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的签署与实施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蒙古、俄罗斯以及东欧各国档案的渐次解密开放,学界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蒙关系历史的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发表了系列专题研究论文。就研究主题而言,集中于中蒙苏三边关系互动、中蒙贸易、中国工人援助蒙古、中蒙建交、中蒙划界等相关历史问题。这些既有研究已经开始注意使用多国多边档案展开互证研究,讨论了中蒙关系的一些具体问题或侧面,丰富了中蒙关系的历史图景。

重庆时期韩国临时政府的主权意识演变——以宪政立法和承认外交为中心

1940年韩国临时政府迁址重庆,先后两次修宪并制定《建国纲领》,明确战后建立主权独立国家的奋斗目标和工作重心。重庆时期的韩国临时政府通过宪政立法和集中军权,加强对内主权的重塑和稳固,同时将实现民族独立、获得政府的国际承认和建设武装部队确立为基本外交方针,致力于通过“承认外交”获取对外主权。然而,“临时政府”的特殊身份和“革命宪法”所构建的主权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加之各大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和对韩国临时政府地位存疑,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外交”最终以失败告终。

1936—1945年中共东北党组织与朝鲜革命关系

1936年初,中共东北党组织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提出了更加符合东北朝鲜民族抗日革命特殊性的新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肩负着“双重革命使命”,在东北抗战中积极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更加有力地推进了朝鲜国内反日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中国共产党支援和推进朝鲜革命的方针政策主要是以东北党组织及其武装队伍中的朝鲜民族党员、团员和指战员贯彻执行的,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以金日成将军为首的朝鲜革命的坚强的领导核心群体。这一段历史是中共东北党组织正确执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树立东方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光辉典范的历程,是东方各国人民并肩战斗、共同争取抗战胜利的伟大历史,也是以生命和鲜血坚实地奠定现代中朝友谊基础的宝贵的历史财富。

中日在国联围绕伪满洲国交涉始末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将日军武装入侵东北问题,依据国联盟约申述到国联。从1932年9月22日,国联行政院第一次讨论中日纠纷会议开始,中、日在国联围绕日军撤兵问题展开交涉。到12月10日,在中日交涉未果的情况下,成立国联调查团来中国调查,其间,日本为转移视线,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从此中日又围绕“一·二八”事变展开交涉。在中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前,日军已在东北扶植伪满洲国,从此中日又围绕伪满洲国问题开展交涉。《国际联盟调查团报告书》虽认定伪满洲国为非法政府,但伪满洲国已既成事实,且日本为实现大陆政策退出国联,使国民政府依赖国联调解政策失败,国联调解失败是列强推行绥靖政策结果,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而且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从片马事件到班洪事件——中缅边界历史沿革问题

在历史上中缅友好关系是主流 ,近代以前中缅边界问题并不突出。 1885年英国完全占领缅甸以后 ,由于英国的侵略 ,边界问题突出了出来 ,出现了中缅边界北段、中段、南段的问题 ,并诱发了片马事件、班洪事件。片马、班洪事件表明了我国各族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决心。 196 0年 ,中缅两国政府签订了友好条约和边界条约 。

日本遣唐使昆仑、林邑漂流与渤海辗转——以开元年间平郡广成的归国事件为中心

作为唐代东亚海域交通史上的特殊案例,开元二十二年(734)日本第10次遣唐使判官平郡广成在昆仑、林邑等地的漂流事件,暴露了同期日籍人员在东亚海域海难自救辗转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唐王朝对此采取积极有效的营救措施与处理预案,反映了8世纪中上叶唐日亲善关系构筑期唐对日政策的重要侧面,以及安南都护府作为日本遣唐使漂流中转地与入唐口岸,在同期东亚海域海难救援机制中的历史定位。平郡广成一行最终经由渤海辗转归国的史实,是同期渤海发挥唐日交流中转效用的重要依据。从中可见唐王朝在东亚区域事务中的宏观管控,及8世纪中上叶渤日结盟关系演进的历史背景,对遣唐使归国辗转的协调与应援。

论清代大黄制夷观念发展强化的原因

清代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强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大黄被中原王朝视为重要药材以及大黄陆海两路贸易的相继发展,大黄发展成为“控驭外夷之具”而付诸实践。在乾隆五十一———五十七年关闭恰克图贸易期间清朝实行大黄制俄。在制俄实践中,为查禁大黄而查禁毛皮,从而引起了系列连锁反应,对清代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强化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大黄由对付陆路之夷扩展为对付陆海两路之夷,大黄制夷观念发展为茶黄制夷观念,并付诸于实践。清代社会按成案、成例处理类似事务的严格要求,使得错误观念产生后重重叠加,不断强化,而在不同程度、不同侧面有利于大黄制夷观念消解的因素不受重视,甚至被扼制。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清代大黄制夷观念不断发展强化,并在鸦片战争时期盛极一时。

中国在东盟的软实力建设进程及问题

2012年,中国与东盟自1991年建立的友好关系已进入第三个十年。回顾过去20多年的发展,中国一东盟的关系经历了一个飞速发展的过程,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中国在东盟软实力建设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当前,中国对东盟的软实力建设在不断推进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而这类问题也是中国当前软实力外交的通病。本文将在简要阐述软实力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在东盟的软实力建设进程做一归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当前中国在东盟软实力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此类问题,本文将给出相关建议。

蒋廷黻与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

蒋廷黻对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是其在中国近代外交史领域的重要贡献之一.具体而言,蒋廷黻基于对外交史料的重视,推动了近代中日关系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把握与引领学术前沿,对«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等著作进行学术评介;探索以朝鲜问题和东北问题为核心议题的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学术化书写,强调“近代化”对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并从东亚变局出发阐释甲午战争划时代的影响.蒋廷黻从近代中日关系史和两国历史对比出发,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必败命运,并提出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战略.

