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盟到“东盟世界”:东南亚地区秩序构建的全球意义

当今世界,东盟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新的变化,大国竞争势能持续增加,东盟致力于打造的包容性地区秩序同样处于正增长态势。回顾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构建历程,东盟从被动参与者逐渐演变成为地区秩序塑造者,形成了“东盟世界”的空间形态与理论雏形。“东盟世界”的兴起不是凭空产生,亦非东盟纯粹自发性的结果,而是东盟国家之间、东盟与大国、东盟与全球三大维度的复杂系统合成。“东盟世界”在认知层面来源于东盟对内外部世界的体悟与反思,在实践层面来源于东盟国家之间以及东盟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经验逻辑。“东盟世界”不是单一静态概念,而是动态的概念集合,可以从宏观层面展现东盟建立的跨区域全球网络的搭建过程,为世界政治呈现动态的东南亚区域概念系谱图变迁,也为“全球南方”参与国际秩序构建提供范例。

国际安全制度与总体国家安全:一种理论分析

一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贯穿这些领域的两条主线。国际安全制度构成了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的重要依托:国际安全制度能够塑造各国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影响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利益,促进不同领域的国际安全合作,从而有利于实现各国的总体国家安全。二战结束以来,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等基本原则已经大大改善了全球安全环境,构成中小国家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普遍性的国际安全原则和规范也可以应用到各个具体领域的安全规则的构建,从而直接影响各国维护相关领域国家安全的能力与利益。多边安全联盟会带来高水平的国际安全合作,促进联盟成员的总体国家安全,但也可能减损其他国家的安全水平,从而导致冲突。纯粹的区域性集体安全制度在提升各成员国家安全水平的同时,也具有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优点。各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制度的构建,并有效运用国际安全制度提升本国的国家安全水平。

欧盟扩大进程的重启与欧洲一体化的困境

扩大与深化是衡量欧洲一体化发展的两个重要维度。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欧共体和欧盟完成7轮扩员,成员国从6国增至28国。2013年以来10年间,欧盟的扩大进程停滞不前,特别是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进展明显滞后,英国“脱欧”对欧盟扩大产生逆向冲击。2022年以来,在乌克兰危机升级的背景下,欧盟采取吸纳乌克兰入盟、重启西巴尔干国家入盟等举措。欧盟扩大进程的重启是外部危机推动的产物,难以解决欧洲一体化原有的问题,可能使欧洲一体化进一步陷入能力有限与扩盟复杂性的矛盾之中,无助于欧盟解决安全焦虑与战略自主之间的矛盾。

冲突层级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冲突调停的效力分析

冷战结束后,国内冲突逐步成为世界武装冲突的主要形式之一,而冲突调解是构建冲突国国内和平的关键一环。伴随着和平建构主题的多元性,国际非政府组织逐步成为当今时代各类冲突中活跃的调解主体。然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停实效始终备受争议。一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宣称可凭借其在中立性、道义性上的优势对国内冲突进行有效调停;另一方面,强制能力的缺乏也使其难以在实施环节有所作为。因此,研究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调停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界定冲突层级,对于理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力至关重要。不同层级的冲突顺应不同的冲突逻辑,不同的冲突逻辑则生发不同的冲突情境与格局。在底层冲突中,碎片化和多元主体并存的冲突格局更适合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运作;而在顶层冲突中,其强制能力不足的缺点遭到放大。基于这一逻辑,在调解活动中与主权国家展开合作则有望强化其调解效力。通过对非洲和平进程展开的实证研究说明,评价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果特别是在非洲地区的调解效果需要考虑冲突层级等限定条件,并将其与多元主体的互动纳入考量范围。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冲突调停中应与主权国家的调停体系进行密切配合,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国际体系稳定的前提下,整合主权国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多方治理行为体的作用,可有效地提升冲突调停的可能性。

“印太经济框架”贸易议题发展动向及对亚太区域合作的影响

“印太经济框架”(IPEF)是美国“印太战略”在经济贸易领域的主要抓手。自美国总统拜登于2021年10月在东亚峰会上正式提出IPEF以来,其进程一直处于快速发展中,尤其联通的经济、韧性的经济、清洁的经济和公平的经济四大支柱的谈判突飞猛进。IPEF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协定,但其在经济贸易议题上的内容却越来越具体,新趋势、新动向也日趋呈现。文章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对IPEF与TPP、RCEP、APEC等亚太区域合作贸易议题进行比较,认为IPEF贸易议题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并分析其对亚太区域合作产生的冲击,可能改变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形成的区域合作机制。为降低IPEF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应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并推动亚太区域合作机制与贸易议题创新,深化亚太区域合作。

