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挑战与策略选择

当前,中国与东盟都把数字经济作为其推动经济复苏的重要抓手,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符合双方的利益诉求。中国-东盟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具备良好的合作基础,双方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契合度高,数字经济合作机制日趋健全,且数字市场合作前景广阔。但也面临东盟域内数字鸿沟凸显、数字人才短缺以及数字市场竞争加剧等现实的问题与挑战,制约双方共建丝绸之路在深度、广度和效度上的持续推进。为此,中国与东盟需要加强数字经济战略对接、搭建跨境数字经济人才培养和交流体系、共同营造开放包容的数字经济合作环境。

荷兰极右翼政党自由党(PVV)的政策及其影响

荷兰极右翼政党——自由党(PVV)2023年11月在大选之中成为第一大政党。荷兰的经济不景气和难移民危机对荷兰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也让一些选民更加关注和重视反难移民的荷兰极右翼政党,因为荷兰极右翼政党自由党(PVV)提出一些吸引选民的口号和承诺,如限制难民入境、加强边境管控等。这些措施似乎能够缓解一些选民对现状的不满,因此,也得到了越来越多选民的支持。荷兰自由党(PVV)的观点和政策主张具有明显的右翼色彩,强调荷兰的主权、独立性和文化认同,但其言论和行为有时也会引发争议和批评。

性别视角下的波黑和平与安全——从《代顿协议》到波黑妇女、和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

1995年12月《代顿协议》正式签署,开启了波黑地区的和平进程。但这是一种性别盲视的和平进程:在和谈和签署协议的整个进程中都没有看到妇女的身影,协议中也没有关于性别平等的内容。性别问题被排除在外的做法,导致男女在战争中不成比例受伤害的情况在战后重建中无法得到充分考虑,不利于推动地区的可持续安全与稳定。2000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325(2000)号决议,标志着性别议题首次纳入联合国安理会的议事日程并强调女性有效参与武装冲突预防和维和的全过程对于和平的重要性。该决议与其后续决议共同组成了“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欧盟是波黑和平进程的重要参与者。2003年,《欧洲安全战略》正式发布后,欧盟接管波黑民主建设。作为波黑和平进程的重要参与者,欧盟开始在波黑地区强调“性别平等”这一欧盟核心价值观。波黑随之在性别平等问题上实施积极转向,波黑申请加入欧盟的资格要求进一步推助了这一过程。在此背景下,波黑于2010年成为第一个签署“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国家行动计划的中东欧地区国家。在国家行动计划中纳入性别视角为波黑实现国家发展、地区安全和可持续和平进程都带来了积极变化。

全球治理中非正式政府间组织的兴起及中国的战略应对

非正式政府间组织(IIGO)是具有明确预期和目标、明确的国家成员、定期举行会议,但没有独立秘书处的国际组织。IIGO运作的低成本性和灵活性是IIGO兴起的根本原因,议题属性的变化与正式政府间组织(FIGO)合法性危机的推动是IIGO兴起的外部催化剂,政府对主权成本的考量、对国内繁琐程序和反对声音的规避、对权力和利益的追求是IIGO兴起的直接条件。在IIGO兴起的背景下,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需要主动参与IIGO的建立和规则的完善,积极提升议程设置能力,增强国际规范的塑造力、解释力和传播力,这样才能不断破解制度“非中性”,增强中国及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

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的影响力及其制约因素

这些年来非政府组织与新闻、企业一起被称为平民社会的三个主体。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的关系源远流长。很多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享有咨商地位。他们参与联合国的活动与工作,其影响力日益增强,尤其是对联合国有关政策的制订、执行及监督的影响。但是,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新生力量,它的影响力仍相当有限,往往受制于许多因素。文章探讨了非政府组织对联合国的影响,并分析了造成非政府组织影响力有限的因素。文章有助于了解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的现状。

时间流逝对条约解释的影响——论条约演变解释的兴起、适用及其限制

条约如同其他任何规则,都会受到时间流逝的侵蚀。时间的流逝如何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条约的解释过程是一个难题。近年来,条约演变解释已被证明是条约法最富有争议的话题之一。国际法院和WTO上诉机构的判例法支持这样的观点:如果一项条约旨在"长期有效",以及条约某特定用语具有"通用"性质,可能会产生其意义将遵循法律演变的推定。但是,大多数国际法院和法庭都未认可演变解释是一种独立的解释形式,其适用应当取决于在个案基础上对不同因素和推定的权衡。任何对术语的意义随时间变化的演变解释,必须产生于正常的条约解释过程。解释就是解释,不是修改或改写条约。其结果必须忠实于条约的通常含义和文本,基于其目的和宗旨,否则,其将导致事实上修改条约,由此使条约体制的框架解体。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程序与决策——以对日本的影响为中心

随着60届联大的闭幕,围绕着扩大安理会进行的一系列论战也告一段落。但是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如联合国的发展方向、安理会的作用以及联合国改革的未来影响等都值得去重新思考。在这些问题中,安理会的扩大、加入的程序、成员国的资格等也都需要再继续认真研究。对于所有国家来说,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涉及程序性的问题,也涉及策略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无法实现“常任梦”。从这种意义上说,日本“争常”的思想与行为对于深入研究联合国改革及其影响具有典型意义。