从三国干涉还辽和李顿调查团的比较看国际干涉

三国干涉还辽和李顿调查团是两幕异曲同工的历史丑剧。前者俄、德、法三国扮演了倾向中国压制日本的角色;后者调查团五国则打扮成一副不偏不倚的"中立"面孔。结果是发人深思的,俄、德、法仅三国能迫使日本退还赃物,而国联当时有四十几国竟不能制止日本的侵略。对西方国家两次关于中国问题的国际干涉作客观的比较,可以看出在国际干涉的背后掩盖着的利益关系。

中国亚洲安全观的理论创新

中国的亚洲安全观摆脱了西方传统安全观的旧思维,立足新的安全视野,设计新的安全思路,追求新的安全目标,实现了亚洲安全观念的重大理论创新。亚洲安全观的提出无疑有助于改变亚洲国家的安全思维,促进转型期亚洲安全的良性发展以及中国周边环境的和平与稳定。

明末壬辰战争与中国海商

明万历二十年(1592),在朝鲜大地上出现了一场悲壮、激烈的中朝人民共同抗击侵略者的战争,即著名的壬辰战争。在此次战争中,中国海商的表现颇值一提。他们于日本发动战争前冒险回国递告军情,在战争打响后联络日本的和平力量,架构中日和平通商之桥梁,为朝廷拟定正确策略和减少战争伤亡做出了贡献。

“日韩合并”与间岛朝鲜人的国籍问题──兼论中日两国在朝鲜人国籍问题上的政策纷争

间岛朝鲜人的国籍问题，在“日韩合并”后日益突出。日本公然宣称间岛朝鲜人皆为“日本臣民”，企图破坏《间岛协约》体制，并将其领事裁判权扩大到东北全境。为了获得土地所有权和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压凌虐，间岛朝鲜人加入中国国籍的愿望日益强烈；中国政府亦将间岛朝鲜人的归化入籍视为阻止日本侵略的有效手段，相继出台“国籍法”及其实施细则，对朝鲜人入籍由严加排斥和限制逐渐转为积极海纳和鼓励，借以扼止日本势力的进一步蔓延。

明清士大夫与琉球

明清时期 ,琉球是中国的一个藩属国 ,中国士大夫在中琉交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士大夫册封琉球 ,精心培养琉球来华之留学生 ,并在日本吞并琉球的事件中各抒己见 ,商议对策等。明清士大夫与琉球的交往 ,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中国与琉球的外交关系 ,反映了明清中国的对外政策。

新中国成立以来领事保护的“国家特征”(1949～1977年)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是中国领事保护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虽然这一时期新中国政府在国内制度上体现出对华侨权益的重视,然而由于受到国际环境与国际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较大影响,基于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的考量以及国家—社会关系中国家的主导特征,领事保护中的国家利益与"侨民"利益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张力与矛盾,领事保护的"国家特征"较为突出。因此,中国领事保护的现代"人本"转型一直拖延至改革开放之后。

福州地区中琉友好关系遗存考

福州地区中琉友好关系的遗存史学界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考查与研究 ,但均不全面。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 ,结合实地考查 ,将这些遗存分成三类 ,并补充了前人所未研究过的遗存。

从朝鲜《吏文》管窥明代外事文书的办理流程和行政效率

朝鲜《吏文》是古代朝鲜学习文字时格的范本,《吏文》所选93篇文书与明初的表笺之祸有关。通过对《吏文》文本分析,借助其装叙结构可以清晰展现明初外事文书的办理流程,并进而剖析明初外事工作严肃严谨、文本至上、责事到人、流转规范、运转高效等诸多特点,从中可以管窥明朝构建大国礼治外交体系的作为和努力。

中韩关系与东亚形势──纪念中韩建交七周年

１９９２年８月 ２４日中韩正式建交，标志着两国关系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两国在政治上，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在经济方面，两国贸易机构和贸易额与日俱增；在文化方面，两国文化交流得到了逐步的发展。中韩建交、相互合作，实现了优势互补，促进了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也促进了韩美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同时对实现我们祖国的统一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越南第三国家档案中心馆藏中越关系档案评介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越关系史一直备受关注。2023年12月,习近平在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时,提及中越两国交往的多个历史瞬间。要将相关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如何对越南国内档案文献加以发掘利用是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外国研究者能够直接利用越南外交部、越南共产党中央办公厅、越南国防部等部门档案的可能性极小,对研究者开放的涉及1945年以后中越关系的档案主要集中在河内的越南第三国家档案中心有关中国台湾地区与南越政权之间往来关系的档案主要保存在越南第二国家档案中心。。本文主要介绍第三国家档案中心馆藏中越关系档案,并就其学术价值进行评述,以供学界参考。

上海外国资本家与中日冲突之演变(1931-1932)

20世纪30年代初,外国资本家已成为上海权势结构的组成部分。关于他们在中日冲突中的行为,世间流传着非黑即白的脸谱化认知。回归历史现场,他们的行为具有多歧性,其真实想法是渴望消弭抵货运动,维系特权。抗战不仅是民族国家的博弈,也是阶级的相互作用。外国资本家的集体意识,源于其双重社会存在。作为治外法权造就的贵族,他们为特权而欲打压中国群众运动;作为先觉的资产阶级,他们又将现代价值带给民众;而初觉的中国平民,发动抵货,戳中其软肋。恰如马克思所论,他们陷入困局,钱包、王冠不可兼得。民众继续抵货,他们不愿放弃其一,遂诉诸速战速决的武力。此相互作用,即中日冲突有限暴力化、有限损华化的社会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