞争期、机制生成期和动荡变革期的机遇,推动和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秩序。

国际安全制度与总体国家安全:一种理论分析

一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贯穿这些领域的两条主线。国际安全制度构成了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的重要依托:国际安全制度能够塑造各国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影响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利益,促进不同领域的国际安全合作,从而有利于实现各国的总体国家安全。二战结束以来,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等基本原则已经大大改善了全球安全环境,构成中小国家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普遍性的国际安全原则和规范也可以应用到各个具体领域的安全规则的构建,从而直接影响各国维护相关领域国家安全的能力与利益。多边安全联盟会带来高水平的国际安全合作,促进联盟成员的总体国家安全,但也可能减损其他国家的安全水平,从而导致冲突。纯粹的区域性集体安全制度在提升各成员国家安全水平的同时,也具有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优点。各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制度的构建,并有效运用国际安全制度提升本国的国家安全水平。

泛安全化背景下的国际信任缺失与重构

“泛安全化”现象是国际权力转移过程加速、国家间竞争和对抗加深、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加快、国际规则和话语权斗争烈度加剧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日渐严重的泛安全化趋势导致全球不安全感持续攀升和信任赤字逐步扩大。而信任缺失进一步加速了泛安全化趋势,形成恶性循环。重建国际信任遂成为摆脱信任缺失与泛安全化加剧恶性循环、避免国际秩序坍塌式瓦解和暴力重构的关键。重塑国际信任的要义在于摒弃旧有霸权秩序下的单边主义、意识形态对抗和“新冷战”思维,通过多边主义恢复全球和地区合作气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特别是全球安全倡议对于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构建新安全价值规范、凝聚信任共识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冲突层级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冲突调停的效力分析

冷战结束后,国内冲突逐步成为世界武装冲突的主要形式之一,而冲突调解是构建冲突国国内和平的关键一环。伴随着和平建构主题的多元性,国际非政府组织逐步成为当今时代各类冲突中活跃的调解主体。然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停实效始终备受争议。一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宣称可凭借其在中立性、道义性上的优势对国内冲突进行有效调停;另一方面,强制能力的缺乏也使其难以在实施环节有所作为。因此,研究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调停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界定冲突层级,对于理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力至关重要。不同层级的冲突顺应不同的冲突逻辑,不同的冲突逻辑则生发不同的冲突情境与格局。在底层冲突中,碎片化和多元主体并存的冲突格局更适合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运作;而在顶层冲突中,其强制能力不足的缺点遭到放大。基于这一逻辑,在调解活动中与主权国家展开合作则有望强化其调解效力。通过对非洲和平进程展开的实证研究说明,评价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果特别是在非洲地区的调解效果需要考虑冲突层级等限定条件,并将其与多元主体的互动纳入考量范围。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冲突调停中应与主权国家的调停体系进行密切配合,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国际体系稳定的前提下,整合主权国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多方治理行为体的作用,可有效地提升冲突调停的可能性。

俄乌冲突长期化背景下中亚区域互联互通建设新态势及影响探析

历史上贯穿亚欧大陆腹地的主要交通运输路线的形成、走向总因外部势力对该区域的征伐,及势力的消长而发生改变。这既是区域地缘政治结构变化的结果之一,亦是导致特定变化的变量之一。后冷战时期,中亚区域被单一外部势力掌控的可能性持续下降,围绕区域性互联互通建设的大国博弈更加复杂多元。近两年,中亚国家基于自身国家利益提出新的互联互通建设规划,主动性、话语权均有较大增长,并已获得实质性突破。近代以来沦为大陆“腹地”的中亚区域或将因此彻底转变成新的亚欧大陆“枢纽”。究其原因,俄乌冲突长期化所引发的冲击令本区域地缘政治格局调整显著加快,并反映在了包括交通运输建设等诸多领域,目前分析,这对中亚国家利大于弊。

