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构建:观念与政策

冷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构建问题应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地区秩序与国际秩序有相通之处,但也有其独特性。地区范围、地区制度框架及地区统合原则是地区秩序的构成要素。在东南亚秩序构建进程中,日本形成相互并存的、多层次地区概念。从亚太到扩大的东亚、“自由与繁荣之弧”和“两洋交会”再到“印太构想”,日本的地区秩序观经历经济导向、价值观导向及印太框架3个时期的演变。日本从强调包容性转变为强调同质性,价值观外交愈发突出。日本通过双边与小多边主义强化安全合作,安全议题的分量不断上升。以新版“安保三文件”为指导,日本在2023年推进名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的安全合作新框架,使援助外交从单一的经济发展援助走向“经济+安全”双轨并行的新态势。日本从均势与陆海对立的思维定势出发,地区概念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试图借此阻滞与稀释中国的影响力。

冷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脉络、逻辑与影响

冷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演变脉络呈现明显的阶段性调整,包含政策领域与政策路径等。在此过程中,日本突出东南亚外交的政治色彩并全面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各领域双边关系,在持续深化经济外交的基础上取得了经济合作机制化建设进展,且正致力于推动与部分东盟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及其机制化建设,进而试图主导地区秩序构建。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政策逻辑主要体现在国家战略转型、地区框架建构与大国关系互动3个层面。其中,日本国家战略的目标诉求与实施路径,始终对其东南亚外交起到规范作用;日本对东南亚外交既是地区框架建构进程的有效组成部分,又受其规范与制约;日本始终需要考虑美国、中国等大国因素,且美国因素是约束日本外交取向的首要因素。冷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外交深化了日本与东盟国家间双边关系,为日本自身的国家战略转型提供路径支撑,但在地区层面上则导致东亚合作框架泛化、东盟中心地位弱化以及地区安全局势不稳。

美日重塑印太地区秩序与日本的角色变化

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日联合重塑印太地区秩序的步伐加快。日本改变以往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搭便车”的习惯,通过积极的“印太战略”外交,已经逐渐转变为美国重塑印太地区秩序进程中不可或缺的辅助者。特朗普政府时期,日本影响了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拜登政府时期,日本弥补了美国国际领导力的不足。美日在联合重塑印太地区秩序中形成更加紧密的互补关系,美日主从关系地位已经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日本角色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试图以此留住美国,确保美国安全承诺的有效性,并在国际秩序变革中谋求有利的国际地位。美日在未来国际秩序走向、对华竞争手段等方面仍然存在分歧,但一系列强化同盟关系的举措只会让日本在面对中国崛起时更加依赖美国。

亚裔美国人故土利益游说对中国的影响分析

亚裔美国人的故土利益游说发展缓慢,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即族裔游说普遍面临的爱国主义困境,亚裔内部多样性导致的重大不团结,亚裔次族裔故土间的相互矛盾。这使亚裔美国人故土利益呈现高度分化,主要包括完全对抗型、部分对抗型和非对抗型三种:完全对抗型游说很大程度上会使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利益零和博弈在美国国内政治得到完整体现;部分对抗型游说使中国周边地缘政治显著映射在美国游说政治中;而非对抗型游说更多反映的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为应对亚裔美国人游说的可能发展,中国需要准确判断美国族裔游说的未来发展趋势,准确判断亚裔内部各次族裔团体的游说能力和影响力的可能变化,预判未来涉及中国的游说议题的可能发展。中国应以上述判断为基础,以亲大陆华裔为核心,联合友好的亚裔次族裔团体和其他族裔团体,推动亚裔游说朝向有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发展。

美国东亚遏制战略对20世纪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关系在经历池田内阁时期的高速发展后,到佐藤内阁时期出现突然的降温和滑坡。导致中日民间贸易关系出现突变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实施改变了日本战后在亚洲的贸易结构,使得中日贸易关系对于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大为下降;与此同时,伴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和升级,美国要求实现日美远东战略换肩,这促使日本对其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以加强对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配合。

