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地带”竞争:概念泛化与实践复杂化

“灰色地带”竞争是当前国际安全领域非常突出的现象,也是防务研究的一大热门议题。然而,现有的研究过于泛化和标签化,严重阻碍了研究的深入。本文系统梳理分析“灰色地带”竞争流行的大背景及研究的缘起,辨析“灰色地带”竞争的各类概念,提出“灰色地带”竞争若要作为一个相对确定的概念,必须同时满足灰色目标、灰色形态和灰色手段的“三灰”标准。由于时代变迁、制度演进和技术发展等方面的因素,以及海洋空间行动及规则的先天模糊性,当前的海上摩擦具有更鲜明的“灰色地带”竞争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海上“灰色地带”竞争为例,详细分析东亚域内域外国家在海上竞争中使用的四类主要灰色手段,以及它们与传统手段间的差异。

偏离中立:爱尔兰与美国的外交博弈(1949—1956)

爱尔兰的永久中立与对国家统一的追求密切相关:1949—1956年间,爱尔兰的对外政策目标优先级依次为实现国家统一、保持中立地位、增强军事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爱尔兰一方面以北爱分治为由拒绝加入北约,将维护欧洲安全和反对苏联作为说辞请求美国提供武器支持;另一方面又因担心损害其中立原则而拒绝接受共同安全援助,而美国的首要目标恰是要消解爱尔兰的中立原则,促使爱尔兰加入北约。爱美外交关系改善的转折点是爱尔兰加入联合国及其总理科斯特洛访美,此后爱尔兰的外交政策便开始偏离中立原则。可见促成爱尔兰这一转变的最大外部推手就是美国,推动爱尔兰在外交乃至军事上走上“亲西方”的道路,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冷战的进一步扩大。

战后琉球处置及法理争议——基于《旧金山对日和约》领土处置及条约签字权交涉的考察

《开罗宣言》是盟国签订战后对日和约的基础性文件,该宣言的3个条款是一个涵盖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国际文件,逐层递进,互为补充,意在剥夺日本所有侵夺的领土。基于《开罗宣言》等国际法文件,战后琉球的处置,需要由包括中苏在内的反法西斯盟国共同决定,目前的处置结果存在严重的法理争议。英国内部一度坚持琉球必须从日本领土剥离出去,至于美国所坚持的战略托管,必须经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国民党当局并未默认《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琉球处置条款,而是认为旧金山和约只是一项政治性条约,属于盟国结束对日战争状态的协议,而琉球的处置需要专门的领土条约予以规定。围绕国民党当局《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权问题的美英交涉,与战后日本领土处置条款的交涉纠缠在一起,影响到了国民党当局对于琉球群岛的处置决策。

“蜜月”的解构:冷战晚期中美“和平典范”军事合作计划透析

美国协助中国升级歼-8II型战机以制衡苏联的“和平典范”计划,是冷战晚期中西方最大的军事合作项目,是策应20世纪80年代西方对苏“新冷战”战略需要的安全联华产物,服务于美国国家的根本利益,凸显美国军事援华的限定性原则,暴露了冷战末期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纠葛,反映出美中之间有关技术转让的控制与反控制激烈博弈,打破了学术界、舆论界所构建出的中美关系“蜜月”的神话。“和平典范”计划因冷战的终结而最终流产凸显了美国的霸权主义。相关经验强化了中国对独立自主外交战略和产业政策的珍视,有助于准确把握美国对华战略实质。

二战遗产与战后日本对缅甸的外交

二战后的日本外交建立在二战遗产的基础之上。二战遗产既有日本因为侵略伤害与后遗症对受害国所负的责任,还有日本在战时与各国建立的人际关系。在以日本旧军人铃木敬司、奥田重元和缅甸“三十志士”成员奈温为代表的两国“故交”协助下,战后日缅关系不但没有受困于日本侵略历史的束缚,反而经由战争赔偿与经济援助形成了友好关系。同时,日军在战时扶植“三十志士”的历史也愈发受到日本的注意,并成为日本政府处理对缅关系的重要参照。在此基础上,日本选择性记忆战时历史,构建了日本“帮助”缅甸独立的历史叙事,并据此提出日缅两国间存在“特殊关系”。“特殊关系论”不仅促使日本以援助缅甸为己任,还彰显出日本以偏概全、篡改侵略事实的企图。

国际体系转型中缓冲国的双重地缘作用探究

缓冲国和被缓冲国(“两强夹一弱”)共同构成一个特殊的地缘安全结构,其中缓冲国既被视为维持大国和平的和平区,又被认为是加剧大国冲突的竞技场,关于其地缘作用学界始终存在非此即彼的分歧与争论。本研究选取国际体系转型中(从维也纳体系到雅尔塔体系,1871—1945年)的三个缓冲国:阿富汗(英俄博弈,1873—1917年)、暹罗(英法博弈,1896—1918年)和波兰(苏德博弈,1918—1945年),系统探究国际体系转型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缓冲国地缘作用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缓冲国具有维持大国和平与加剧大国冲突的双重地缘作用,其地缘作用随着地缘身份在和平区、竞技场、势力范围和战略纵深之间的变化而变化。“缓冲国”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存在一定的“历史包袱”,但其反映出的“缓冲思维”对管控大国冲突具有积极作用。本研究为中国借鉴历史经验,努力塑造时空维度的战略缓冲,为管控大国战略竞争提供一定的参考。