新时代中国之于东盟话语体系的建构

现代化是国家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历程决定了我国对东盟的话语演进历史。冷战后中国东盟话语主要以经济互利合作为基础,以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为合作模式,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关系良性发展。随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发展与完善,中国东盟的话语由睦邻伙伴朝着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演进。新时代地缘政治剧变,“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有限全球化”抬头,中国与东盟需以利益共同体话语为基础,夯实话语体系的物质基础;需以唇齿相依、共建家园大众话语为纽带,扎牢话语体系的社会根基;需以包容互鉴、相互尊重时代话语为潮流,提升话语体系的政治互信;需以“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指明建构中国东盟话语体系的努力方向。

北约印太转向:战略逻辑演进、新动向与前景

近年来,在中美战略竞争深化和俄乌冲突两大战略背景下,在美国压力下,北约积极推动印太转向。北约不仅视中国为“系统性挑战”,强调“印太地区对北约重要”和欧亚安全不可分割,还高度“关切”印太海洋安全,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印太四国”机制化联系,推进防务及新兴科技领域务实合作。这一基于“一体化威慑”战略逻辑的北约印太转向,与20世纪90年代及“9·11”事件后基于“合作安全”的战略逻辑大异其趣,表现出新形势下北约印太转向的新动向与新特点。展望未来,受制于北约核心战略利益、军事能力、北约内部分歧及美国国内政治变化等诸多因素限制,北约印太转向始终存在“天花板”,也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外围对话框架下的“金砖+”理念与实践

“金砖+”指的是金砖国家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及相关国际组织开展对话的一种理念与实践。它强调以“全球南方”为基,以发展议程为重,以公平正义为要,通过不断构建金砖“朋友圈”,争取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权益。2017年金砖厦门峰会期间,中国基于已有的“拓展”对话,创造性地提出“金砖+”概念并成功举办了首场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自此,金砖外围对话开始突破原有的周边范畴,逐步呈现出面向更多南方国家的演进趋势。虽然“金砖+”的制度化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其作为南南合作的新平台和全球治理的新载体已愈发受到“全球南方”国家的青睐。为最大程度释放“金砖+”对话的潜能,金砖国家还需不断凝聚开放包容的内部共识,逐步确立对话伙伴的固定模式,并在主动对接各方重大倡议基础上,与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道,推动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在政治安全、经贸财金、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新的发展成效。

中国数字产业化布局的地方立法实践及其优化研究

全面分析数字产业化布局的地方立法实践,有助于国家数字产业化布局的立法经验积累,也有利于企业等多元主体了解和遵从当地的数字产业化立法现状。在数字产业化布局的地方立法实践中,对于数字产业化的定义不尽相同,但立法目的指向相同,立法地位均以实际应用为主要导向。立法目标呈现为以提高数字产业竞争力为主,以构建数字产业生态体系为次,具有促进数字相关行业发展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双向促进作用。责任主体推进数字产业化工作时,以独立权责模式为主,以部门协同和授权管理为辅。数字产业化对象兼顾新兴产业和软硬件等全产业链,范围囊括“重点领域”和“产业链”。数字产业化方式因势利导且具有针对性,职责配置明确但缺失监管环节的职责安排。后续优化数字产业化布局立法的路径为:由各地分散式布局转向全国统一布局,并由概括性条款转向专章式规定;统一数字产业化的法律定义,并强化数字产业化的监管职责。

上合组织助推“全球南方”发展:动力、基础与路径

上合组织成员国均为“全球南方”成员,上合组织新一轮扩员将进一步提升其发展潜力和影响力,成为推动“全球南方”发展的重要力量。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体系亟需变革、“全球南方”坚持谋求独立自主与发展振兴、上合组织扩员增强“全球南方”的合作信心等,赋予了上合组织促进“全球南方”发展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上合组织具有助推“全球南方”发展的物质基础、理念根基,能够为“全球南方”加强合作提供多重保障。为进一步释放上合组织推动“全球南方”发展的潜力,上合组织需着力解决异质性问题,进一步加强协作,提升组织凝聚力。未来上合组织可通过落实“三大全球倡议”,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对话与合作,积极回应“全球南方”的共同关切,着力解决“全球南方”面临的发展与安全问题,推进“全球南方”文明交流互鉴。