国家间权力关系视域中的人工智能国际竞争与合作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给国际关系带来深刻影响。其中,技术与权力的深度耦合改变了人工智能领域国际互动的成本收益评估,进而影响国家的策略选择。在人工智能时代,各国不断调整战略布局,基于不同目的开展国际合作或发起国际竞争,以权力互动获取全球范围的增益。通过对人工智能国际竞合关系背后的权力逻辑进行解析,可以深刻地理解这些转变的深层含义,也会为缓解国际竞争紧张局势、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构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机制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

权力与价值的博弈:国际传播战略模型研究

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国际竞争持续深入的当下,国际传播成为各国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一极。与传统意义上以大众媒介为主要场域不同,广义国际传播包括主体和对象之间一切因为互动引发的信息交换行为,深刻作用于参与者的国际权力地位和文明影响能力。因此,国际传播战略制定的意义重大,必须反映国际竞争的全局性、系统性和长期性。基于此,从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出发,将国家综合实力与广义文化近似程度确定为国际传播战略模型(受众矩阵)的横纵坐标,从而区隔出四个象限,各自衍生出一种国际传播战略。首先是综合实力强、广义文化相近的“同源与责任战略”,强调和突出国际传播主体与对象同文同种的“自我认同”,渲染强大前者在同文化圈领导或核心的负责任国家形象;其次是综合实力强、广义文化相异的“标杆与说服战略”,即文化相异、综合实力较强的国际传播主体应努力跨越文化鸿沟,示范和说服国际传播对象明确认识和接受这一事实并开展建设性交流和实质性合作;再次是综合实力弱、广义文化相近的“共情与跟随战略”,也就是在“同文化、弱实力”比较条件下,主体通过国际传播强调双方广义文化近似程度并清晰表达“跟随”战略意图,引发受众共情效应,从而最大化保护国家安全和其他重要利益;最后是综合实力弱、广义文化相异的“互利与展演战略”,即以普世性利益为交流合作切入点、以不同文化共鸣之处为展演,弱势方通过国际传播使强势方认可其国家形象并接受合作诚意。

全球治理演化视野下的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关系——基于“施动者—结构”理论的分析

近年来,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积极行动被美西方质疑为颠覆当前体系的修正主义行为。正确认识和阐明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关系,须厘清全球治理体系价值内核和理论内涵、选取有效理论分析框架。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基于国家间实力分布形成的权力结构、世界主流政治思潮形成的观念结构和世界性制度规范形成的制度结构共同组成的多维系统。“施动者—结构”理论是适应当今美西方社会认知规律、实现中西方通约对话的理想工具。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可知,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是本体地位相同的互构关系。全球体系结构,既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规则和资源,也限定中国施动性发挥的边界;中国作为施动者,在与体系的历时态持续互动中以施动性促进体系再生。从全球治理演化视野看,全球治理体系历经自由主义思潮—超国家治理模式、国家主义思潮—大国共治模式和保守主义思潮—大国竞争博弈治理模式等结构形式的嬗变,中国也分别与之形成同频共振的共生关系、调和鼎鼐的协调关系和改制创新的变革关系等关系类型。当前,中国以积极行动匡扶失序的体系多维结构,坚守全球治理应然价值内核;不是体系的“修正”者,而是赋能者。

美国公众对中美科技实力认知的情感控制研究——基于“寰球民意指数”(2023)调查数据的分析

国家间科技实力的较量在大国博弈中作用显著,也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变量。基于“寰球民意指数”(2023)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美国公众对中美科技实力的比较性认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情感控制论的认知框架下,受访者对中国大国地位评价越积极,越认可中国的科技实力,但这种认知呈现出内部分裂的特质,积极与消极并存。美国政府对中国科技政策的损己效能显著影响公众对中美科技实力比较的认知,国际事务关注度则对中国科技实力的认知具有消极影响。研究勾勒了美国公众对中国科技实力和形象认知的民意轮廓,为我们思考跨文化情境下国际公众的情感政治基础提供了分析框架。