道义追求的困境:卡特政府人权外交与美菲军事基地谈判

卡特时期美国与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谈判,是后越战时代影响美菲关系的重要事务和牵扯美国在东南亚核心利益的关键问题,同时也是检验美国“人权外交”效力的试验域场。在东南亚,卡特政府以人权问题迫使作为“民主橱窗”的菲律宾改善国内政治环境,却受到美菲军事基地谈判和传统安全利益的束缚。人权目标与军事安全目标的抵牾,导致卡特政府在军事基地谈判的政策上摇摆不定。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苏越同盟、柬越战争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美国政府决策层强调人权优先的呼声日益式微。在经历了围绕人权原则的内部争论,以及与国会的政治博弈后,美国对菲政策事实上重新回归传统安全轨道。卡特政府试图通过人权外交来重新诠释美国的对外政策,但在对菲关系上未能成功调和道义追求与传统冷战利益之间的矛盾。

印度民族自决观念的演变(1919—1945)——国际社会的研究视角

作为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以及国际法、国际关系的重要概念和原则,民族自决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将印度置于国际社会的背景下,考察印度民族主义者的能动性与国际社会中主导大国间的互动,可以发现印度的民族自决观念是国际社会合法性危机及其国内民族运动相互作用的产物。它的演变经历了本土化和国际化两个阶段:一战爆发、巴黎和会召开和印度加入国际联盟,推动了印度民族自决观念的本土化,出现了从追求自治到追求独立的转变;以1929年为分界点,印度的民族自觉观念开始走向国际化,表现为印度对全球范围的反殖民网络的呼吁,以及大国对此给予的关注和支持。在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努力和大国的推动下,民族自决从一种原则转变为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的国际规范和国际合法性的塑造。

历史的重演:从朝鲜战争看俄乌冲突

朝鲜战争与俄乌冲突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根源都与美俄地缘角力有关;过程都有从闪电战向长期消耗战演变的趋势。由此推测俄乌停战很可能也会像朝鲜停战那样,只有一条临时军事停火线,而不会彻底解决乌克兰的领土和安全问题。这条停火线会像三八线一样深刻影响乌政局和欧洲地缘格局。中国在应对俄乌冲突问题时,可以从朝鲜战争汲取经验和教训。

1945年美国《杜鲁门公告》探析

1945年9月2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两项公告,分别阐述美国关于大陆架底土和海床的自然资源与公海某些海域的沿海渔业的政策。《杜鲁门公告》源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国内出现的扩大近海管辖权的构想,反映了美国意欲扩大近海管辖权和维护海洋自由原则的双重目的。《杜鲁门公告》体现了美国国内政治的作用,反映了"边疆消失"论的影响,促进了国际海洋法的发展,是现代海洋政治和海底政治的重要里程碑,不过也使美国成为自身海洋政策的掘墓者。

关于中国和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冷战的主要特征虽然是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对抗,但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决非无足轻重。冷战之所以没有从“冷战”发展为全球范围的“热战”,原因之一便在于中国的参与及东亚冷战的发展起到了将美苏两大国分割开来的作用。冷战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围绕着国际权力分配而展开的争夺。它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对立意识形态的交锋,表明意识形态因素在冷战时期国际关系演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美苏冷战史:机理、特征和意义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兴起和它们之间的冷战是现代世界历史的必然。美苏冷战来自19世纪期间开始、并且愈益加速的国际权势分布的极化趋势,并且在相当大程度上孕育于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争的美苏关系史。意识形态对立与基本地缘政治环境中的超级大国利益竞争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决定性地促成了美苏冷战。冷战史的需要阐释的基本问题在于冷战的起源、冷战的地缘政治特征和强烈意识形态性质、美苏军备竞赛、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冷战的全球化、冷战紧张程度的起伏变化、冷战终结和苏联瓦解的基本原因以及冷战的世界历史意义。

国际史视域下的1902——1903年委内瑞拉债务危机

1902—1903年,由于殖民主义的后果和自身的政治经济原因,委内瑞拉与欧洲国家的债务纠纷演变为一场危机。英、德、意三国联合摧毁了委方海军,封锁委方多个重要港口,迫使委政府偿还债务。在美国的干涉下,委方与英、德、意三国在华盛顿展开谈判,签订议定书,并将封锁国在偿还债务问题上是否具有优先权问题提交海牙常设仲裁法庭裁决。委内瑞拉债务危机巩固了美国在拉丁美洲的霸主地位,标志着一个新兴大国开始登上国际舞台。危机反映了国际权势的此消彼长,预示了20世纪早期英、美、德三国关系的不同发展方向及其对国际局势产生的影响。作为国际仲裁史上一个重要案例,委内瑞拉债务仲裁为和平解决国际债务纠纷提供了一个途径,促进了国际法与国际和平主义的发展,但也显现了国际仲裁的局限性。

