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安保三文件”下的强军计划论析

随着岸田政府在2022年12月出台“新安保三文件”,日本的军力建设迎来重大转变。日本打破了国防预算“GDP 1%”原则以及“专守防卫”原则,试图大幅提升国防预算并全面强化军力,以期成为“能战”的军事强国。“新安保三文件”的出台动因有多方面,包括日本对周边国家“威胁认知”的偏差,日本配合美国的军事战略、加强日美安全合作的需要,以及日本国内更加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在发展前景上,日本强军计划并非完全乐观,其国防预算增长计划有可能无法得到全面落实、“和平主义”思潮以及“募兵难”问题也会对日本的“军事大国化”起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

冷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构建:观念与政策

冷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构建问题应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地区秩序与国际秩序有相通之处,但也有其独特性。地区范围、地区制度框架及地区统合原则是地区秩序的构成要素。在东南亚秩序构建进程中,日本形成相互并存的、多层次地区概念。从亚太到扩大的东亚、“自由与繁荣之弧”和“两洋交会”再到“印太构想”,日本的地区秩序观经历经济导向、价值观导向及印太框架3个时期的演变。日本从强调包容性转变为强调同质性,价值观外交愈发突出。日本通过双边与小多边主义强化安全合作,安全议题的分量不断上升。以新版“安保三文件”为指导,日本在2023年推进名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的安全合作新框架,使援助外交从单一的经济发展援助走向“经济+安全”双轨并行的新态势。日本从均势与陆海对立的思维定势出发,地区概念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试图借此阻滞与稀释中国的影响力。

俄乌冲突背景下的法国应对:动因及影响

俄乌冲突是全球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事件。冲突爆发前,法国奉行“强硬+对话”双管齐下的对俄政策,尝试重启法俄战略伙伴关系并寻求调解俄乌危机,乌克兰并非法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冲突爆发后,法国调整对俄、对乌政策。在政治层面,坚定支持乌克兰、谴责俄罗斯,从安全导向转变为价值观导向、从倚重双边走向依托多边和小多边外交;在经济上,领导并参与欧盟、G7对俄经济金融进行制裁,法国大公司从犹豫迟疑到有限退出俄罗斯市场并谋求参与乌克兰重建;在军事上,一方面加强在北约东翼及东南侧的部署,另一方面对乌军援从不透明走向透明、从谨慎走向高调,并减少与俄军事联系。法国批俄挺乌、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态度从反对到支持,旨在维护国家利益,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的压力、欧盟内部权力结构东移的变化,希望塑造其战略自主及在欧洲未来安全架构中的主导地位。俄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法国在外交、国防、能源这三个领域进行转型,并对法俄双边关系、欧俄关系及全球大国关系造成冲击,这些都将对全球转型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菲律宾小马科斯政府南海政策国际话语策略的大数据分析

小马科斯执政以来的南海国际话语炒作是菲律宾国内政治意见领袖推动,以“弱者叙事”和国际话语“依附”为基本手段,寻求菲律宾南海利益主张与美国“印太战略”捆绑的外交策略。菲律宾媒体和国际媒体报道量、信源、细分议题等大数据分析表明,虽然菲律宾南海议题报道量波动趋势与国际媒体基本吻合,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菲律宾炒作南海国际话语的政策效应,但是,南海议题的信息发布和议题设置权仍然被美西方主导的国际媒体所掌控。菲律宾政府以国际话语为抓手,借势域外干涉势力,谋求南海权益的策略,实际上沦为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分而治之”的工具。亚太秩序结构性变迁大背景下,菲律宾的南海政策恶化了地区形势,也将中菲南海争端的最终解决拖入更复杂的境地。