比较视野下的中欧数字化转型战略分析

数字时代新型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数字化转型上升为新时期国家的关键战略部署。本文在梳理数字化转型概念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和欧盟数字化转型战略的目标—手段—特征构建分析框架,并藉此寻找数字领域中欧合作的可能及中国未来的数字战略发展方向。中国数字化转型以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为根本目标,选择“顶层驱动”为主的战略手段,形成内向性、一体化和顶层引领的权威统合型战略。欧盟以强化战略自主为深层目标,利用“规则先行”的战略手段,推进外向性、标准化和强化数字主权的规范输出型战略构建。中国与欧盟在技术和治理两方面能够优势互补,存在广泛合作的空间。

中拉经贸合作的多维拓展与“全球南方”发展

近年来,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形成了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相互促进、双边关系与整体关系相互支持的良好局面。中拉之间的经贸合作促进了双方经济的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中国和拉美国家同为发展中国家,都承担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面临着如何选择和坚持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问题,也都需要直面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赤字等挑战。中国和拉美国家利用双方经济互补性强的优势,携手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积极合作引领“全球南方”发展。

苏纳克政府对华认知变化与中英关系的未来

自约翰逊政府上台以来,中英关系持续遇冷。2022年10月,里希·苏纳克接替特拉斯成为新一任英国首相。回溯苏纳克上台以来的对华认知表态发现,英国近期对华认知出现某些调整,开始展现重新与华接触的积极意愿。本文认为,俄乌冲突背景下,英国对华认知变化是由一系列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部因素包括英国社会内部多种难题亟待解决、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加以及保守党极端势力的政治掣肘;外部因素包括英国难以忽视其他西方国家的访华热潮、难以回避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现实冲击以及英欧关系再平衡的需求。苏纳克政府缓和对华认知,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英关系的未来。一方面,调整对华认知可能有助于重启中英双边关系、拓展双边合作空间以及助力“全球英国”的外交战略。另一方面,英国“两面性”对华政策的持续也可能进一步增加中英双边关系的复杂性,且英国对华政策的强意识形态色彩近期可能难有太多改变。总之,英国近期对华认知确实出现某些较以往积极的调适。准确把握此窗口期,探寻重启中英交流与合作的多种渠道,挖掘双边合作潜力,对双边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有重要意义。

大国兴衰与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

大国兴衰与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尽管近代以来国际秩序的具体形态不断发生演变,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不断发生改变,但欧洲和西方大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二战结束之后,摆脱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位的非西方大国开始登上世界舞台。冷战结束后,一批非西方大国在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乘势而起,改变了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结果,促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相比于西方大国,非西方大国不仅具有更为广阔和长远的发展优势,更有不同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追求,从而为国际秩序的发展变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想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更是为超越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局,构建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令人鼓舞的发展目标和前景。

中国与东盟国家反恐合作:理论创新与路径探索

“一带一路”倡议启动十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非传统安全威胁给合作成果带来的威胁日益凸显。东南亚地区的恐怖势力呈现出域内域外整合、与暴力极端组织融合、与有组织犯罪结合的发展新态势。深化在反恐、打击跨境犯罪等领域的合作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协调发展、共同应对挑战的必然选择。然而,双方现有合作中面临东盟内部结构性障碍、预防性反恐缺乏、法制建设不均衡以及区域力量制衡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反恐合作的深入发展。本研究将国际反恐合作问题置于与区域间主义、集体行动等与合作相关的理论所构建的分析框架中进行分析和思考,从合作的达成和合作困难的根本性原因出发,对合作发生的可能性、可行性进行理论分析,从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审视问题解决的可能途径,并通过该分析框架详细分析中国与东盟国家区域间警务合作中澜湄执法安全合作这一典型案例,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化解反恐合作困境提供新的思路。

