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初级产品供给安全的保障现状与战略谋划

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能源、矿产等初级产品是整个经济最为基础的部分,处于社会生产体系的前端,为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行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初级产品供给的基本特征是总量有限,同时总量紧平衡与结构不平衡并存,且极易受国际环境影响,具有高度稀缺性、战略敏感性等特征。除自然灾害造成的客观风险外,全球初级产品供给政治化、武器化、意识形态化趋势明显,人为限供断供风险上升,国际社会不仅面临技术民族主义,也面临资源民族主义。总体看,中国初级产业供给存在进口来源高度集中,外交关系复杂;地理条件约束强,运输线路单一;人民币国际支付低,支付结算风险高;缺乏定价权,价格波动传导风险大等问题。在大变局下,要加快推进初级产品供给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需要稳定与供给关键国家的外交关系,确保进口多元化战略;切实提升中国初级产品价格影响力;不断提高初级产品的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初级产品安全治理,从而全面增强中国初级产品供给的安全性与稳定性。

从沙伊复交到巴勒斯坦内部和解中国推动中东地区和解的历史基础与力量源泉

近年来,中国在推动和深化中东地区和解、政治解决中东热点问题、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中国能够促成沙特与伊朗复交、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在中东地区的建设性作用日益增强,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这既是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长期与中东国家保持传统友好关系的结果,也是新时代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在中东地区实践的成果。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建构的历史叙事与价值意蕴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全国、迈向世界的重要起步阶段,有其特殊的话语背景、独特的话语建构方式、鲜明的话语内容和丰富的话语表达方式。为了澄清国民党的“污化”和国际社会的“猜疑”,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外宣工作,积极成立“外宣”机构,允许外国记者自由采访,积极开展细致而周到的接待,充分发挥各种媒介的作用,集中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的自主、能动、诚挚、热情,全面树立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战、担当作为、自由民主、自信自立、为民服务等国际形象。探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的历史叙事,对新时代中共提升对外话语能力,树立良好国际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英国对中日复交前后钓鱼岛争端的认知

中日复交前后,钓鱼岛争端成为制约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自近代以来英国长期是东亚地区的重要角色,通过解读英国外交档案关于中日复交前后的钓鱼岛问题等内容,可以发现:一是英国积极关注钓鱼岛争端;二是英国以“避免介入”钓鱼岛争端为立场;三是英国对“搁置争议”的看法反映出中国政府在特定时期内暂时“搁置争议”策略的智慧。在钓鱼岛问题研究中引入英国因素,将该研究置于更宽广的场域中,从旁观者角度审视钓鱼岛问题,有助于扩展对钓鱼岛争端的历史认识。

越南对中美两国“双向制衡”战略的演变与中越合作前景

越南将中美两国视为其对外战略的两大优先目标。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越南认为中美将在亚太地区形成所谓的G2结构,并基于此开始在中美之间奉行“双向制衡”战略,利用中美两国相互制衡,确保越南利益的最大化。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越南对中美两国的战略虽有所调整,但并没有偏离原有的总体框架。越南认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实质是两国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虽然美国居于主动地位,却很难击败中国。基于上述判断,越南依据其国家利益在不同的领域里分别选择与中国或美国合作:一方面提升越美关系等级,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高科技领域里优先与美国合作;另一方面,又出于大国平衡的需要接受中国的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国在传统领域和新兴非战略性领域里加强合作。在上述政策下,越南总体上继续在中美间维持着相对平衡,但受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越美间更注重国家安全领域沟通,而中越则更加注重意识形态和务实合作。随着两国领导人就共建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中越关系呈现出稳步提升之势,为两国合作开辟了新的空间。

国家安全战略视域下的美国对华制度制衡及影响

形成于21世纪初的制度制衡理论,实际上已成为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主导理论之一。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可以发现自2001年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制约中国的因素不断上升,其对华实施的制度制衡方略经历了从包容性向排他性的转变。小布什政府采用试图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方略,奥巴马政府则采用两面下注的混合型对华包容性制度制衡方略。特朗普政府主要利用美国国内法律和制度对华进行排他性制度制衡,而拜登政府采用“小圈子”对华进行排他性制度制衡。拜登政府在高科技领域对华实行制度制衡,企图在某种程度上迟滞中国高科技发展,客观上却促使中国自立自强形成尽可能完整的高科技生产链,对美国自身高科技产业和国内经济也产生“反噬”效应,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全球化大趋势。