从使行看朝鲜王朝对日观的流变(1763-1882)——以《赵济谷海槎日记》《日东记游》《使和记略》为中心

朝鲜王朝派出的赴日使者,其行记中的评价是朝鲜王朝对日观的集中体现。通过《赵济谷海槎日记》《日东记游》《使和记略》三篇不同时期的赴日行记,可以看出朝鲜王朝的对日观经历了“以日为夷—以日为邻—以日为媒”三个阶段的流变,而这种流变实质上反映了朝鲜王朝脱离宗藩关系并寻求独立国家地位的过程。朝鲜王朝对日观所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三个原因,即朝鲜王朝国内实学思想的发展和开化思想的出现、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变动,以及朝鲜对外方针的转变。此外,也不能忽视行记作者个人因素所造成的对日观的差异。

程永超:《“华夷变态”的东亚:近世中国、日本、朝鲜三国关系史的研究》

一、以“称霸世界”为目的,丰臣秀吉在天正十九年(1591)命国内诸将先行准备,来年渡海侵略朝鲜半岛,完成前人未尽之大事。从秀吉官宣的目标看,那是一场最终以征服明朝为导向的侵略战争,若以彼时之语言来称呼,秀吉从“天下人”踏上“入唐”之路,进而成为世界的“天下人”。[1]天命并未继续给予这位战争狂人更多的眷顾,兵势受阻、议和失败,临终前的政权“托孤”已是无力回天。然而,战场的硝烟遗祸未随秀吉的逝去而消散,东亚三国的局势依旧未稳,关原之役、后金崛起,而朝鲜虽有誓师复仇之心,奈何天朝要求“自固为上”,又恐受诬“阴节日本”之名,左右为难。受万历之役所累,明朝元气究未恢复,加之思宗刚愎自用,内政外交昏招迭出,终失其鼎,天下逐之。至此,明清鼎革,华夷为之一变。

法国能源自主危机与中法能源合作前景

美国凭借石油美元的霸权基础,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能源霸权和美元霸权,使其不但可以到处收割霸权红利,更是极力占据油气等重要能源供应渠道,从而对欧盟及其西方同盟国进行能源控制,迫使其按照美国的意志行事。随着乌克兰危机的升级欧洲天然气供应出现了严重危机,这也迫使欧洲各国对美国的能源依赖进一步增强。然而,法国的能源高度依赖核能,长期以来避免了美国的能源霸权干预。因此,法国也能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但随着尼日尔、加蓬等国政变频发,法国廉价的铀矿供应出现断链风险,法国的核能安全已无法保障。长期来看,法国能源的独立自主恐将动摇,中美大国关系的关键“平衡木”也将岌岌可危。在此背景下,中法间加强能源合作,稳定中法能源安全和能源收益,不仅将成为中法共同诉求,也有利于拓展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空间。

欧盟与北约关系的演进逻辑及发展趋势

作为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与北约关系的实质是欧美关系,属于跨大西洋同盟的派生和延伸。依托于跨大西洋同盟框架,欧盟与北约关系以欧美关系的调整与变化为主轴,经历了一个从派生性关系走向“战略伙伴关系”并继而浮现“联盟化”趋势的渐进发展过程。特定国际形势下的美国对欧政策、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欧美关系是影响欧盟与北约关系演进的重要因素。“联盟化”趋势的浮现反映了欧盟与北约关系的新变化,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其局限性依然明显。今后,竞合并存、合作性竞争将是欧盟与北约关系的基本特征与主要互动模式,“联盟化”趋势中竞合同步深化或将是一个突出特点。欧盟与北约关系的演进不仅关涉跨大西洋关系的未来,而且深刻影响全球政治与安全格局,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带来严峻挑战。

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信息空间的活动探析

近年来,在俄乌冲突引发的国际及中亚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的背景下,美国明显地加强了其在吉尔吉斯斯坦信息空间的活动。研究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信息空间的活动对我国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发达的集非政府组织、媒体于一体的发挥信息影响的基础设施。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信息空间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对当地媒体和记者提供支持,提高民众的媒体和信息素养,帮助改善媒体的法律环境。美国一直在吉尔吉斯斯坦信息空间深耕的主要目标一是借助信息手段影响该国社会政治局势,二是抑制主要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影响力。