国家力量、推送模式与国际组织的国家代表性——基于联合国系统职员数据的实证分析

成员国在国际组织任职的本国公民数量是该国在组织中代表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职员是成员国对国际组织施加非正式影响的途径之一,因此国际组织中的国家代表性也成为各成员国关注的重点。国家物质性力量、非物质性力量、国际组织活动数量以及时间对国家代表性均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非物质性力量在此前探讨国家代表性影响机制的研究中鲜有出现。通过对联合国成员国4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以及对上述国家代表性影响因素进行验证,发现传统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国家在联合国的代表性特征各有不同。对亚洲和欧洲国家的案例分析进一步表明,如若按照国家力量水平和增长率这两个维度进行分类,不同国家在推动本国公民进入国际组织时采取的不同模式,可以概括为“维持秩序型国家”“寻求重构型国家”“顺水推舟型国家”及“被迫改变型国家”。这些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职员代表性现状千差万别,将本国公民推送进入国际组织投入的资源也各不相同。本研究对国家代表性领域过往文献进行了理论与实证补充,并为主权国家向国际组织输送本国公民任职的实践提供政策启示。

大变局之下的世界秩序:范式之变?

国际社会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学术界对这场变局的根源探讨众说纷纭,对其前景的预测也各异其趣。本文在概括当今时代主要深刻变化的表征后,分析了大变局的根源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权力结构的变迁,使处于该体系的核心力量通过作为其“上层建筑”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部分抛弃自由主义而试图阻止体系内的权力变迁的持续,尤其表现为基于主权原则的开放交流日益被保护主义和大国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和对抗意识所取代,从而导致时代巨变。未来世界秩序的前景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共同选择。为结束国际社会大变局带来的混乱并重构一个更为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全球南方将承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通过非激进主义的方式改造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所依赖的新殖民主义,并促进开放性主权原则的发展。

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中的中华智慧

邓小平外交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引改革开放的中国外交,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外交领域的时代体现。本文基于中国传统战略思想,从战略判断、战略调整和战略行动三个层面对其进行归纳。在战略判断层面,邓小平外交“谋定而后动”“胜于先胜”,作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判断,将外交服务于国内现代化建设。在战略调整层面,外交“杂于利害”,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求之于势”,以高度的辩证思维调整“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战略,为改革开放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在战略行动层面,外交“以和为贵”,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善周边国家关系;“以身为天下”,反对霸权主义;“以迂为直”,在不涉及全局的问题上以创新思路达成战略目的;“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以高度的战略审慎提出二十八字外交方针,并创造性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伟大构想,开辟了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新路径。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将“两个结合”自觉运用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呈现出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质和深厚的中华智慧。

消解“四大赤字”: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是合作还是对立,是开放还是封闭,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要考验。“四大赤字”从根本上道出了世界乱象的“病根”。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推动“全球减赤”,展示了破解全球赤字的中国视角和经验实践。中国将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人类妥善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国际减贫合作中的贫困类型识别——以“一带一路”国家为例

识别“一带一路”国家的贫困类型,推动精准减贫合作,是中国减贫经验有效分享的重点和难点。借助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一带一路”国家贫困类型识别指标体系,有利于推动国际减贫合作。研究发现,在贫困程度方面,“一带一路”国家和区域之间的贫困状况呈现较大差异,高贫困度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中等贫困度国家较为均衡地分布在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而少数低贫困度国家则分布在欧亚地区。在贫困的成因方面,高贫困度国家的贫困往往是人力资本缺乏、社会治理不足、资源制约、联通落后和金融发展滞后等多种因素复合、叠加导致的后果,而中等和低贫困度国家也往往受到以上单一或双重因素的影响,导致国家陷入贫困。对贫困类型的识别有利于在国际减贫合作中的区域国别瞄准、方式选择和多主体参与等方面为国家提供政策参考,从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分类施策和精准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