“全球地方”视角下的中国国际传播新格局

近年来,中国各级地方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优势,越来越多以系统的、成建制的方式加入到国家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进程中。从全球视角看,我国地方正逐步以“全球地方”的新姿态,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范畴、文化范畴和政治经济范畴内展开全球性交往。也恰恰是因为这种交往,中国的国际传播格局正在逐步发生转变。

新质生产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大背景下,作为“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决策部署,新质生产力是实现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为更好理解新质生产力的世界意义,更好发挥新质生产力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深远影响,本刊特约4位专家就“新质生产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笔谈,以期推动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

涉安全领域未来城市建设的风险隐患分析

文章旨在全面分析未来城市建设中涉及安全领域的风险隐患。通过深入研究智慧孪生、绿色低碳、协同专业、文化自信等特征下的城市建设,探讨了城市间、城市内部的风险隐患交织所导致的综合风险体,阐述了可能引发的各种连锁反应,涉及城市意识形态、智慧管理平台、供给链路瓶颈、基础设施等多个方面。面对这些风险,文章提出以堵不如疏、攻守兼抓、可控自主、有序更新为策略,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化解。文章得出了一系列关于未来城市建设风险隐患的结论,为城市发展的持续性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保障。

如何辨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战略新机遇

当前国际上出现一些“看淡中国发展前景”“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这反映了一些西方国家对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发展优势缺乏准确认知,无法辨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战略新机遇。事实上,从历史维度看,国际体系转型蕴含着双重战略机遇。一是国际秩序整体上从殖民秩序、霸权秩序不断向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转型;二是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体现了中国发展的历史主动性和不断上升的塑造能力。从空间维度看,随着技术和产业的深刻变革,中国在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过程中蕴含着重要的战略机遇,尤其是超大规模市场和生产性权力结构所形成的市场空间整合效应,铁路物流和数字贸易的发展,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产业变革等,都为中国带来了战略新机遇。从关系维度看,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逻辑,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范式,促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创新,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大国关系总体稳定及巩固和拓展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提供了战略新机遇。

国际关系演变的技术政治解释——以美国对华技术博弈为分析视角

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常常忽视技术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影响,仅将技术看作是经济和军事的天然附属。历经数十年的高速发展,技术特别是颠覆性技术深刻嵌入社会政治经济各领域,技术的“杠杆和重塑作用”不断增强,进而重构全球技术竞争模式,引发国际关系的深层次演变。当下,技术竞争呈现出参与门槛高、竞争对抗意识浓、产业链和价值链战略地位空前突出等特点。同时,新技术本身所呈现的颠覆性、快速迭代性和涌现性等特征愈发受到关注。美国对华在新技术领域的“切割和封锁”策略,在瓦解全球技术共享生态的同时,迫使技术竞争的双方主动和被动地进入更激烈的博弈状态,导致全球治理出现新难题,进而给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意义、内涵和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国际传播的重要论述主要集中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论述上,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二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主要内涵;三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主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上述关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构建起了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思想的新体系,进而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代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理念与实践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在参与中东传统安全治理、化解地区冲突方面,中国始终推动对话协商,致力于公正合理解决中东热点问题,构筑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集体安全架构。在改善地区安全环境方面,中国抓住中东地区主要安全矛盾,顺应地区国家寻求缓和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取得了促成沙特与伊朗复交的重大成果。在参与非传统安全治理方面,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同提高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以共同安全破解独享安全、以综合安全破解分割安全、以合作安全破解竞争安全等理念和经验,在中东安全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