同盟关系下美日菲三边关系走向及影响

美国高度重视亚太军事同盟网络化和小多边化,将其作为推进“印太战略”、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的重要工具。在美国大力推动及日本和菲律宾积极配合下,美日菲三边关系迅速升温,三边合作呈现机制化、升级化和拓展化新趋势。美日菲不仅建立包括首脑峰会在内的磋商机制,而且进一步升级三边防务合作关系,并将三边合作由安全领域向经济与科技等领域延伸。三国加强合作,既有通过发挥“狼群效应”牵制中国的共同战略考虑,又有各自的利益算计。美日菲三边关系转型,挑动台海局势紧张,加剧地区安全局势阵营化与“新冷战”风险,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阻碍中日、中菲通过对话与磋商解决海洋权益争端。

中日韩三国合作“引重致远”

2024年5月27日,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韩国首尔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韩国总统尹锡悦共同出席会议,并发表《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中日韩知识产权合作十年愿景联合声明》《关于未来大流行病预防、准备和应对的联合声明》等系列文件。

莫迪执政以来的印度与以色列安全合作:现状、原因及对华影响

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和以色列的安全合作迈上了新台阶。莫迪高度重视与以色列的合作,成为首位访问以色列的印度总理。在印以领导人的战略引领和相互支持下,双方军事贸易规模愈趋增大,在海军、空军、网络安全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果。印以安全合作的主要驱动力有两国相互借重的战略需求、打击恐怖主义及预阻极端思潮蔓延、维护印度洋权益、美国助推印以合作等。印度的“西联”外交使其对外政策更加平衡,但其与美以等国在安全领域的深度“捆绑”对中国的中东政策顺利推进提出了挑战。在强化与以色列合作基础上,印度推出了新的互联互通计划对冲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同时印以合作进一步增强了印度在南亚的实力地位,可能刺激印度采取更为冒险的对华政策。

日本政府介入台湾问题的话语设定与路径选择

从台海外部环境看,长期阻止两岸“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进程的两大外部因素是来自美国与日本的战略干扰。现阶段,日本在积极配合美国对华“遏压”的过程中,也倾向于将介入台湾问题与推动“印太战略”相挂钩,如将中国内地在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和相关行为渲染为对中国台湾的“威胁”,意图在话语设定上紧抓“和平”主导权的同时,加大在外交、经济、军事等领域介入台湾问题的力度。日本此举直接导致关乎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一个中国原则遭到掏空与虚化。对此,中国一方面应围绕台湾问题与日方划定红线,另一方面坚持推动日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政治定位,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性的双边关系。

岸田政府“印太新计划”的内容、动因与前景

2023年4月,继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印度发表《印太未来》演讲后,日本政府正式推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新计划”。这一计划旨在响应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强化日本的“印太构想”,强调通过“平等对话”和“平等伙伴关系”来增强合作,并提出新四大支柱:和平与繁荣规则、以“印太”方式应对挑战、多层次互联互通、海空安全保障和安全使用举措。该计划反映了日本外交受区域政治经济变化、日美同盟加深及国内政治右倾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未来同样面临国际局势动荡、国内形势低迷和区域国家不支持等多重挑战。但新计划的持续推进将对中国发展和中日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值得持续关注。

印度强化与“全球南方”关系:战略雄心与制约

“全球南方”日渐成为塑造国际格局和秩序的重要力量,受到各方重视。印度认为“全球南方”对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和促进经济转型意义重大,并自我定位为“全球南方”的“代言人”和“领导者”以及连接“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桥梁,旨在提升在多边机制中的话语权、扩展在大国博弈中的回旋空间、削弱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以及深化印美关系。印度主要通过加强与“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磋商、扩大发展合作、推进防务交流、重视运用软实力等举措进一步密切与“全球南方”的关系。印度强化运筹“全球南方”,既凸显其外交政策的历史延续和现实升级,也折射出印度从“大国梦”到“世界导师”的战略雄心,同时还反映了美西方拉印制华的全球地缘政治变局。印度加强与“全球南方”关系具有浓厚实用主义色彩,加之其自身综合实力不足,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不愿在中美印等国家之间选边站队,印度利用“全球南方”实现其战略图谋难以达到预期。