济宁市嘉祥县石灰岩矿山地质环境评价与治理

在对嘉祥县石灰岩矿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矿山环境地质问题评价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评价体系,其中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分为2个评价指标,矿山环境地质问题评价分为2种要素3个指标,同时将矿山恢复治理难易程度也作为一个评价因子。评价过程中对各指标危害性大、中、小程度均单独赋值,然后将各指标的分值进行叠加,确定出矿山环境地质问题的等级,将概划出的13个评价单元分为极差、差、一般3个区。提出了强化矿山管理、植树造林、科学避让、修建拦水坝等保护与治理措施及建议。

后冷战时代印美关系的发展及动因

后冷战时代,印度与美国在政治关系走向融洽,同时高层交往不断、经济合作得到发展、军事交流恢复与加强,使印美关系得到改善与发展。美国与印度在后冷战时代都把对方看成是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对象,这就是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与印度的关系不断改善与升温的动因。

“丝绸之路经济带”视角下中美中亚竞合关系

中亚历来是大国博弈场所,在不同地缘政治因素中,中美中亚竞合性质不同,而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实施,有整体加剧趋势。从地缘资源来看,中美不存在直接冲突,"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商业竞争。从地缘位置来看,中美"新丝绸之路"存在不同战略目标,有相似战略手段,因而具有一定战术合作空间。从地缘环境来看,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可能引发美国试图通过地区合作加强对中亚控制,导致中美在中亚制度竞争。中国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中美中亚竞争加剧伤害"丝绸之路经济带"实施。

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关系研究述论

随着澳大利亚白皮书明确将其与美国、日本、中国和印尼的关系列为最为重要的四大外交关系,学术界日益重视对澳大利亚对外关系和外交决策的研究。本文对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关系的研究进行回顾和评析,并提出一些学术设想。

发展—安全互动演进的区域逻辑:以湄公河下游区域为例

发展—安全联结是国际安全领域的重大课题,它们的互动关系深刻影响着全球秩序与安全事态,这在"区域"这一国际互动与研究的关键层面尤其显著。通过引入"发展"这一关键变量,提供一个包括"发展"在内的"区域发展—安全复合体"分析框架,探究发展区域主义在区域安全与互动演进中的角色作用。湄公河下游区域是东亚发展—安全复合体塑造与演进的典型案例,通过各种发展合作活动,该区域的发展—安全复合体实现了从初级到深入的演变,从安全互动主导的"战争前线"转变为发展与安全和谐互促的"商业走廊"。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区域主义起着关键的能动作用,在物质、制度、文化等方面改变着区域的互动与结构,也造就了湄公河下游区域发展—安全复合体复合中心性与多元性、兼顾开放性与自主性以及在规范性与灵活性间寻求和谐的特征。

中美竞争格局下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以及菲美盟友关系的新挑战

东南亚地区正在经历着权力格局的变迁,区域内国家的外交战略不得不随之进行调整。在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下,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不得不选边站队,在“亲美反苏”或“亲苏反美”之间进行选择;在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单极格局下,东南亚国家实行对冲战略的不选边立场,出现了在政治安全上“亲美”和在经济上“亲华”的“既亲美又亲华”的现象;在中美竞争格局下,东南亚国家面临着选边站的压力,但并不必然走向站队,即在“亲美不反华”和“亲华不反美”之间进行选择。在新的地区格局下,菲美盟友关系面临着三大挑战:共同战略威胁的消失、军事合作的不稳定性以及经济合作动力不足,菲美传统盟友关系的调整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大理石文化述略

文章从大理石悠久的开采历史、丰富多彩的大理石种类、深厚的文化渊源等方面充分论述大理石文化及对大理石文化的弘扬和发展的意义,特别是大理旅游业的蓬勃兴旺,更加促进和带动了大理石工艺品的发展和开发利用。从大理石的功用、审美两大属性阐述大理石文化的价值,具有相当的民族文化内涵。