国际话语权是国际关系较量和博弈的重要指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提升国际话语权有利于破除中国式现代化议题在国际舆论场域的话语困境,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世界意义。国际话语权是内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交织叠加的结果,从内生机理来看,遵循话语供给—话语传播—话语认同—话语运用的递进逻辑;从外部机理来看,以综合国力、国家治理能力、文化自信为保障。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探索国际话语权提升路径,坚持理论指导与文化传承,丰富话语供给内容;多方协作与多点互动,增强话语传播能力;立足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夯实话语认同;关注人类现代化全球性难题,树立话语运用示范,形成与中国大国身份和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全球数字治理赤字:表现、成因与中国的应对

随着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当前全球数字治理体系远不能满足国际社会对全球数字治理的需求,全球数字治理赤字已然显现。全球数字治理赤字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器物、制度及理念等治理基础的供给赤字,主要表现为全球数字鸿沟进一步拉大、制度建设缺失严重、主导理念严重滞后;二是治理运作中的效果赤字,主要表现为数字霸权主义、数字保护主义和数字帝国主义。全球数字治理赤字的形成来自治理环境、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共同作用。面对严峻的全球数字治理赤字,中国挺膺担当,通过深化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贸易和数字人才合作来提升全球互联互通水平和弥合全球数字鸿沟;通过主动创设治理机制、先行探索治理规范以及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规则对接来提升全球数字制度建设水平;通过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数字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全球数字治理理念方面贡献中国智慧。

霸权衰落与“泛安全化”:基于美国的个案分析

衰落是霸权的宿命,但霸权国既不会主动放弃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也不会静待霸权体系崩溃。处于衰落阶段的霸权国期待维持与崛起国之间的权力差距,以延长霸权的寿命。然而,权力转移等国际关系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导致离岸平衡和军事打击等传统手段难以在衰落阶段奏效。相比之下,“安全化”为霸权国家的霸权护持行动与选择——如领域撤退或强制惩罚——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同时,由于霸权的同心圆特性,核心利益被触动会引发霸权国在核心和外围领域的全方位的打压,进而泛化议题和对象。衰落中的霸权国通过“危机感知”—“构建并接受安全化诉求”—“泛安全化”的传导路径,将维持霸权地位的诉求以泛安全化的形式展现出来。然而,美国霸权衰落的经验事实表明,泛安全化作为衰落阶段的霸权护持手段不仅与理论预期相反,而且成效也不尽人意。面对美国霸权的泛安全化,中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坚守并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气候治理和中国贡献

世界海洋温度飙升和厄尔尼诺现象频发,南极气候加速变暖导致海冰面积创历史新低,2023年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气候变化给人类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干旱、洪水、风暴等极端天气严重影响人类生产生活,此起彼伏的气候灾害不断敲响气候危机的警钟。随着人类与生态系统依存度加深、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气候问题政治化升级,全球气候治理的难度加大、窗口期缩短。面对全球气候治理新挑战,中国坚持以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破解气候治理困局。

百年变局之变、历史启示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升西降”的历史大势与国际体系加速转型相互叠加演进,而中国也正处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客观冷静地厘清世界百年变局的内涵要义,是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逻辑起点。中国未来发展,需要顺应时代特征、国际格局、大国关系、全球治理、世界矛盾的新变化进行战略运筹谋划。对比中国和其他国家百年发展走过的道路与取得的经验,有助于更加坚定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基本遵循和道路方向,进一步增强在新的动荡变革期把握战略机遇、驾驭战略风险的能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逻辑进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具有战略性的伟大构想,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和解释框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实践中,共同体理念与文化构建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共同体理念决定文化构建的起点及其发展导向,而文化构建在文明论意义上对共同体理念加以约束与调整,使得共同体理念契合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与共同体合法性的生成和确证是同一过程,社会共同体及其文明发展观在“人类主体”维度上的现实生成体现了人类共生关系的普遍性和世界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表现形式,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历史积淀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科学指导,形成了“世界性”的文明特质,在目的维度上指向对世界文明格局的历史性重塑。

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的机遇、挑战与话语实践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为世界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要使其科学内涵与世界意义在国际社会获得准确理解与广泛认同,必须加强国际传播工作。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效能的提升需要在精准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的机遇与挑战,并从话语构建、话语转换和话语传播三个向度入手,反思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的创新路径,提高中国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