“壬午军变”前后的中日两国对朝策略

朝鲜独立问题,在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世纪70年代后,日本通过"日朝修好条规"逼迫朝鲜开港,并试图强行将朝鲜"独立之邦"的虚像实化,清政府遂开始着手调整和加强与朝鲜之间旧有的"宗藩"关系。以"壬午军变"的解决为转折点,清政府与朝鲜之间的关系得以逐渐加强,而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力则开始下降。考察开港及"壬午军变"前后的中日两国对朝策略,进而探析日本武力解决与谈判处理两种策略的抉择及"甲申政变"后选择与清政府"妥协"的细微之处与深层原因,可以了解19世纪70至80年代中日朝三国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影响。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海洋观:世界历史中的海洋与国运

马克思与恩格斯海洋观的哲学基础和表达场域是世界历史理论,主题是海洋与国运的关系。通过对一些大国海洋历史活动经验和教训的总结,马克思与恩格斯从经济和军事两个维度对海洋与国运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分析,认为海洋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和军事安全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海洋观对于当代中国海洋观的建构具有重要启示。

曼陀罗体系:古代东南亚的地区秩序研究

在古代东亚世界,朝贡体系并非是唯一的地区体系,东南亚地区内部存在一个独立的曼陀罗体系。东南亚的世界秩序观受到印度教-佛教文化的影响和印度政治哲学的教诲。单一的曼陀罗体系内部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分别是核心圈、控制圈和朝贡圈。不同的层次之间有着不同的互动形式,战争主要发生在不同的曼陀罗中心以及中心和朝贡圈之间。曼陀罗体系有三个典型特征:中心的特殊性、变化性和多元性、普遍存在的双重或多重朝贡事实以及体系内部不同圈层的流动性。无论从观念还是从结构上看,曼陀罗体系都不是朝贡体系的附庸,也不能简单看作是朝贡体系的一部分,但由于这两种体系采取共同的朝贡形式、中国被视为一个可接受的曼陀罗中心以及两种地区秩序理念的互补性这三个因素,朝贡体系与曼陀罗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和谐共生。

海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读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本期“主题书评”的读者可能感到有些困惑,因为在一个主要以人文、社科读物为评论对象的栏目中突然出现了两篇有关军事战略的评论,而这一领域向来被认为是极少数军事战略家的专利。但本栏目主持人认为,军事战略事关一个国家对自己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知,因此是一种类似世界观的东西。军事战略是国家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大战略基于一种正确的历史意识,才可能形成一种有效的军事战略。读者在本期两篇文章中没有看到对陆军的评论,这并不是因为主持人轻视陆军在军事战略中的地位,而是因为:第一,我们的陆军战略非常成熟,而且运用有效;第二,在主要战场已移至海、空、天、电的时代。陆军的作用已相对降低。这就影响了我们的传统军事优势的有效发挥。在这个不安全的世界里,如何充分利用各种国际力量间的动态制衡,以全局来牵制局部,如何合理配置和有效运用自身有限的力量,以局部优势来制衡全局,达到一种积极的平衡,来确保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才是我们这个发展中大国目前的军事战略的核心。

德国人是如何反思二战的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德国作为二战的发起国和战败国,与许多国家一样开展各种纪念活动。在各地举行的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中,德国政府和各界政治领导人纷纷发表讲话,反省历史。总理默克尔表示:德国不能简单地和过去的纳粹历史"划清界限",更不应忘却历史,不应保持历史"已经过去了,没必要再提"的态度,重申德国人有责任稳重地、敏感地、熟练地解决德国人在纳粹时代所犯下的罪行问题。战后以来,德国对二战不断深刻和彻底的反思,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但对于德国人来说,这种集体认同的反思,并非是一帆风顺和一蹴而就的,而是痛苦和深刻的。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和失败者,德国战后精神层面的反省和社会文化层面的转型着实令人称赞。

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下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人们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也有了广泛的关注。然当前并未形成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系统研究。人们往往把文化走出去等同于文化产品走出去,但是,文化产品仅仅是文化的一个方面,并不能全面地概括文化走出去战略,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性、战略与文化安全的关系以及战略具体措施等方面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进行研究。

简析尼克松的南海政策——以西沙海战为例

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实行中立政策。在西沙海战前后,南海相关国家对南沙群岛非常关注,而美国坚持中立立场,绝不卷入其中。美国不予南越军事援助,对于中国出兵西沙也不予任何谴责,更不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列入美国对其盟友的防卫范围。因此,尼克松所实行的实际上是有利于中国的中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