金砖合作机制赋能“全球南方”的实践路径

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扩员后的金砖合作机制更能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可更好赋能“全球南方”共同发展。金砖合作机制以维护共同安全为目标共建和平安全的世界秩序,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创新驱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通过完善绿色产业链推动南方国家可持续发展,致力于以包容公正的理念推进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以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南方国家间的人文交流合作。在大国博弈和地缘冲突加剧背景下,“大金砖合作”需发挥独特优势,引领“全球南方”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上海合作组织与欧亚地区秩序的未来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背景下,欧亚地区面临旧有秩序逐渐失灵、地缘政治动荡、可持续发展难度增大、区域合作机制碎片化趋势明显等挑战。上海合作组织通过一系列机制安排和项目实施,促进欧亚地区国家交流合作、增强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韧性、提高地区合作机制的协同性,为欧亚地区应对挑战提供了重要动力。未来,在“上海精神”指引下,上海合作组织助力欧亚地区新秩序构建,需要进一步推进开放包容理念在欧亚地区的普及,全力打造多方主体参与欧亚地区治理的平台,积极推动构建欧亚地区命运共同体。

“大金砖合作”塑造“全球南方”新未来

“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催生独具特色的金砖合作。自成立之日起,金砖国家积极倡导和践行符合时代潮流的金砖精神,创造更具包容性和共享性的“金砖+”合作模式,构建“政治安全、经贸财金、人文交流”三轮驱动的务实合作格局,不断取得丰硕合作成果。在“全球南方”迈向全方位崛起的新时代,金砖国家开启了成员更多、领域更广、影响更大的“大金砖合作”新征程。展望未来,“大金砖合作”的时代价值不断凸显,金砖合作机制在增强“全球南方”话语权、提升“全球南方”影响力和推动“全球南方”机制化方面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两场冲突”背景下欧盟政策调整与中欧关系走向

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先后爆发,深刻改变欧盟地缘政治经济环境。欧盟内外挑战日益严峻,经济低迷不振,内部分化和矛盾增大,安全困境加剧。重重压力下,欧盟相关政策发生较大调整变化,经济上加大政府干预,政治上加强内部统合,安全和对外关系上强化地缘政治竞争。欧盟政策调整对中欧关系产生冲击和影响,突出体现在其对华政策上的矛盾性和摇摆性增大,消极因素有所增加。中欧关系虽然变得更为复杂,不确定性增多,但双方务实合作、彼此成就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认知视角下的白俄罗斯上合观及其对上合组织的影响

伴随国际大变局的持续深入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基于对当今世界和地区局势的认知以及自身内外政策的调整,白俄罗斯对上海合作组织的认知与定位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在白俄罗斯方面看来,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世界多极秩序构建的主要支撑之一,是白俄罗斯谋求欧亚地缘政治空间平等建构者地位的重要抓手。白俄罗斯方面希望借助上海合作组织的资源推动本国正在进行的政治改革、经济转型、外交东向调整等议程,实现国家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中的生存与发展。为此,白俄罗斯支持构建“集体东方”,谋求推动“一体化机制间合作”和“差速一体化”,以凸显自身的地缘价值,并更快地在上海合作组织,乃至整个新世界格局中重新确立自己的位置。但与此同时,白俄罗斯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将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在带来地域突破和更多地区间合作机会的同时,也将潜在地扩大组织内部的分歧,增加协商一致的难度。对此,应在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各领域合作的过程中突出组织的特色,增强组织内部的互谅互信,打造具有吸引力的多边机制及合作模式,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由地区性组织向全球性组织平稳转型。