尹锡悦政府“对美追随”的权力逻辑——基于关系理论

韩国长期扮演权力受者,让其误认为不安全的最大根源是自身力量相对周边大国薄弱。冷战后,韩国不仅内化了中等强国身份,而且借助周边大国的力量,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同时积累权力资源、发挥影响力。中等强国身份要求韩国预测外部压力并加以适应。尹锡悦政府将“全球枢纽国家”“全球战略同盟关系”作为韩国对外政策的总体目标和优先目标,是预测外部压力加以适应的体现。在关系理论视角下,韩美之间已经建立起权力交换的“人情”机制,“回报”规范要求韩国满足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需求。通过权力交换机制,韩国不仅从个体、结构、关系三个层面获得权力资源,而且加入美国建立的“小多边”也为其提供了发挥影响力的平台。

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下新加坡平衡外交的发展解析

在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下,新加坡平衡外交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对美外交以寻求支持为重点,提高对美合作的主动性;对华外交以增进互信为重点,坚持理性务实的主基调;地区外交则以“再平衡”为重点,意在影响和塑造中美关系的走向。对新加坡来说,这些发展既是提升战略自主程度、追求“小国大外交”的需要,也是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打造科技创新中心的需要,还是塑造大国间竞合关系、维持地区均势格局的需要。不过,与美国的深度伙伴关系、实用主义的政策逻辑以及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加坡平衡外交政策的发展。对此,中国应持理性态度,并需要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予以积极引导。

中亚地区军用无人机的发展与运用

为掌握近年来中亚五国在军用无人机领域的基本情况,基于文献资料,从中亚的地理和区域特征入手,对中亚五国的无人机保有类型、发展及其应用进行分析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面向中亚开展无人机等领域科技合作等建议。中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之一,也是国际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地区。当前,无人机的发展方兴未艾,特别是军用无人机近年来在各种烈度武装冲突中的广泛应用,为现代军事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变革提供了契机。

东盟一体化背景下日本对湄公河国家援助:动因、路径与评估

不论是出于助力东南亚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东盟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性区域合作构想,还是基于与一体化水平更高的东盟合作实现经济与政治利益最大化的自身需求,日本对湄公河国家的援助都与东盟一体化进程呈现某种程度的相关趋向。这种相关性随着地区内外环境的变化发生适度调整,从而使援助的规模和形式呈现因时因势的起伏。总体看,东盟共同体背景下对湄公河地区的援助对于弥合地区发展差距、促进经济一体化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日本也得到了经济回报和政治外交收益。但援助与“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外交理念相捆绑,并成为“印太”战略推进工具,将对东亚地区合作带来消极影响。

韩国对美国“印太战略”态度演变的动因探析

美国的“印太战略”旨在通过对盟伴体系的国际动员以制衡中国。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核心盟国之一,韩国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态度值得关注。2017年11月至今,韩国政府对“印太战略”的态度总体上经历了中立(2017年11月至2019年3月)、有限支持(2019年3月至2022年5月)和积极参与(2022年5月至今)三个阶段。本文研究发现,韩国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态度演变是韩国政府的压力认知、威胁认知和利益关系认知共同作用的结果。“印太战略”提出至今,韩国政府的压力认知、威胁认知和利益关系认知有不同程度的改变,导致韩国政府对“印太战略”态度由“中立”转向“积极参与”。韩国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态度演变,体现了韩国政府在中美之间的“选边困境”中逐渐偏向美国的本质,会对韩国与中美两国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也会影响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局势。不过受限于国内政治、利益分化、战略分歧等因素,韩国对于“印太战略”的参与进程也存在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