国际法院解决领土争端中的关键日期问题——中日钓鱼岛列屿争端关键日期确定的考察

国际法院在解决领土争端的实践中,基于国家主权平等的要求,坚持当事方提供证据自由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不加甄别地采纳所有的证据。鉴于领土争端案件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国际法院针对个案特殊情况,对证据可采性隐含适用了一些限制条件。关键日期一般决定着证据的可采性。对于在关键日期之后当事方的行为,国际法院通常不予考虑,除非该行为是先前行为的正常继续。而且,国际法院强调,在关键日期之后的当事方提供的利己证据,同样不具有可采性,并不存在分量大小的问题。关键日期证据排除规则对于解决钓鱼岛列屿争端具有重要意义。在关键日期之后,日本为了巩固对我国钓鱼岛列屿主权要求而采取的利己措施或试图取得有效统治之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国际法院在解决领土争端中的作用及困境评析

当今世界领土争端问题广泛存在,尤其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等居多,国际法作为调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法律,在解决领土争端领域正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国际法的主要司法机构——国际法院逐步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以国际法院解决的领土争端案为依据,比较国际法院与其他政治谈判手段在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上的不同之处;总结国际法院在审案过程中运用的基本法律原则,受理领土争端案的主要特征;分析在现实世界中国际法院解决领土争端所遭遇的困境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国际法院作用探讨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 ,但尚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文在《国际法院规约》的范围内 ,从国际法院管辖权的角度 ,探讨了加强国际法院作用的现实途径 :有所侧重地利用其诉讼管辖 ;充分利用具有多种优势的特别分庭 ;而咨询管辖则为国际组织提供了预防与解决争端的新途径。

大国情结与国际法研究的学术心态——从中国对国际司法的消极心态切入

近年来国际司法机构出现了"扩散"的趋势,但中国至今仍然置身于这些司法机构之外,其根本原因是大国情结使然。大国情结还使我国三十年来的国际法学研究表现为只注重短期的实用主义而忽视基础理论研究,导致缺乏主体性意识,丧失平和的心态和科学态度,不能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等弊端,这些都是需要反思和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驱除的。

国际刑事法院与苏丹达尔富尔问题

近年来,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日趋演化成一个国际性的政治热点。2008年7月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提交起诉书,指控苏丹总统巴希尔犯下种族灭绝等多项罪行。这一事件对达尔富尔问题将产生复杂影响。论文分析了国际刑事法院与达尔富尔问题的关系、未来走向及影响与后果。

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国家主权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国家主权一直是人们论争的焦点。作为补充性管辖权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相对性的表现 ,也是国家主权的自愿让渡 ,与国家主权总体相容 ,但其隐含的第三国义务则超越了现有国际体制。为保证国际刑事法院的有效运作 ,必须坚持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 。

论中外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非政府组织(NGO)在国际政治、国际经济、法律维权、环境保护、抗御自然灾害及预防疾病传播等诸多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这对开放的中国当然会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然而,现代NGO对于中国而言又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课题。所以,作者通过对NGO发展的社会基础的构建,以及对NGO在国际法律地位进行分析,以便能够对中国国内NGO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得出比较清醒认识。

论国际法规范的位阶

条约法公约首次在国际法上规定了强行法概念。国际法学者以强行法、对一切义务、国际罪行等的出现为根据,提出了位阶理论,主张国际法规范已经产生类似于国内法的"规范等级"。在实践中,位阶理论在确定国际法等级以及效力层次上的作用也极为有限。国际法院的判决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指明某些义务具有基础性,而并不能证明强行法规范具有高于一般规范的效力。尽管如此,位阶理论的提出仍使特定国际法规范的效力在某种程度上超出"同意",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条约义务与国际社会根本义务相冲突的情形。

争论焦点和集团重组——政府间谈判阶段的安理会改革

联合国大会第62/557号决定标志着安理会改革由"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模式转变为政府间谈判模式。在政府间谈判阶段,各种改革力量围绕谈判框架和谈判原则展开了激烈交锋。成员国主导原则得到了中国以及"团结谋共识"集团的积极支持。同时,改革中的一些主要集团也发生着分化和重组。在原有的四国集团、"团结谋共识"、非洲联盟等国家集团之外,L69集团、小岛国家联盟等新的集团也日益活跃起来。印度等国家领导的L69集团试图扮演协调各方立场的角色。非洲联盟内部的立场分歧有加剧的趋势,成为影响改革进展的一大变数。美国在这一阶段调整了对印度"入常"的态度,拉拢印度制衡中国的意图更加明显。为此,中国在政府间谈判中宜采取"低介入"的策略,防止安理会改革成为离间中印和中非关系的工具。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国际法根据和问题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国际法根据和问题宋玉波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为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而创设的“维持和平行动”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１９８８年９月２９日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以表彰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缓和...

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会员国使用武力的新变化——以武力打击索马里海盗为例

为打击索马里海域日益猖獗的海盗活动,联合国安理会于2008年以来陆续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认定"索马里近海和公海上的海盗活动已对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并决定授权会员国武力打击索马里海盗。此次授权使用武力具有一定的法律依据,不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诸如"和平威胁"概念的宽泛化趋势,安理会授权会员国使用武力方式的规范化,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的主体有所扩大,对国家主权的尊重有所加强等。这些变化都将对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与东盟国家双向投资关系分析及对策研究

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山水相连,文化习俗相近,双方商业合作和友好往来历史悠久,随着中国与东盟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自贸区的启动,双方合作空间进一步拓展,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投资合作是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强大推动力,这得益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开始实施,双方开放投资市场,改善投资环境,降低贸易壁垒,为双方企业创造更多投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