国际南北运输走廊发展进程与前景分析

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对俄制裁趋于常态化,欧亚运输网络中经俄罗斯进入欧洲的运输路线遭遇阻碍。在此背景下,联通波罗的海、里海、印度洋的南北向国际运输走廊地缘战略意义得到提升。以俄罗斯、伊朗、印度为代表的国家正将国际南北运输走廊建设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试图在新的动荡变革时期寻求新的战略通道突破,为贸易发展与能源领域合作创造机遇。当前,国际南北运输走廊沿线国家的主观建设需求显著提升,但沿线国家发展走廊的主观需求与客观建设能力及货运需求不匹配的核心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长远来看,国际南北运输走廊以里海—中亚为轴心,拥有与传统欧亚运输线路对接的重要潜力,有望促进欧亚运输体系的多象限发展,深度激发欧亚大陆的国际物流大通道作用。国际南北运输走廊辐射面广,需要沿线及辐射地区国家齐心协力积极应对复杂局面,共同营造多方共赢的开放发展格局。为发挥更为巨大的联通效应,国际南北运输走廊的未来发展离不开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务实对接。

欧盟对数字平台数据垄断的治理路径及中国应对

构建数字主权是欧盟在数字经济时代发展中的重大战略目标。为了保障其数字主权安全,构建数字化单一市场,欧盟聚焦数字平台数据反垄断,通过立法与执法的统合突破了世界数字主权建设面临的数据反垄断困境,实现了数据安全治理。这一治理路径的选择既受数字经济时代欧盟数字化进程和内部经济发展需求的推动,也与外部数字平台在欧盟境内持续壮大及国际数字竞争日益激烈的客观变化有关。与欧盟类似,中国也面临相同的困境与挑战。中共中央于2023年3月提出要建设数字中国,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欧盟或将成为中国在数据治理和维护国家数字主权方面的镜鉴。同时,中国要善于在当前世界数字竞争战略中寻找机遇,深化与欧盟的数字治理合作也将有助于中国实现数字中国建设,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亚信会议30年发展:理念创新与机制构建

亚信会议的基本宗旨是为国家制度、经济水平、文化传统千差万别的亚洲国家,找到一个能为各方普遍接受的、致力于维护亚洲安全与稳定的多边协商机制。从多边机制的顺利发展来说,制度构建和理念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客观来讲,亚信会议虽然已经成立30多年,但知名度和号召力还非常有限,无法与近几年不断扩员的上海合作组织相比,而有些功能相互重叠,也限制了亚信会议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亚信会议要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区安全协调和对话机制,必须在理念创新和机制建设上下功夫。未来一段时期,亚信会议还只能是作为促进地区安全、政治对话与协商的国际平台,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其应充分体现合作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同时积极促进地区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为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欧盟“互联互通”战略新进展与中欧“一带一路”合作

在新的国际形势和发展阶段下,持续推进中国与欧洲的互联互通是实现中欧“一带一路”合作的关键。“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平台,互联互通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互联互通也是欧盟的一个重要发展理念。继2018年推出“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后,欧盟在2021年提出了“全球门户”计划,宣称将通过该计划促进全球范围内的投资,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以促进互联互通。该计划是欧盟推进全球互联互通的新抓手,也是欧盟战略地缘政治转向的反映。在关注欧盟对华“战略焦虑”并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竞合的同时,中国要积极应对欧盟倡导的互联互通背后的价值观与规范输出意图,在美国单边榨取式霸权导致的欧盟对美离心倾向加大态势下,寻求中欧互联互通的双方利益结合点并加强第三方合作,从而拓展发展新空间,加强战略对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

俄乌冲突背景下欧盟对俄能源制裁:共识、分歧及解释路径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在双边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能源领域对俄发起制裁,从限制向俄能源行业输出资金、技术与设备,到计划全面对俄实施能源脱钩,制裁范围逐步扩大,力度不断升级,体现了欧盟制约俄罗斯的决心与实力。但在制裁达成过程中,欧盟内部出现诸多分歧,成员国在制裁目标上各有侧重,在制裁品类上各持己见,导致制裁进程推进缓慢。从理论视角分析,国际情感共鸣理论揭示了欧盟国家即使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也趋向于联合对俄罗斯实施能源制裁的背后原因;相互依赖学说和能源安全化理论解释了欧盟内部关于是否制裁俄罗斯的两种相反观点。由于俄乌冲突再一次将欧盟拉回现实主义世界,未来对俄能源脱钩将成为成员国的主流选择。为确保欧盟能源安全,成员国还将继续拓展外部能源市场,加速能源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